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佛教的現代含義

　　上來我們就得交代什麼是現代性。衆所周知，關于現代性(modernity)有多少紛纭的討論。在此它既不屬我們的主題，限于篇幅，也就只做一個簡單的劃界工作。所謂現代性，就是現代化潮流和趨勢造成的現代社會的特點。一般認爲，“現代化”是指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的轉變過程。這一過程中，科學技術的力量增長與擴張，人們在知識方法及知識態度上則表現出日益強烈的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色彩。生産生活方式的改變，現代的城鎮都市發展起來，人類越來越倚重城市生活的環境，城市化成爲現代化的衡量標准之一；人們的文化生活傾向于物質主義，商業主義，平凡及庸俗是這種生活的特征；人們的精神生活相應漸趨貧乏，理性主義的膨脹越來越多地從心靈世界逐出虔誠，人對生命和生活的形而上形而後的價值關心漸趨麻木。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世俗化。

　　現代生活與生産的方式既然已經打破了傳統農業社會的家庭以至社會結構，個人對于家長，對家族、氏族的依賴關系越來越少，個人與集體的對立關系日漸突出。傳統道德內通常的家族爲先、集體至上的標准也就逐步地讓位于個人主義。因此，現代化在造成世俗化的同時，也就造成了個人價值的凸現。由此，今天人們越來越視爲理所當然、視爲天賦權利的人權、政治平等、經濟自由、信仰自由都成爲了對傳統生活和傳統文化的挑戰。在現代化帶來的現代性中，理性主義、世俗化、個人主義，對于傳統宗教，自然包括佛教在內，都形成了嚴重的張力。

　　當然，從古到今，曆史就是一個不斷變遷的過程，無數事件生住異滅的過程，極端而言，各個時代莫不是自己的現代，都有特殊性，都有自己的現代性問題。現代性同當時的文化與宗教總會構成緊張關系。近代社會以來，西方工業文化和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向東方浸潤和擴張，包括佛教在內的傳統東方文化所面臨的壓力——它不僅僅來自西方，正在迫使中國社會也在不斷改變自己。人間佛教這一理念的産生與興起，就是古老的傳統宗教爲挽救自己不斷衰落的地位，爲了續佛慧命，挽救一代聖教而作的現代努力。

　　有必要指出，人間佛教的最初的著眼點和關切點並不是以社會爲出發點和歸宿的。當初所考慮的是如何維系佛教僧伽的生存，是製度層面的佛教如何被現代政治權威所容忍，在社會生活中保留一席之地。這當中的嚴重憂患意識，表達出“救亡圖存”的含意。隨著佛教思想家們對于世界趨勢潮流、對中國社會現實，對中國文化傳統和佛教自身曆史的深入思考。現代佛教的諸先驅，如太虛大師甚至在他之先的佛教大德，都注意了佛教之作爲一般宗教的社會功能，也就強調了宗教與社會的共生共緣關系。“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曆史環境中産生出來的。從一開始，人間佛教就面臨著一個衰敗的社會和一個衰敗的僧團，而這種衰敗又是現代化對傳統社會的沖擊造成的。因此，現代性從根底上說，是人間佛教應運而生的直接原因。人間佛教的産生與發展，都是爲了應對這種現代性。

　　人間佛教是現代曆史處境的産物

　　(1)佛教在近代中國社會中的困窘境況

　　近代以來，由于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客觀上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有所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是以農村社會解體，農民流離失所，以城市中的商業衰敗破落爲代價的。清末的中國社會一直在走下坡路，社會的貧困化日趨嚴重。這樣的一種環境中，佛教能獲得的經濟支援是非常有限的。就是那些占有相當土地有一定經營規模的大寺廟，也因爲兵荒馬亂，軍閥混戰，以及社會失範情況下官匪土豪劣紳都加以侵占而不能自保。

　　隨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到來，西方科學技術文化也陸續傳入中國，伴隨著也就帶來了其政治觀念、科學精神——民主、平等、崇尚科學，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社會觀與自然觀。五四運動所歡呼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就是這樣來到中國的。資本主義也帶來了競爭、冒險和露骨的惟利是圖，以及對傳統精神價值的輕視，這些負面的東西，在當時並不爲中國的知識精英重視，就是少數先知先覺如梁啓超輩，也是經曆相當一段時間才能對西方文化進行這樣的批判。

　　傳統佛教中包含的生死輪回、靈魂不滅、因果報應等有神論觀點，以及它事實上的忍受苦難、知足安份、躲避世間的消極態度，或者唱念經忏、送死延生的宗教活動都受到了社會上的批評甚至不齒。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偏偏又是中國的科學精神高揚的時代，因此佛教在這一時期是被認爲迷信的。這又是一個“民智大開”的時代，多數人們，尤其是知識階層相信自己已經告別了以往曆史中的愚昧，置身于不再受一切“迷信”左右文明當中了。對佛教言，可以稱爲雪上加霜的情況是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嚴重地排擠著傳統的中國宗教。至于“廟産興學”，自19世紀末張之洞提出這一主張以後，就成爲社會上時時湧現出來的風潮。

