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末的居士佛教
第一節緒言
佛教在中國，自從宋室南遷(西元一一二七年)之後，漸漸式微，尤其經元朝蒙古族的統治(西元一二八○─一叁六七年)，明朝開國君主朱元璋，雖曾做過沙彌，並未把佛教特別重視，以致到了西元一四二五至一五六七年的百余年間，佛教的人才奇缺，勢力不振，直到明末的萬曆年間(西元一五七叁─一六一九年)，始有複蘇的氣象。此乃由僧侶人才的出現和居士佛教的活躍而來。
從居士人才的考察而言，明末的時代，極爲隆盛，清朝的彭際清(西元一七四○─一七九六年)所編的《居士傳》(注一)，共計五十六卷，自叁七至五叁卷，爲明代居士的傳記，其中只有四人是萬曆以前的人，其他的有六十七人的正傳及叁十六人的附傳，均屬于萬曆年間以至明朝亡國期間(西元一五七叁─一六六一年)的人物。也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佛教，既有了僧侶人才的輩出，也有了居士人才的陪襯，所謂紅花綠葉，正因爲有了許多傑出居士的護持叁寶，僧侶佛教也顯得非常活躍。
明末的居士，以他們的社會地位而言，大多數屬于士大夫階級，以讀書而爲官吏，乃是當時唯一的最好出路。由于他們是爲考試官吏的資格而讀政府指定的儒書，所以他們的思想背景，是站在儒家的立場，甚至有人受了朱熹(西元一一叁○─一二○○年，宋朝的儒家大學者)學說的影響，原來是反對佛教的。信佛之後的居士們，大多仍出入于儒、釋、道叁教之間，往往以儒家的孔、孟言論來解釋或說明佛教的經典。有人把學問分成二門，一爲經世的，一爲出世的，儒爲經世之學，佛爲出世之學(注二)。另外有些居士，以儒者的基礎，學長生不死的仙術，再轉而學佛(注叁)。因此，明末居士的思想，富有儒釋道叁教同源論的色彩，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此在當時極負盛名的幾位佛教僧侶的著述中，也可看到同樣的傾向(注四)。
以地理的分布言，明末的文化中心，隨著政治勢力的消長而向南方遷移，明末的名居士，大多出生于黃河以南尤其是長江以南，北方的居士甚少(注五)。當時的儒家學術的中心也在這個區域。特別是王陽明(西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學派的活動，給佛教的影響很大。中國的儒家學者，不論是激進派如朱熹之徒，或溫和派如王陽明，在基本觀念上，都是不贊成佛教的。但是王陽明的思想，取自佛教者不少，故到他的第叁代學生之中，也有好幾位傑出的人物，在發揚儒家教義的同時，信奉佛教，傳播佛法了(注六)。
佛教之所以能夠吸引讀書人或士大夫來信奉它，主要的還是由于學術研究的公開，中國史上雖曾有過禁止佛教與摧毀佛教的政治行爲，但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那是幾次極其短暫的事件而已，儒家雖站在反對佛教的一邊，卻未以政治手段來壓製佛教。因此，不論你贊成或反對，均有自由研究佛教及閱讀佛書的機會。在明末的居士之間，最受重視的佛教經典，有《金剛經》、《阿彌陀經》、《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心經》、《圓覺經》、《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六祖壇經》、《五燈會元》以及《大乘起信論》等。最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居士之中，除了誦經、念佛、參禅之外，也重視持咒，最流行的咒文是〈准提咒〉，且有結社持誦它的風氣(注七)。
事實上，當時的中國佛教界，就是流行著禅、淨、密、律等諸宗合一的思想，當時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蕅益智旭大師(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注八)。迄目前爲止，中國佛教仍然受著這一傾向的支配；不像日本的大乘佛教，主要的雖從中國傳入，他們的各宗之間是保持著嚴密界限的。近世的中國佛教則不然，禅宗寺院的僧侶可至律宗寺院求戒，任何一宗的僧侶均可修淨土宗的念佛法門，也可持誦密宗的咒文。因此，明末的居士們，大多是他們自己接觸到了佛教的書籍及修行方法，進而訪問當時的高僧，求取更深入的認識和體驗。
當時對于居士界影響力最大的，是雲棲袾宏大師(西元一五叁五─一六一五年)(注九)，他的思想背景是屬于華嚴宗的，而他極力主張「參究念佛」，原則是禅和淨土並重並修，但仍側重于念佛法門。所以當時的居士們，以念佛爲主要的修行法門。同時由于雲棲袾宏是中國佛教史上，提倡戒殺、放生運動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高僧，所以當時的居士之中，組織放生會，撰寫有關放生理論的文章，設置放生池的，大有人在。此與現代西洋人士的保護動物運動的主旨，頗有不同，保護動物是基于人道主義的同情心；戒殺和放生則除了是出于同情心之外，尚有因果報應的信仰原則在內。
