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僧侶：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劉躍進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179-191頁
【作者簡介】劉躍進，1958年生，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732)。
【內容提要】在古代中國，不論是官方往來、民間交流，或是其他方式的交往，終究受製于一定條件。而且，由于政治製度、文化背景乃至風俗習慣的差異，各地之間的交流往往存在著很深的隔閡乃至偏見。惟有佛教文化例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絕大部分統治集團，多視佛教爲神明，頂禮膜拜。因此，各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幾乎是無條件的。六朝僧侶作爲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縱橫南北，往來東西，在傳播佛教文化的同時，也在傳遞著其他豐富的文化信息。其影響所及，不僅滲透到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從長安、洛陽、建康、涼州四大文化中心的興衰及其文化交流的若幹途徑看，從僧侶自身的文學創作、佛教思想對于中古詩律演變、中古文學題材、中古文學思想的巨大影響等方面看，六朝僧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傳播過程中，的確起到了特殊和重要的作用。
【摘 要 題】先秦至六朝文學
【關 鍵 詞】文化僧侶/文化傳播/文化中心/中古文學
一般而言，天下一統時期，各地的往來和文化的交流傳播是比較通暢的。譬如漢代趙充國在金城(今蘭州)上書言獻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書即報從其計。金城到長安大約一千多裏，往返倍之，中間還要經過公卿議臣的討論，再上報天子定奪，首尾才七日。再譬如唐代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當時明皇巡幸洛陽，相去八百余裏。壬午，即遣河南尹王怡到京師按問宣慰，前後凡叁日。這些記載或有不准確和誇張的地方，但是，漢唐時期境內聯絡自有其比較嚴密周詳的驿站傳遞系統，則是基本事實(注：參見洪邁《容齋隨筆•續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2“漢唐置郵”條，第233頁。)。而分裂時期，各地的往來，特別是各國之間的往來，就有許多障礙，不那麼輕而易舉了。叁國鼎立、東晉南遷、南北對峙，魏晉南北朝四百余年的曆史，基本處在一種分裂的狀態。盡管如此，有一點卻是相通的，即絕大部分統治集團，多把佛教奉爲神明，乃至視爲國教。在這樣的曆史文化背景下，那些“志在遊化，居無求安”(注：參見釋慧皎《高僧傳•晉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第69頁。)的文化僧侶，或曆經艱險，獲取真經(注：梁武帝普通二年(521)，釋法貞渡江求法，爲追兵所殺。可見穿梭往來，也時有風險。見釋道宣《續高僧傳•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傳》，《曆代高僧傳》，上海書店1989年據《大正大藏經》本影印。)；或暮鼓晨鍾，青燈黃卷，通過各種途徑，語玄析理，傳經布道。他們的活動，大多得到各地統治集團的扶持，擁有較爲便利的條件。正因爲如此，這些文化僧侶在四分五裂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客觀上起到了傳遞文化信息和保存文化資源的特殊作用。
一、四大文化中心的興衰
隨著兩漢一統政權的瓦解，中國大地陷入了長達四百余年的分裂狀態。西漢首都長安、東漢首都洛陽先後慘遭毀滅性的破壞。相比較而言，東吳經營多年的建康(今南京)和地處西北邊陲的涼州等地相對平穩，文化方面尚保持著固有的連續性。爲了考察文化僧侶的活動，我們不妨先從上述四個文化中心的興衰以及文化僧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說起。
(一)長安
長安原本是西漢首都。王莽作亂，長安受到摧殘。東漢定都洛陽後，長安繁榮不再。西晉末年，當永嘉之亂時，洛陽陷落，晉愍帝以秦王稱尊號于長安，其時已殘敗不堪(注：《晉書•孝愍帝紀》載：“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阙，運饋不繼。”)，根基薄弱，最後不得不投降于劉曜。此後，前趙、前秦、後秦等先後控製秦隴地區。但是，多年征戰不息，長安文化發展幾乎處于停頓狀態。公元379年，前秦攻克襄陽，史學家習鑿齒、文化高僧釋道安等隨入于長安，爲長安文化的發展帶來生機(注：見《晉書•苻堅載記》、《晉書•習鑿齒傳》、《高僧傳•釋道安傳》及《資治通鑒》卷104。)。據《高僧傳•釋道安傳》記載，道安死後十六年，西域高僧鸠摩羅什來到長安，在當權者強有力的支持下，組織翻譯佛經，傳播異域文化，爲長安文化複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北魏的崛起，北方文化得到相當的複蘇。北魏孝武帝永熙叁年(534)，西魏分裂出來，定都長安。從這一年到北周靜帝大象叁年(581)，隋文帝建立隋朝，前後四十八年，再到隋文帝滅陳統一中國(589)，長安成爲一方國都長達五十五年之久。在這五十多年間，文化發展雖有短暫倒退，但是，隨著南方文人的介入，長安文化在原有的佛教文化之外，又平添了諸多文學藝術的斑斓色彩。
