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和道家(道教)不斷磨合，在這一過程中，有爭論，亦有調和。由于文化內在的共通性，叁教在曆史上總體呈現出融合的趨勢。至唐末宋初時，形成了“叁教合一”的思潮。
“叁教合一”指叁教之統合而爲一，但“合一”並不意味著完全等同。叁家盡管在理論原則和修證方法上有相似性，但追求目標和悟入層次的不同，使叁教各主其事，各司其職，不能互相替代，更不可能合並爲一，只有在發展中不斷地調和、融通。叁教對于“叁教合一”的理解雖然不盡相同，但它們有一個共通點：儒家以叁教歸于儒，道教以叁教歸于道，而佛教亦以叁教歸于佛，即在融通的基礎上，叁教都從自家的立場出發，將叁教歸于本門，從而爲自己的學說或修行尋找基礎，指導修行實踐，並以此確立本門的主導地位。這一特征基本是貫穿叁教關系史的。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占有正統地位的儒家學說，對佛教的出世理論一直持否定的態度。南北朝以後，儒學處于相對沈寂時期，而佛教在盛唐俨然成爲一學術大宗。佛學精致細密的思辨理論、博大精深的獨特內容、超凡脫俗的精神氣質，使得儒家學者在大加排斥的同時，不得不另眼相看。宋儒援佛入儒，大量吸取了佛教心性論和道教宇宙論，將孔孟的心性修養工夫，提升到宇宙論、本體論的層次，建立了新儒學體系。但理學家出于維護儒家道統的緣故，雖暗地吸收佛道思想，卻始終對佛道多有排斥和批判。
道教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宗教，它從一開始便是在吸收先秦的儒、道、陰陽、方術、神仙信仰等多種思想基礎上形成的。在佛教傳入初期，道教爲謀求自身寬松的發展環境，曾一度與其産生了激烈的爭議。在後來與儒佛並存的過程中，一直試圖積極地調和與儒佛二家的關系。一方面吸收儒家思想作爲長生成仙的倫理基礎，另一方面，對佛教也從初始的對抗，逐漸走向對話乃至接納，不斷吸收佛教思辨方法及其因果報應、六道輪回等基本理論，來提升義理水平、充實理論體系。其後期的主流——內丹學派則更多地吸取佛教心性學，構建自己性命雙修的內丹學說，從而爲修行實踐服務。
至于佛教，自傳入中土以後，爲適應中國社會，走的是自覺與中國本土思想相融合的道路。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借助老莊術語和思想翻譯經典、闡釋教義，處于格義階段。唐代諸宗並立，完成了佛教中國化的任務，處于相對獨立的時期，但對儒道表現出強烈的會通色彩，其中，協調儒釋關系，始終是佛教處理叁教、立足社會的關鍵。因此，宋代佛教之儒釋融合呼聲甚高，其基本立足點在于調和思想、消解矛盾以求共存，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以佛附儒來獲得儒家認同的傾向。當然，消解矛盾並不等于消解自己特有的內在獨立性和外在特征。總體上看，在千年的磨合過程中，佛教在保持超然獨立性的原則下，對儒道的態度始終是融合與會通。
由于叁教要求融合發展的內在張力，加上曆代帝王皆因叁教同具社會教化功能且可互相補益，基本采取叁教並舉的政策。時至明代，明太祖開國，製定叁教政策，確立了以儒學爲基本統治思想，佛道二教輔助國道的“叁教並舉”治國方針。儒釋道“叁教一家”由此蔚爲時論，綿延了上千年之久的“叁教合一”思潮，在明末時遂達到了高潮。而此時的“叁教合一”多表現爲儒佛、佛道之間的交鋒。
就儒家來看，一方面，陽明心學援佛入儒，大量吸取禅宗的心性論及其修養方法，建立起佛學化的心學體系，並在晚明士大夫中盛極一時。另一方面，明儒繼宋儒排佛之風，繼續對佛教的出世理論加以批判。而道教的主流——全真內丹派，不但沒有關注佛道之間的根本差異，反而高倡叁教合流，尤著眼于仙佛合宗，倡導仙佛同歸。在明末這一“天崩地裂”的特殊時代，面對“叁教合一”的思潮，佛教的回應，依然是在維護本有精神基礎上的共存、融合。鑒于社會、政治環境的外在條件與自身發展的內在需要，與曆史上相比，明末佛教在立足本位的前提下，更加注重文化之間尤其是儒釋之間的會通。並且此時的會通已擺脫曆史上從淺層面對佛儒的調合，而是以積極、主動的姿態以佛教來統攝儒學，顯示出在儒佛關系理論上的成熟性。臺灣東初老人就認爲，中興佛教的晚明四大師，承繼了明教契嵩以來的儒釋融合思想並發揚之，遂使其“成爲佛教一種新穎學術，這不僅對當時佛教界爲一重大啓示，即對日後叁百年中國佛教思想提供了發展的綱要。降至今日，在佛學研究方面，仍未能越出此一範圍。”[《中國近代佛教史》，釋東初著，東初出版社，1975年版，第18頁]而此時的儒釋融合不僅僅是調和矛盾以求共存，更突出的特點是融通儒佛、以佛攝儒以求自身更好地發展。蓮池大師的叁教關系論、儒釋融合觀，與明末這一曆史時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具有“和而不同”的圓融性與獨特性。
