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太監與佛教關系考述——尤其以明代北京地區佛教爲中心的考察
程恭讓(首都師範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提要：太監與佛教的關系問題，是明代佛教社會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之一。本文詳細探討了明代內廷太監群體佛教信仰形成的背景和原因，並特別以北京地區的佛教信仰爲例，考察了明代太監與佛寺建置之間的密切聯系，進而對太監與當時僧人之間的複雜關系，做了一些概括的類型分析。本文證明，太監與佛教之間的密切聯系，是明代佛教社會史中客觀存在的一個重要現象及事實。
關鍵詞：太監 佛教 明代佛教 太監輿明代佛教
太監群體不僅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一個相當活躍的重要群體，也是深刻影響過明代一般社會生活—；包括當時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的重要群體之一。明史學者較少措意太監群體的宗教信仰生活層面，即使是專門研究明代佛教史的學者，也尚少關注“太監與佛教的關系”這一課題之于理解明代佛教一般社會史的特殊意義。本文將相關史料予以較爲系統的整理，希望藉此顯示問題的整個輪廓，並試圖從一個方面深化對明代佛教史的觀察及理解。
由于明代太監群體大多數生活于北京地區，明代太監與佛教的關系，尤以北京地區表現得最爲顯著。故我們探討這一問題時，也就特別要以明代北京地區的佛教作爲考察的中心。
一、太監信仰佛教
信仰佛教，對佛教有特殊的濃厚的感情，這是明代太監群體信仰生活中的一個顯著現象和事實。崇祯時期的劉若愚，在記錄萬曆、泰昌、天啓、崇祯四朝太監生活與曆史的著作《酌中志》中，有如下的表述：“中官最信因果，奸佛者衆，其墳必僧寺也。”劉本人是內臣出身，長期生活于宮禁，他關于“中官” “最信因果，好佛者衆”的記載，是切實可靠的。
明代內廷太監的佛教信仰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代初期。如明初著名太監鄭和雖出生于回教家庭，但卻信仰佛教。永樂十八年二四二O)，鄭和捐財印造大藏經一藏，施于雲南五華寺，據(五華寺大藏經發願文)中記：“大明國奉佛信官太監鄭和，法名福吉祥，謹發誠心施財命功，印造大藏尊經一藏，記六百叁十五函，喜舍于雲南五華寺，／水遠長生供養。”鄭和一生“發心印造”的大藏經，就達“十一藏之多”。
在《明史·宦官傳》中，可以找到一些反映太監佛教信仰問題的材料。如：“安(指興安)佞佛，臨殁，遺命舂骨爲灰，以供浮屠”；二泛弘，交趾人：…宣德初：…：累遷司禮太監，偕英受免死诏，……(正統)十四年從征，殁于土木喪，歸葬香山永安寺，弘建也”：“(王振)作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安、範弘在宣宗朝掌司禮監，王振在英宗朝掌司禮監，太監興安在土木之變中，力阻廷臣遷都之議，勸谏鄘王(即後之景泰帝)重用主戰的于謙等人，于挽救因土木之變而導致的明朝危局頗有貢獻；範弘在宣宗時同另一個太監金英一起曾獲禦賜免死诏，土木之變中從英宗戰死；王振則是直接導致土木之變的權監。故叁人在仁、宣、英、代時期的內廷中，是有代表地位的大太監。他們的信佛傾向，在當時的太監群體中，應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到了成化、弘治之世，內廷佛教信仰的發展十分迅速。《萬曆野獲編》載：“成化十七年，傳升道錄司右至靈鄧常恩爲太常卿，時尹恭毅曼任太宰，不能執奏。又是年賜番僧萬行清修真如自在廣善普慈宏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領占竺等十四人诰命，時周文安洪谟爲宗伯，亦不聞執奏也。蓋憲宗于釋、道二教，俱極崇信如此。後孝宗登極，奪常恩官，正其罪，領占竺者亦降號國師，遣歸四川之彭縣光相寺住坐。未幾，即遣內官召還，令馳驿來京。言官屢谏屢止。至十五年又召之來，命居大慈恩寺。蓋此時道教置不談，而佛氏爲中宮及大瑺所信向，孝宗亦不能自異也。”憲宗朝“于釋、道二教，俱極崇信”，孝宗朝道教受挫，佛教則“爲中宮及大瑺所信向”，乃致孝宗也無可如何。《萬曆野獲編》的作者沈德符是萬曆、天啓問人，他所記成化、弘治間內廷佛教信仰的走向，應屬有據。
又《明史·宦官傳》之(懷恩傳)，附記太監覃吉事：“有覃吉者，不知所由進，以老奄侍太子，太子年九歲，吉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人，太子驚曰：“老伴來矣。”亟手《孝經》。吉跪曰：“太子誦佛書乎
”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甚善，佛書誕，不可信也。”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覃吉雖以爲“佛書誕，不可信”，禁太子(孝宗)讀之，然太子背著覃吉，則“從內侍讀佛經”。這條材料也可反證，至成化、弘治之世，佛教在內廷太監中，已是相當普遍的信仰了。
