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這是愚癡的想法。這種對能所、人法的妄想分別執著，恰恰是無始劫以來流浪生死的根本。所以，
《楞嚴》雲：其心離身反觀其面是也，而繼之曰：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即受群邪。是能而不爲也。……先德雲：圓頂方袍參禅學道，奈何作此鬼神活計。是故吾宗大禁，不許出神。[《出神 一》，《竹窗隨筆》，第3707頁]
事實上，上述兩個爭論可歸納爲一個問題，也就是道教元氣論與佛教真常唯心論、般若性空學之間的矛盾。蓮池的分析，恰是抓住了佛道理論矛盾沖突的關鍵所在。
明末，頗具禅宗特征的陽明心學風靡一時，內丹道士也積極地和會佛道。明末全真內丹家繼承了早期全真道以了性爲首務的性命雙修之旨並發揚之，但並不著意于佛道之間的差異，而是援佛入道，對佛教、道教的名詞概念、修證境界等進行簡單的比附。其內丹著作中，充斥著大量的“仙佛同宗”、“仙佛合宗”的內容。例如，明末全真龍門派第八代傳人伍守陽，著《仙佛合宗語錄》，認爲仙佛同宗、仙佛同源，並以一些內丹概念和會佛教詞語，以內丹修煉的每一個具體步驟比附佛教禅法，強調仙佛“同一工夫，同一景象，同一陽神正果”[《仙佛合宗語錄》，《藏外道書》第五冊，第690頁]，並稱仙佛言異理不異，“仙家果位了證長生，佛宗果位了證無生，然而，了證無生必以了證長生爲實旨，了證長生必以了證無生爲始終。”[《伍真人丹道九篇序》，《藏外道書》第五冊，第866頁]
“叁教合一”的潮流，也給佛教僧團內部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出現了叁教混濫的現象。出家僧人“乃不讀佛經而讀儒書，讀儒書猶未爲不可，又至于讀莊老，稍明敏者，又從而注釋之，又從而學詩學文、學字、學尺牍。”[《僧務外學》，《竹窗叁筆》，第3939頁]蓮池對于僧人殚力於外學，而將了生死之一大事因緣置之罔聞，將本分事束之高閣，深感痛惜，言“種種皆法門之衰相也，弗可挽矣。”[《僧務外學》，《竹窗叁筆》，第3939頁]其中積弊最深、對佛教修行危害最大的要數僧人不求佛道，轉求煉丹成仙或事佛道兼修的現象。這些僧人以內丹家爲師，煉養內丹，甚至著書立說，以佛理和會內丹，將佛教名詞概念、修證境界等與內丹相比附，乃至于不惜歪曲佛理，指謂佛教乃性命雙修之道，其實質乃外佛內道。
爲顯正辨誤，消除佛門流弊，蓮池嚴辨佛教名詞與道教名詞的根本差異。釋迦佛于往昔世曾作忍辱仙人，因此又稱佛爲大覺金仙，世人便以爲佛即是仙，仙佛無二。蓮池指出，“仙”者是古時對修行人之通稱，後世分別釋道而有專稱。況且世間以儒釋道爲叁教，則“道”實際上通乎叁教，有道之士皆可名道人，難道專以黃冠之人爲道人？“今既有專稱，則佛自佛，仙自仙，地位相去，若霄壤然，慎無等觀，失正知見。”[《佛號仙人》，《正訛集》，第4076頁]
“叁寶”一詞，道教謂“精氣神”，佛教謂“佛法僧”，二者含義截然不同。“夫自性開覺名佛，自性軌則名法，自性清淨和合名僧。”[《叁寶》，《正訛集》，第4095頁]從清淨自性這一表法意義上講，“佛法僧”即指“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而精氣神有先天、後天之分，即使以先天的元精元氣元神來說，此元神亦仍是識神而已。同樣，以道教泥丸宮等同佛經中的泥洹亦是大錯特錯，泥洹是梵語，意思指無爲，即無上涅槃之大道。而泥丸宮即爲色身之頂門穴，“縱能運氣沖透，不過輕身延年之術而已，安得與無爲涅槃之道同日而語？”[《泥洹》，《正訛集》，第4099頁]
天臺智者大師的止觀禅要中有六字氣等語，即以吹、呼、嘻、呵、噓、呬六字氣息來對治禅病，蓮池指出，此不可與道家的導引之術混濫：
六字氣等，自是治病門中聊備一法，不是止觀正意。止亂觀昏，定慧圓顯，直入佛境，大師本致也，而恐不善用心者或有病生，並教以治之之法。亦止觀廣大無所不攝，非同道流專以吐納搬運爲道也，臨文者自當得意。[《天臺止觀》，《正訛集》，第4099頁]
傳說釋迦佛往昔苦行時，鵲巢頂上，蘆穿膝中，內丹家便以“巢頂灌膝”爲運氣修身之術。事實上，佛入甚深禅定後，“鵲巢不知，蘆穿不覺，紀實而已，非運氣之術，上通下徹也。”[《巢頂灌膝》，《正訛集》，第4098頁]另外，將“九重鐵鼓”謬解爲“夾脊雙關”，將佛出家前“四門遊觀”之“四門”妄說爲“眼耳鼻舌”，皆屬妄加比附的錯誤認識。
至于佛教修行最高境界“涅槃”與道教煉丹追求的“長生成仙”，更是有天壤之別：
極仙之壽，曰與天齊耳，天自有壞，仙將奚存。善乎白氏之言曰，言長對短，如松柏之比槿華，特雲後滅，非雲不滅也。今謂涅槃者，不生不滅之大道也。雙空生死，非止不死而已。而說者謂神仙不死，佛氏無生，不知既無有生，何從有死。惟是化緣既畢，示同凡滅，警悟衆生，使知萬物無常，莫生貪著。而遽以佛爲真死，不亦謬乎？生死河、涅槃岸，對待而言者。請試思之。[《佛入涅槃》，《正訛集》，第4104頁]
