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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彌勒禮忏儀的演變與發展

  論彌勒禮忏儀的演變與發展

  聖凱法師

  內容提要:彌勒信仰約公元四世紀傳入中國,極盛于南北朝,是中國早期最爲流行的淨土法門,但是隨著彌陀信仰的發展,彌勒信仰便逐漸式微。本文從以彌勒爲禮拜對象的禮忏儀方面加以考察,如《贊彌勒四禮文》、敦煌文書《上生禮》、明代如惺《得遇龍華修證忏儀》,藉以闡述有關彌勒禮忏儀的形成、演變及其發展過程。

  關鍵詞:彌勒信仰、禮忏儀、《上生禮》、《龍華忏儀》  

   一、問題的提出

  在印度的原始佛教僧團中,當比丘犯罪時,釋尊爲令其行忏悔或悔過,定期每半月舉行布薩,並定夏安居的最終日爲自恣日。另外,在戒律條文中亦列舉有提舍尼(悔過罪),由此可見忏悔在佛教教團中的重要性。隨著大乘佛教的發展,原始僧團中單純的忏悔,已轉爲修禅定、證叁昧必備的重要行法,而且攝入般若空慧的觀照,成爲大乘忏悔思想的根本。同時,在忏悔的方法上,從“說過忏悔”發展到稱佛名、禮拜、誦經、持咒、禅定等。

  佛教傳到中國,由于中國儒、道重視儀禮祠祀的傳統,所以忏悔思想很自然地被中華民族所接受,並且逐漸地儀式化,産生專門用于忏悔的儀式——忏法。中國佛教的忏法,起源于晉代,漸盛于南北朝。自南朝梁代以來,采用大乘經典中忏悔與禮贊內容而成的忏法,以種種形式流行,從而産生許多禮贊文及忏悔文。隋唐之際,天臺智者大師依天臺教觀,將大乘佛教的理觀與忏悔相結合,製作了許多禮忏儀,爲後代忏法的發展,奠定了開創性的的基礎。

  同時,隨著禮忏文及忏儀的發展,忏悔思想與佛菩薩信仰相結合,出現了以佛菩薩爲禮拜忏悔對象的禮忏儀。在佛菩薩信仰中,彌勒信仰在隋唐以前是十分流行的。在公元四世紀,隨著有關彌勒的經典的翻譯,彌勒信仰逐漸盛行,成爲中國早期最爲流行的淨土法門。所以,在南北朝之際,彌勒信仰與齋會、忏悔思想結合,出現了以彌勒爲禮拜忏悔對象的禮忏文和禮忏儀。

  由于文獻的散失,給我們探討彌勒禮忏儀帶來很大的困難。但是,隨著敦煌文書中禮忏文的整理與研究的深入,使我們了解彌勒禮忏儀提供了珍貴的數據。1963年,鹽入良道先生發表了〈論中國佛教禮儀忏悔的受容過程〉,對忏悔在中國佛教的轉變,以及忏悔的儀式化進行了通盤式的考察,爲我們理解中國佛教忏法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知識。[1]1982年,廣川堯敏先生在〈敦煌出土七階佛名經——叁階教與淨土教及其交涉〉一文中,對彌勒禮忏文進行了簡單介紹,指出在敦煌文書中,有關彌勒的禮忏文有《禮彌勒願文》(北·始46R2)、《上生禮》(S.5433R3、S.4451)叁件文書,《上生禮》是“七階禮忏文”型的行儀文,行儀次第與叁階教禮忏文類似。[2]1984年,金岡光照先生發表了〈從敦煌文獻中所見彌勒信仰的一側面〉,討論了敦煌文獻中有關彌勒經典的寫本、彌勒信仰的形態,但是對于《上生禮》並沒有加以研究。[3]同年,廣川堯敏先生在〈禮贊〉一文中,指出在敦煌文書中,屬于彌勒教的行儀文特別少,將S.4451擬名爲〈彌勒行儀文〉。1998年,汪娟博士有其博士論文《敦煌禮忏文研究》中,對《上生禮》進行專門研究,校錄了敦煌寫本,闡述了禮忏的儀軌次第、《上生禮》與彌勒經典的關系等問題,給我們進一步研究彌勒禮忏儀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數據與啓示。[4]