第二節 對“叁教合一”的態度
蓮池大師以佛教爲本位，大力主張叁教一家、叁教同源。他說：“叁教……理無二致，而深淺曆然；深淺雖殊，而同歸一理，此所以爲叁教一家也。”[《叁教一家》，《正訛集》，第4094頁] 在《山房雜錄·詩歌·題叁教圖》中，更是形象地道出叁教同源的思想：
胡須秀才書一卷，白頭老子丹一片，碧眼胡僧袒一肩，相看相聚還相戀。……想是同根生，血脈原無間，後代兒孫情見離，各分門戶生仇怨，但請高明玩此圖，尋取當年宗祖面。
這裏的“根”是真心、本性，虛空法界一切衆生都是從真心中産生出來的，叁教亦然，同爲一體。蓮池主張平等對待叁教，釋迦佛、孔子、老子都是聖人，他們應世以不同的理論，教化不同根機的衆生，聖人心同理同，叁教自然血脈相連不可分離。然而，他認爲叁教固然同根同脈，卻並不是漫無分別，就如同一家之中，自然有長幼尊卑親疏：
佛明空劫以前，最長也，而儒道言其近；佛者天中天，聖中聖最尊，而儒道在凡；佛證一切衆生本來自己，最親也，而儒道事乎外。[《叁教一家》，《正訛集》，第4094頁]
對于世人以“佛”字從弗從人，是弗人，由此指責佛教棄國無君，辭親無父，不娶無子，潔其身而亂大倫，是非人之道，不可施之中國。他重申這是對佛教的偏見，弗人誠是弗人，但不是世人理解之弗人，佛乃“斷人所不能斷之惑，證人所不能證之智，行人所不能行之行，是故堯舜周孔者，人之聖，佛也者，聖之聖也。聖且不足以名之，況可謂之人乎？”[《佛者弗人》，《正訛集》，第4112頁] 蓮池又辨叁家，認爲“儒從需從人，不躁妄之謂需，儒蓋從容乎禮法人也。仙從山從人，離市井之謂山，仙蓋逍遙乎物外人也，不可謂之弗。二教雖高，猶可名人，佛者出四生、超叁界，不可以人名也。”[《佛者弗人》，《正訛集》，第4112頁]
蓮池從叁教同說的“一”字上，來辨叁教之淺深不同：
有謂言萬法歸一，道言抱元守一，儒言一以貫之，通一無別，此訛也。夫不守萬而惟守一，以吾一而貫彼萬，是萬與一猶二也。萬法歸一，止有一，更無萬，是萬與一不二也。又二教止說一，今更說一歸何處，是二教以一爲極，而佛又超乎一之外也，嗚呼玄哉！
佛家言萬法歸一，道家言抱元守一，儒家言一以貫之，有人以爲這是通一無別的。他指出叁家的“一”並不是一個含義：道家的“抱元守一”是不守萬而守一，儒家的“一以貫之”則是以此“一”貫彼“萬”。這樣，“萬”與“一”是二不是一。而佛家說的“萬法歸一”，只有一，更無萬，“萬”與“一”是不二的。儒道二家說“一”，那麼這個“一”又歸于何處呢？二家以“一”爲至極，而佛教卻超越了“一”。簡言之，他認爲儒道二家仍在分別、對待之中，而佛教則超越了一切對待。
總的來說，蓮池以佛教立場，判儒道二教雖有悟處，但仍在凡夫位，而佛者是斷惑、離生死、出叁界的大聖人。叁教聖人悟入的淺深層次不同，不能混濫。
第二節 對儒釋關系的態度
蓮池由儒入佛，對儒學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對佛學有獨到的見解與體悟。對于儒佛關系，他的認識是理性與客觀的。
宋儒出入佛教，吸收佛家心性學、本體論，建立了宋明理學，但儒家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非常強調儒家文化的本位意識，始終對佛道采取批評和排斥的態度。蓮池認爲儒者辟佛情況不一，“有迹相似而實不同者，不可概論也。”他將儒家學者分爲叁種類型，第一種是“誠實之儒”，指
於佛原無惡心，但其學以綱常倫理爲主，所務在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世間正道也。即佛談出世法，自不相合，不相合勢必爭，爭則或至於謗者，無怪其然也。 [《儒者辟佛》，《竹窗叁筆》，第3992頁]
他將二程、朱熹列爲此類之儒。第二種是“偏僻之儒”，“禀狂高之性，主先入之言，逞訛謬之談，窮毀極底而不知其爲非。”[《儒者辟佛》，《竹窗叁筆》，第3992頁]此類人以宋代大居士張商英爲例，張商英早年辟佛，稱“聞佛似寇仇，見僧如蛇蠍。”後虔誠信佛，號無盡居士，作《護法論》，全面闡述對佛教的認識和態度，批駁種種對佛教的誤解和诋毀。另外一種是“超脫之儒”，“識精而理明，不惟不辟，而且深信，不惟深信，而且力行，是之謂真儒也。”[《儒者辟佛》，《竹窗叁筆》，第3992頁]蓮池對于能深信佛法且能力行的儒者非常欣賞，而以那些“遊戲法門，而實無歸敬，外爲歸敬，而中懷異心”的儒者爲“僞儒”。
叁類儒者具有不同的精神境界，蓮池對入佛的儒者自然很欣賞，將當時實無誠敬修養、追逐名利的僞儒置之一邊，對儒者辟佛的回應主要是針對持“世間正道”的“誠實之儒”而言的。對于此類儒者，他首持理解溝通的態度，認爲他們對佛教原無惡意，只是見解未至，不解佛之深理，錯以爲佛教的出世法與儒家的世間法相矛盾，以至于有爭議甚至毀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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