印度的大乘佛教思想，在「空、有、真常」的叁大系統，傳到中國的，也有叁大系統。到了明末時代，「空」的思想未見發揚，唯王陽明的第叁代學生李卓吾(西元一五二七─一六○二年)是以空宗爲歸的(注一○)，而他所見的空，不過是理論的禅，中國禅宗的根本立場，是屬于「真常」的系統。因爲明末的禅宗學者，大多流于虛浮圓滑的空談理論，當袁中郎(西元一五六八─一六一○年)初與李卓吾接觸而進入佛門，後來發覺此種空談，不切實際，很容易由于空談本源清淨的佛性，或者僅知道一些如诃佛罵祖的公案而不實際修行，結果便形成了否定因果的外道邪見。袁氏因李氏而信佛，後來袁氏則極力提倡淨土的念佛法門(注一一)。有宗的思想，在明末時代，也很晦暗(注一二)。說得更明顯一點，明末的佛教界，不論僧俗，是以念佛法門爲修行的主流，禅的修行乃居于次要的位置，禅的精神卻是明末佛教支柱。不論淨土與禅，均屬于「真常」的系統。
明末的居士之中，也有富于道教色彩的人物，例如袁了凡其人，是由于雲谷法會禅師(西元一五○○─一五七九年)的接引而入佛教，他的「功過格」思想也與佛教因果報應的觀點一致，但他積十年的歲月，行叁千善功，目的在修成道教的仙人，也在佛前發願，求諸佛及聖賢們賜給他神丹或仙草，使他在此世間活得更長一點，以便救度衆生(注一叁)。類似這種思想，分明是以道教的神仙信仰爲基礎而來修學佛法的。
明末的居士們，並沒有他們的獨立組織，來作爲他們的宗教活動的機構。結社修行(注一四)，也不過是約集了數位同道，在一處定期修行，並不對外活動。所謂放生會(注一五)，也不是組織，僅是將這個名目來向人籌款，購買生物釋放，或鑿一口池塘來給人家買了水族類生物來放養而已。居士們除了通常的修行之外，對于貧苦者的救濟、獄中囚犯的教化(注一六)，尤其當他們在擔任地方官的時候，注意減稅(注一七)、減刑(注一八)，以及興建便利民衆生活的設施。
不過，明末的中央政府並不理想，凡是忠貞耿直之士，往往會遭到殺身之禍。所以明末的居士，死于政治迫害的也有好幾位，例如李卓吾以七十六歲高齡，被逮後，自殺死于獄中。周景文(西元？─一六二六年)被宦官魏忠賢(西元？─一六二七年)處死。事態較輕的，則有被革職歸故鄉的，也有自動以疾病作借口而辭職隱居的。到了明朝滅亡，清朝政府勢力南下之時，又有好多正在做官或剛退官而忠于明朝的居士們被難身死(注一九)。故也可以說，除了由社會文化的自然發展，而有了若幹儒家及道教學者，轉入佛教，另外兩個顯著的原因，應該是：1.由于宋明儒家的擡頭，給了佛教的大刺激，所以有雲棲袾宏、紫柏真可(西元一五四叁─一六○叁年)、憨山德清(西元一五四六─一六二叁年)、蕅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等傑出僧人，被後人稱爲明末四大師的出現，使得士大夫階級的讀書人，向心于佛教。2.由于中央政府的腐敗，使得人民體會到生命財産的沒有保障，故以佛教的因果觀來解釋他們的命運，並且求于此身死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可能是居士佛教在明末時候，蓬勃發達的幾個主要因素。
現以《居士傳》卷叁八至五叁所列明末諸居士做研究的資料依據，從不同的各種角度，加以分析與整理，作成統計式的報告。(見本章第二節)
注解
《居士傳》撰于西元一七七○至一七七五年，整整五個年頭，其資料之百分五十系根據佛教的史傳，余則別征一般的史傳、諸家文集、諸經序錄、百家雜說，統一寫作而成列傳五十六卷，詳其入道因緣，成道功候，俾有志者，各隨根性，或宗或教或淨土，觀感願樂，具足師資。其編寫宗旨，具見于篇首的「發凡」。此書被收于《卍續藏》一四九冊。在明末的居士之中，依據《居士傳》的資料，即有十二位具有儒家理學的背景，趙大洲的《二通》，將儒學稱爲「經世通」，佛學稱爲「出世通」，闡述他的儒佛會通的思想(《居士傳》卷叁九)。另有以孔孟之說解佛經者，如薛元初(《居士傳》卷叁八)及陶周望(《居士傳》卷四四)，甚至有一位朱白民氏以《四十二章經》及《佛遺教經》乃是佛門的《論語》(《居士傳》卷四八)。
第二節明末居士的地理分布表
省別人數人名江蘇31嚴敏卿、殷時訓、陳近祼、顧清甫、管登之、焦弱侯、瞿元立、王弱生、王宇泰、董元宰、袁了凡、趙凡夫、劉玉受、王孟夙、丁劍虹、朱白民、莊平叔、黃子羽、錢伯韫、吳瞻樓、王先民、陳用拙、周景文、姚孟長、徐成民、蔡惟立、黃介子、黃蘊生、張大圓、蔣虎臣、嚴拭浙江17陸與繩、唐體如、戈以安、郝熙載、吳大恩、朱元正、虞長孺、莊複真、鮑性泉、陶周望、唐宜之、朱兆隆、黃元孚、聞子與、馬邦良、虞僧孺、陶奭齡湖北6鈞伯敬、袁伯修、袁中郎、袁小修、金正希、熊魚山河北4朱綱、劉通志、杜居士、崔應魁江西4王道安、楊邦華、曾端甫、黃元公安徽4薛元初、程季清、孫叔子、吳用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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