..续本文上一页杀,又放其生，既能放生,又以法济令生净土。如是用心，报满之时，九品莲台高步无疑矣。普劝世人,幸勿以我德薄人微而不信其语也。[《戒杀放生文后序》，第3378页]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间之大恶曰杀生”，净业三福之第一福便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可见戒杀在净业修行中的重要性。慈悲心是成就佛道的正因，依心量的大小又有境界的浅深不同：爱缘慈，对自己喜爱的即慈悲；众生缘慈，爱自己喜爱的，并能推广，即所谓博爱；法缘慈，建立在了知一切众生与我同一本体这一理论基础上的慈悲；无缘慈，佛即无条件之慈悲，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莲池认为，就放生一事，如果所存的善心大，则是发大菩提心，所得放生之福即是超越世间的出世之福。净业行人以此功德回向，必然助成净业。
可以看出，莲池将放生的活动作为净业行人的修行方式，希冀以此培植行人的慈悲心，继而作为圆成佛道之远因。
念佛、放生是莲池的重要思想，这直接体现在他组织的放生会规约中。此《上方善会约》(会员每月在上方寺聚会，诸上善人同会一处，故名)规定，该会的宗旨为“读诵大乘戒经，兼之放生念佛”。其中第五条“放生约”规定：“梵网第二十轻戒有放生之文，兹议各各随便具放生银，不拘多寡，不拘有无，或自买生来亦得。[《上方善会约》，《云棲规约》附集，第4941页]就是说，会员可以随缘随力出银购买生物，或者自己买来放生也可以。与此同时，为避免结社放生带来的弊端，莲池还主张随买随放，自录善行：
结社放生，信是美事，然或身忙者，难于定期，财歉者苦于随众，而罔利者，或反为预捕多捕以求售，今更立简易一法，佐使并行，不拘时日，见即买放，于某月下书某日放生若干，巨生以个数计，细生以斛数计，岁终总算，存以自考。[《放生图说》，《遗稿》卷三，第4774页 ]
莲池提倡的念佛与放生的结合，成为居士在家修行的重要方式。莲池门下大居士陶望龄、虞淳熙等，各各组织有贤德之士，成立了类似的放生社。一时，放生活动在杭州一带非常盛行。
第四章 莲池大师与明末居士佛教
居士，顾名思义即为居家修道之士。自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居士即担当起弘法、护法的责任，在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居士佛教，意指“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和各类修行、护法活动”[ 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第4页]。明末的居士佛教在“三教合一”思潮及佛教复兴的大背景下，藉由四大高僧相继出世的因缘，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局面。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中，记载明代居士传的第三十七卷至第五十六卷共计一百零七人，除四个例外，正传六十七人及附传三十六人均为万历年间以至明朝衰亡期间(1573—1661)的人物[ 释圣严《明末佛教研究》，东初出版社，1981年2版，第253页]。圣严法师认为，明末的居士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是亲近出家的高僧而且重视实际修行的，另一类则信仰佛法、研究经教却未必追随出家僧侣修学的读书人。……第二类型的居士，大抵与阳明学派有关，所谓左派的阳明学者，便是理学家之中的佛教徒，而且这一批居士对明末佛教的振兴,有其不可埋灭的功劳。[ 释圣严《明末佛教研究》，东初出版社，1981年2版，第267页]
其中，第二类型以李贽、袁宏道、陶望龄、焦弱侯等为代表人物，他们由阳明心学倾心佛学，继而成为佛教居士，对推动明末佛教的发展与复兴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章主述莲池大师门下的居士团体，对两种类型的居士均有涉及。
第一节 莲池大师门下居士及其成就
明末政局动荡不平，佛教僧俗常因涉足政事而身受牵连，甚或遭遇不测。晚明四大师中，紫柏真可、憨山德清皆积极致力于入世涉俗、救世利生之举，毕生为弘传佛法、振兴丛林奔走于权贵之间，亦因此而身陷囹圄：真可因妖书事件被诬入狱，从容坐化；憨山因“私建”海印寺之罪充军雷州，五年始归；明末著名的佛教居士李贽，亦因官事下诏入狱，自刎其中。明末高僧修行、度生的方式不尽相同，与紫柏、憨山入世救世的风格相比，莲池则以清修化世另辟天地。莲池幼时便对其父“带一官字慎勿为”之训诲拳拳服膺，自言：“后观亲识中，坐此而败者十七八，由是推而广之，即为官亦所不愿。出家后，又推而广之，不敢妄干有官大人。并诫徒众，不得乞缘出入于官家，不得倚官势与人构讼，安贫守分，幸免于大衍。”[ 《远官字》，《竹窗二笔》，第3849页。所谓“带一官字”，即“先君子云：领官钱，织官段，中官盐、和官保，乃至入官府为吏书，交结官人，嘱托公事之类皆是也。”]在明末动荡时局中，云棲道场能够安然度生，应该说得益于莲池远离权贵、奉法惟谨的处世态度。莲池弟子广润，在《云棲本师行略》中曾就此事有所感慨：“隆(庆)万(历)以来，法门之以事波及者亦往往闻之，独此地青山白云，依然无恙，而流风余韵，身后犹存。诚哉，百炼金刚，足为千古模范，不特一代典型而已。”[《云棲本师行略》，第5167页]