　　簡而言之，人生佛教乃出生于一個傳統社會正在瓦解的曆史環境。受西方的科技文明和新潮思想的嚴重沖擊，社會精英也開始懷疑包括佛教在內傳統文化和文化負載者的社會責任，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本身就表明了對于儒釋道叁家“舊文化”的否定。社會下層在民不聊生的情況下，對于佛教的理解肯定是充滿功利心和種種誤解的，更何況中國人的宗教需要本來就多半落在現世的利益盤算上。人間佛教的思想就是在面臨這麼一種窘迫的局面下，經過痛苦地反省思索才産生的。

　　對人間佛教之非有不可的曆史環境，太虛本人是這麼樣敘述的：“現代潮流所趨，政治與教化皆各發生意外變動，據鄙見所及，似有研討之必要。但佛法之流行于世間，以衆生世界爲依止，故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今中國之政教，既有時代之變遷，而佛教亦應隨之而一變其往時之習慣，始能適應社會而生存發達。一、教化環境之變遷。然在最近二叁十年以內之情形，則大不然，海禁既開，交通遍達，社會人心因受外來之政治、宗教、哲學、及其它一切思想風俗之影響，對于以前之教化已失其信仰之作用！此不特對于佛教如此，而以古聖先賢爲模範之儒教，尤極其衰落！二、政治環境之變遷。占國民百分九十五之農工商婦女等，皆不能與聞公事，且認國家社會與個人毫無關系，但求一身一家之安全而已……在寺院之出家人，亦唯以住持或職事等專辦一寺一院事務，其清衆等皆各顧一身而不與聞寺院公務，但求個人之安閑舒適爲目的。以現在國民對于國事皆應有參與政治之行動，實施此種權利，首應有各種團體之組織，其組織方法，或因地方區別而組織者，或以職業差殊而組織者。國民對于國家政治既有如上之變遷，我寺院僧衆亦應急起直追，組成教團以施教化，方足以代表佛教，住持佛法。”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以後的虛大師及其學生如印順法師等，基本上承繼了對曆史、社會、現實的這種估價，同意眼前中國佛教的當務之急所在。

　　(2)對世界大勢西方文化的認識

　　縱觀當時的世界政局，虛老得出這樣的結論：1. 民治衰落與統製政治盛行；2.兩極端政製之對抗；3.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之對抗；4.列強大戰爭之迫切。其原因也就在兩大專製思想體系與政治體製的對峙，以及它們之間的戰爭危機，再就是帝國主義強國與殖民地人民的政治與經濟利益的對立。盡管如此，“群治的”政治民主要求仍然是世界民衆爭取和努力的方向。佛教在這樣的大格局下能夠做點什麼呢？憑什麼說人間佛教能夠適應這種需要呢？對這些問題，當時的佛教知識精英們有大致的共識。現實的虛老的佛教政治觀同梁啓超先生很有共通之處。梁先生這一時期寫過“論佛教與群治之關系”，其中談到了因爲六種原因，佛教不能不爲現實政治出一把力。這就是：智信而非迷信的佛教不容于專製君主製；兼善而非獨善的佛教有利于國民素質建設；入世而非逃世的佛教有利于社會進步；無量而非有限的佛教有利于適應現代學術及科學，並開出新的世間學問；平等而非差別的佛教有利于政治發展，這樣的佛教是能通于叁世(據亂世、小康世和大同世)的；最後，信自力而非他力的佛教立足于因果，因而通于科學，也通于政治。國家的政治發展，民治社會的形成，都可以得益于佛教。梁先生未說到這個佛教就是人生佛教或者人間佛教，但這與太虛老的人生佛教已經非常迫近，簡直呼之欲出了。虛老自己說“現代潮流所趨，政治與教化皆各發生意外變動，據鄙見所及，似有研討之必要。但佛法之流行于世間，以衆生世界爲依止，故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今中國之政教，既有時代之變遷，而佛教亦應隨之而一變其往時之習慣，始能適應社會而生存發達。”

　　結合這樣的思想背景，我們可以看到人間佛教的思想家對于西方近代以來的發展，對于近代文明會形成如何的評價，會提出怎樣的救世之方。虛老談到了機器之被惡用，也就是現代科學技術自身也有背離造福人類這一根本宗旨的地方：“現代的機器，于人類全體尚無何等實益可言，只是少數人藉之滿足個人的欲望，發展個己的野心，取破壞多數人的精神上與物質上的利益而已！”他質疑了作爲現代文明基礎的價值觀是否需要補充的薄弱點：“近代文明的本質，一言以蔽之，可以說是求個人自由的發展。……但由各人自由思想發展的結果，便造成個人與個人間階級懸絕的對峙，乃至國民與國民種種權勢不均衡的強弱對峙。”補救這種對立的手段，就是加強人生道德培養：“由上面二重現在的情形，以察其到將來的趨向上，則人生道德之需要，誠是急不容緩的事，因自然界的一切，人類發明，已有力量去抗製利用，而人與人和國與國之間的種種惡鬥，則尚無對付救治之方法。”從大處看，宗教的道德建立關系到世界和平的實現，而將目光回到中國現實中來，這裏“政教崩潰”、“災難嚴重”：“中國在近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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