這是說，煉丹乃運氣修身，僅止于延年長生，與了生脫死尚遠之又遠。其追求的神仙境界，仍是在叁界流轉之中。壽命雖長，但福報享盡終要墮落，脫不了生死輪回。而涅槃的境界是不生不滅的，既無生，便無死，神仙境界豈能與之同日而語。蓮池概歎世間人爲燒煉之術所匡騙尚情有可原，而出家學佛之人本爲了生死，反受其迷惑，實在令人痛惜，“彼止於必不可成之役，盡敬於必不可信之人，惜哉。”[《燒煉》，《竹窗叁筆》，第3996頁]
爲導人正見，不被外學所惑，蓮池還在自編的功過格《自知錄》中，設立了有關道教內丹、外丹的特殊條目，對丹術加以了強烈的拒斥。如“雜善類”有“人授爐火丹術，辭不受者爲叁十善；人授已成丹銀，棄而不行使者，所值百錢爲叁十善。”[《自知錄上》，第2269頁]“雜不善類”有“人授爐火丹術，受之爲叁十過；行使丹銀，所值百錢爲叁過；實成真金，煎燒百度不變者非過。”[《自知錄下》，第2294頁]
據上可知，蓮池對佛道關系的態度非常明朗：對于哲理性的老莊思想，在融通的基礎上析同辨異，將其判爲天乘。而對于煉養派道教，由于其丹道修行對佛教之比附可能造成對佛教教義的曲解，擾人正見，對修行不利，所以持堅決的批判態度。此外，其之所以側重于嚴辨佛道在理論基礎、修行方法、名詞概念及最終境界上的不同，正是針對明末佛道不分、僧務外學的流弊。因此，在他複興佛教的實踐中，提倡對經教的學習，並強調戒律，製定僧團共住規約，以提起僧衆對佛法的正信。
第五節 體現叁教融合特征的《自知錄》
明末被稱爲曆史上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其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都發生了劇變。政治方面，內憂外患，官僚集團內部爭權奪利，政治鬥爭日益激化，農民起義不斷暴發，關外少數民族對明朝疆土虎視眈眈，大有取而代之之勢。經濟方面，16世紀中葉，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得到一定的發展，經濟機會的擴大強烈地沖擊了社會結構。這既擾亂了傳統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等級秩序，也加劇了人群之間的緊張關系，嚴重破壞了傳統的道德生活。蓮池所處的江南地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更是形成了棄農經商、逐名求利、追求奢靡浮華的媚俗化社會風氣。就思想文化而言，明代的科舉製度漸漸背離了聖學本意，反成爲士人追求名利的途徑。對道德踐履的忽視，在客觀上減弱了儒學倫理思想對社會道德的規範作用，傳統的人倫秩序處于動搖狀態。所有這些劇變，將此前甯靜和諧的小農經濟生活，帶入了一個混亂不安、道德無序的狀態之中。
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明末帶有叁教特征，宣揚因果報應、行善積德的勸善書大量出現，並廣泛流傳于社會各階層之間，爲生活在價值觀和信仰都變動不定的明末社會中的人們，提供了一種匡救時弊的行爲准則。勸善書本源于道教，但此時因其特有的社會教化功能，不僅受到了朝廷的歡迎，加以大量地刊布發行，還得到了儒家及社會各界人士的重視，以注釋、圖說等不同形式講解道教善書，發揮儒家綱常倫理及佛教善惡因果思想。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佛教界對道教善書亦多有關注，佛教類功過格由此應運而生。
與蓮池同時代的袁了凡(1534？—1607？)，名黃，江南吳江人。因一孔先生爲其算命極准，感榮辱生死皆在定數之中，遂萬念俱灰。後訪南京棲霞寺雲谷禅師，師開示曰：“人之生，固前有定數焉，然大善大惡之人，則皆非前數之所得定也。”並告知“命自我造，福自己求，一切福田，不離自性，反躬內省，感無不通，何爲其不可變也。”[《居士傳》，(清)彭際清著，成都古籍書店，2000，1，第237頁]雲谷禅師于是授袁了凡《太微仙君功過格》，教其修身行善，改變命運。袁了凡自此真實改過，並將每日所行善惡登記在功過格上，善行則記數，惡行則減數。其妻也幫助其行善，自記功行，因不能識字，便用鵝毛管在日曆上畫硃圈。據《了凡四訓》之“立命篇”言，袁了凡按照功過格記錄善事，從己巳年(隆慶叁年)到己卯年(萬曆七年)的十余年間共完成叁千善事。後發求子之願，決心再做叁千善事。辛巳年(萬曆九年)，得子天啓，至癸未年(萬曆十一年)八月完成叁千善事。後又發願做一萬善事，于丙戌年(萬曆十四年)登第，任寶坻知縣。袁了凡通過行善積德、發願度生，徹底改變了自己無子、無功名的命運。他在晚年著《誡子文》(又稱《了凡四訓》)，分“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和“謙德之效”四篇。
《了凡四訓》是以佛教的因果思想爲基礎的，因此與道教勸善書多宣揚神仙對世人善惡行爲的監督和感應不同，它強調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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