莲池平生“尚真实而贱浮夸，甘穷约而羞名利”，唯以“南无阿弥陀佛”为务，并以因果、念佛、放生化导群萌，为僧俗树立了高尚的人格榜样。正如圣严法师总结的那样，莲池大师“着重实际生活中的威仪细节，细入牛毛，也着重对于忠君报国、待人接物、济物利生、因果报应、修持感应等信念的阐扬，可谓不遗余力。”并指出：
唯有这样一位大师，始能受到当时众多居士的崇敬和亲近，若仅以学问艺术及事业为专长的僧侣，不会得到居士群的拥戴，最多将之视为方外的朋友而不会为之心折。仅重于禅修或持戒念佛的僧侣，虽受尊敬却不会被居士们奉为指迷的良师。唯有像莲池大师这样的高僧，始能受到众多士大夫居士们的亲近承教。[ 释圣严《明末佛教研究》，东初出版社，1981年2版，第266页]
《居士传》卷五十马邦良传中，有这样一句话：“殿西有二楹，供养云栖、紫柏二大师，而云栖香火尤盛。” [《居士传》卷五十，(清)彭际清著，成都古籍书店影印，2000，1，第273彩缤纷页]由, 此也可想见，紫柏与莲池，同具真知灼见和救世度生的菩萨精神，而莲池讲求真修实行，提倡德行为本、净土为归的修行风范，更好地顺应了明末居士佛教界的宗教需求，在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莲池在家弟子不下千人，犹以士大夫阶层居多[ 据克里斯廷统计，《居士传》所载莲师弟子中，有九人为进士，其中两人官居要职，载于官方历史(严敏 卿传见《明史》193卷；陶望龄传见《明史》216卷)。与莲师通信的居士约四分之一有正二品到从七品官阶，多任郡伯、邑令、中丞、大理丞、翰林院编修等职。多数是文官，也有几个武官。]，遍及浙江、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南、山西、福建等省。据圣严法师统计，《居士传》中所列明末居士亲近的高僧共有二十八位，其中以莲池大师最具影响力，大多数居士属其门下，或曾接受其指导教化。现据《居士传》等资料，及莲池与各居士的来往信件[《莲池大师全集》收莲池大师与居士来往信件约二百封，通讯者约一百人。]，介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位。
严讷(1512—1585)，字敏卿，苏州常熟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官翰林院侍读。后迁吏部尚书，力振铨政，人称严青天。拜武英殿大学士，寻致仕归。平生乐善好施，民甚德之，称之曰严老佛。居常信奉佛法，归心净土，适时“莲池宏公以净土法门倡于云棲，敏卿实为外护。”[《居士传》卷四十，(清)彭际清著，成都古籍书店影印，2000，1，第201页]严敏卿为宋代宗晓辑撰的《乐邦文类》作序，序中秉承莲池禅净不二之理路，阐述了唯心净土与西方净土不二之理：
古今，吾心之古今也，延极三世而不可际也；刹界，吾心之刹界也，广被无边而不可穷也。净而四圣，染而六凡，吾心之四圣六凡也。不曰唯心，将安所而求乐邦也？诚知唯心，必不能无事于乐邦也。蠢尔含生，远自无始，于无生而妄生，于无我而执我，三缚十使，习染久矣。非藉济愿船，栖灵圣域，则菩萨尚迷于隔阴，声闻有昧于出胎，乃下焉者而可自期不退哉！文殊，七佛导师也，无生忍非不证也，而受记往生；善财，一生圆旷劫之果者也，第一义非不闻也，而发愿导归。不事乐邦，将何修而尽惟心之妙也？[《居士传》卷四十，(清)彭际清著，成都古籍书店影印，2000，1，第200页]
而唯心、西方不二，正是基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心即是佛，佛即是生。念佛即是念心，即是诸佛心内众生念众生心中诸佛，所以心佛众生是一体的，他说：
原我之初，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我则迷而流浪，为佛心中之众生；佛则觉而修证，为众生心中之佛耳。我心即佛心，我不可得而我也；佛心即我心，佛不可得而他也。[《居士传》卷四十，(清)彭际清著，成都古籍书店影印，2000，1，第200页]
严敏卿指出，世尊为拯众生出离苦趣而宣说净土法门、指示西方净土，由此“列圣幽赞，宿耆受生者不一，载诸竺坟，灿如星辰。”但是“及后之宗焉者渐远，率以声求，而不知求诸心。故大鉴示以惟心，俾知欲得净土，当净其心。”所以，他认为修行人欲求生净土必定“当净其心”：
不求诸心，则愈求愈远，三圣之观，皆外逐于相也。圣人因病以致药，众生因病而滋疾，可不哀耶？……故尽修乎乐邦者，所以尽修乎吾心也。尽修乎吾心,所以远离颠倒而证我所同于阿弥陀佛者也。[《居士传》卷四十，(…
《莲池大师思想研究(刘红梅)》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