所謂的短暫倒退，主要是指西魏文帝大統十五歲(549)下诏，凡諸代人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改爲華姓者並令複舊。由此可見西魏、北周對于孝文帝推行漢化頗多不滿(注：見《北史•魏本紀》。)。但是這種文化上的倒退，時間非常短促。公元554年十月，西魏大舉發兵攻梁。江陵陷落，梁元帝被缢死，同時掠走大批南人，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學家，如琅琊王褒、沛國劉殼、南陽宗懔、吳興沈炯、新野庾季才等。同時，這一年出使西魏的庾信也被扣留在長安。據《北史•藝術•庾季才傳》載，江陵陷落後，士人多淪落底層，被視爲賤民。後來西魏統治者接受了庾季才的建議，免除了數千人的奴婢身份，同時對于那些重要文人給予厚待。如拜庾信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叁司(注：見倪璠《庾子山年譜》(《庾子山集注》附錄，中華書局1980年校點本)及魯同群《庾信人北仕曆及其主要作品的寫作年代》(《文史》第十九輯)。)。西魏統治集團對于漢文化的態度，從歧視到欣賞，前後不過五年的時間，說明他們對于漢文化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給南北文人營造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文酒聚會，商榷學問，切磋技藝，這是長安文化全面複興的重要契機。兩年後，周孝闵帝宇文覺代西魏。此後北周君主頗多喜好文學者。故庾信、王褒等人也就日益受到重視，其流風余韻，影響頗钜。公元581年二月，隋文帝楊堅代周。這一年，年僅二十五歲的彥琮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著名文人學者共撰《內典文會集》，這是一部規模較大的佛教典籍。又爲諸沙門撰《唱導法》，改正舊體，繁簡相半(注：見釋道宣《續高僧傳•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傳》。)。開皇叁年(583)，秘書監牛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隋文帝接受這個建議，下诏購求遺書于天下，這是長安文化建設的重要舉措(注：見《隋書•高祖紀》及《隋書•牛弘傳》。)。開皇五年(585)，劉焯與楊素、牛弘、蘇威、元善、蕭該、何妥、房晖遠、崔崇德、崔赜等于國子共論古今滯義。隨後，李谔又上表請正文體。李德林又受命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炀帝也好讀書著述，前後二十多年，修撰未嘗暫停，舉凡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蔔、釋、道乃至博、鷹狗等，無不涉獵，皆有文字傳世。又據《資治通鑒》記載，當時，長安嘉則殿有書叁十七萬卷，隋炀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诠次，剔雜除重，得正禦本藏之于東都洛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爲叁品，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這些書籍在後來的轉運及戰亂中雖時有損失，但是在其收集及流傳過程中也爲唐代文化建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二)洛陽
洛陽爲東漢首都。同時，這裏又是中國佛教興盛的發祥地。早在東漢時期，佛教就是從這裏輻射到全國的。相傳最早的佛寺即白馬寺就建在洛陽，而最早的漢譯佛經即《四十二章經》也是在這裏問世的。梁鴻的《五噫歌》反映了洛陽當年的繁盛。但是，不過百年的時間，西涼軍閥董卓強行遷都長安，並焚燒了洛陽宮廟及百姓人家，洛陽驟然敗落下來(注：《後漢書•孝獻帝紀》：“(洛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群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饑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魏因漢祚，複都洛陽。”(注：《叁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魏略》。)西晉也建都于此，洛陽稍微恢複生機。但是，六十年後的八王之亂，又將洛陽推向戰亂的深淵。晉元帝南遷，北方淪落異族之手。中原地區先後由不同少數民族政權所控製，但是沒有一個霸主再以洛陽爲都城，說明當時洛陽確已失去往昔的繁華。義熙十二年(416)，顔延之奉劉義符之命北上慶賀劉裕北伐成功，旋奉劉裕命至洛陽，寫下著名的《北使洛》一詩。在詩人筆下，洛陽“宮陛多巢穴，城阙生雲煙”，其殘敗之狀曆曆在目。北魏崛起于代北，先以盛樂爲都，其後遷于平城(注：參見田余慶《拓跋史探》(叁聯書店，2003年)。)，並在太延(435-439)中平定涼州，掠得大批僧侶至平城，爲魏地佛教興盛奠定基礎。太和十七年(493)，魏孝文帝巡視洛陽故城，置身于落寞荒蕪之中，不禁感慨萬千。他對侍臣說：“晉德不修，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隨後吟詠了《黍離》之詩，流涕不已。盡管如此，孝文帝還是以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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