萬曆初年，大太監馮保亦造雙林寺，營建葬地：“萬曆初，大瑺馮保營葬地，造寺曰雙林。雙林，馮之別字也。”在馮保之後，“張太監宏，繼馮掌印，宏墓在阜成門外迎祥寺側。”又“張鯨，北直新城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選人，爲宏名下。神廟倚毗之後，掌東廠兼內府供用庫印，頗爲時相所憚。至戌申五月病卒，葬于香山永安寺側”。又“戊戌春，孫逞卒，葬西山碧雲寺。暹，北直涿州人，魏忠賢之本宮也”。又“先監陳公諱矩，號麟岡，北直安肅縣人。萬曆十一年籍沒馮太監保時，已任典簿，後升監官。至十九年春，代藩奉國將軍廷堂有罪，革爵禁锢風陽高牆，先監奉敕押發。沿途廉靜寬恬，驿遞感悅，皆以佛稱之。至叁十五年十二月十叁日辰時，在內直房端坐以逝。特傳造立棺，如僧家葬法，以無湮中正樂善，令終之美雲”。又“丁未冬，先監坐化，而繼掌司禮監印者，成敬也。成卒于庚戌秋，葬于迎祥寺後”。又“魏忠賢，原名李進忠，直隸肅甯縣亡賴子也。素好僧敬佛，宣武門外柳巷文殊庵之僧秋月，及高橋之僧愈光法名大謙者，乃賢所禮之名衲也”。
張宏、張鯨、孫暹、陳炬、成敬、魏忠賢等，或掌司禮監印，或提督東廠，或兼掌司禮監、東廠。上列諸“大瑺”人品格調差異甚大，如其中有深受後世敬重的張宏、陳炬等人，也有人人唾棄的魏忠賢之輩，其信佛原委也各不相同。但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信佛，重僧，建寺，死後必葬佛寺。從他們身上可以強烈感受到明代中後期內廷太監佛教信仰的濃厚與普遍。
二、太監與藏、漢名僧的宣召、撫問
㈠太監與烏斯藏僧的宣召
招徕、宣撫烏斯藏僧，藉佛教的信仰力量來加強漢、藏兩地的溝通和聯系，是明朝太祖、成祖製訂的一項重要國策。此項國策的要點，即是“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爲善”，故而宣召烏斯藏僧乃是當務之急。明初諸帝往往將宣召之任，托之于太監。
這裏舉《明史·宦官傳》的叁例：“侯顯者，司禮少監。帝聞烏斯藏僧尚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乃命顯裔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元年四月奉使陸行數萬裏，至四年十二月，始與其僧偕來。顯以奉使勞，擢太監。”又，二旦德二年二月，複使顯賜諸番，遍曆烏斯藏、必力工瓦、靈藏思達藏諸國而還。適遇寇劫，督將士力戰，多所斬獲，還朝錄功，升賞者四百六十余人。顯有才辨，強力敢任，五使絕域，勞績與鄭和亞”。“又有劉允者，以正德十年奉敕往迎烏斯藏僧，所裔金寶以百余萬計，廷臣交章谏，不聽。允至成都，治裝歲余，費又數十萬，公私匮竭。既至，爲番所襲，允走免，將士死者數百人，盡亡其所裔。及歸，武帝已崩，世宗用禦史王鈞等言，張忠、吳德發孝陵衛充軍，張雄、張銳下部察院鞠治，允亦得罪。”
永樂元年至永樂四年，司禮少監侯顯奉成祖命，使烏斯藏，宣诏尚師哈立麻；宣德二年，宣宗命太監侯顯再使烏斯藏等地：正德十年，太監劉允奉武宗之命，往迎烏斯藏僧。這是明代前期太監出使西藏，招撫藏僧的叁個著名事例。
關于宣召藏地高僧一事，《明史·西域傳》的記載，比(宦官傳)的材料詳細：“烏斯藏……有僧哈立麻者，國人以其有道術，稱之爲尚師。……永樂元年，命司禮少監侯顯、僧智光裔書、幣往征。其僧先遣人來貢，而躬隨使者入朝。四年冬將至，命驸馬都尉沐昕往迎之。……遂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DBFW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六年四月辭歸，複賜金幣、佛像，命中官護行。” “大乘法王者，烏斯藏僧昆澤思巴也。其徒亦稱爲尚師：水樂時成祖既封哈立麻，又聞昆澤思巴有道術，命中宮裔玺書銀幣征之。其僧先遣人貢舍利、佛像，遂偕使者入朝。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即延見：…：封爲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慧智弘慈廣濟護國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領天下釋教……禮之亞于DBFW。明年辭歸，賜加于前，命中宮護行。後數人貢，帝亦先後命中官喬來喜、楊叁保齋賜佛像、法器、袈裟、禅衣、絨錦、彩幣諸物。” “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亦烏斯藏僧稱爲尚師者也。……釋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禮亞大乘法王。明年命爲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印诰。……十七年，命中官楊叁保裔佛像、衣幣往賜。……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師，命成國公朱勇，禮部尚書胡溁持節，冊封爲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敦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閩化王者，烏斯藏僧也。……永樂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封爲灌頂國師閩化王。……十一年，中官楊叁保使烏斯藏還，其王遣從子劄結等隨之入貢。明年，複命叁保使其地。……其後貢益頻數，帝嘉其誠，複命叁保裔佛像、法器、袈裟、禅衣及絨錦、彩幣往勞之。已又命中官戴興往賜彩幣。宣德二年，命中官侯顯往賜絨錦、彩幣。” “贊善王者，靈藏僧也。四年，其僧著思巴兒監藏遣使入貢，命爲灌頂大國師，明年封贊善王，國師如…
《明代太監與佛教關系考述——尤其以明代北京地區佛教爲中心的考察》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