  在前輩先賢的指導與啓示下,我們試圖綜合各種文獻對彌勒禮忏儀的演變與發展進行通盤式的考察。《出叁藏記集》中雖然只有保留下來一些忏文及齋會的名稱,但是仍然留下一些蛛絲馬迹;在《法苑珠林》中保存有《贊彌勒四禮文》,是探討唐代彌勒禮忏儀的重要數據;敦煌文書中的《上生禮》是最爲珍貴的記載,其儀軌次第十分完善;然後,明代如惺撰有《得遇龍華修證忏儀》則可以說是彌勒禮忏儀的集大成,他吸收了有關天臺忏法的儀軌,並且摻有大量的教說,是從教義方面而撰述的忏儀。我們正是希望通過這些數據的記載,對彌勒禮忏儀的製作與流行、彌勒禮忏儀與其它忏法的互動關系等方面作出一些考察,這也是研究中國佛教忏法的重要環節。

  二、南北朝時期有關彌勒禮忏儀的製作

  彌勒信仰是在兩晉時期隨著彌勒經典的譯出而開始流行,自從西晉竺法護譯出《彌勒下生經》後,鸠摩羅什、沮渠京聲等相繼譯出多種彌勒經典,于是便逐漸出現彌勒的信仰者。根據目前的資料,漢地最早的彌勒信仰者應該是道安法師(312-385),《高僧傳》〈道安傳〉中說:“安每與弟子法遇等,于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5],這件事情在他的弟子傳記中可以得到證明,如〈昙戒傳〉中說:

  後笃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辍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

  戒曰:吾與和上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上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

  是故有願耳。[6]

  當時與道安一起發願往生兜率,總共有八人,除道安外,已知名者的有法遇、昙戒、道願、竺僧輔五人,另有叁人未知名。[7]

  道安以後,彌勒信仰在中國迅速流行,成爲中國早期最爲流行的淨土法門。[8]同時,在五世紀北朝的民間社會則開始大量出現了彌勒的造像,“龍華叁會”與“忏悔滅罪”是造像題記發願文中的主題。[9]衆生由于罪業深重,欲生諸佛淨土,最重要的就是忏悔滅罪,所以《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中說:

  佛告優波離:若善男子善女人,犯諸禁戒,造衆惡業,聞是菩薩大悲

  名字,五體投地,誠心忏悔,是諸惡業速得清淨。未來世中諸衆生等,聞

  是菩薩大悲名稱,造立形像、香花、衣服、缯蓋、幢幡禮拜系念,此人命

  欲終時,彌勒菩薩放眉間白毫大人相光,與諸天子雨曼陀羅花,來迎此人,

  此人須臾即得往生,值遇彌勒頭面禮敬,未舉頭頃便得聞法,即于無上道

  得不退轉,于未來世得值恒河沙等諸佛如來。[10]

  正是由于禮拜彌勒菩薩,能夠得到清淨諸業、往生兜率的功德,所以才會出現以彌勒爲主的禮忏儀。

  六朝以來,忏悔思想隨著忏悔經典的翻譯而漸次流行,並且出現了忏悔滅罪的儀軌——忏法,以現世安穩、遠離諸難與忏悔滅罪相結合,從而與中國人的要求相一致。[11]所以,在六朝時代,彌勒信仰與忏悔思想在流行過程中,很自然便會相結合,出現了以彌勒爲主的齋會與禮忏儀。在《出叁藏記集》卷十二〈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第七〉中保存有“彌勒六時忏悔法緣記”,並且注明“出《彌勒問本願經》”。[12]雖然在竺法護所譯的《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中沒有看到一句“忏悔”,但是在經典是我們還是找到了一些根據,如經中說:

  阿難白佛言:彌勒菩薩以何善權得致佛道?佛言:阿難!彌勒菩薩晝

  夜各叁正衣束體,下膝著地,向于十方說此偈言:我悔一切過,勸助衆道

  德,歸命禮諸佛,令得無上慧。佛語賢者阿難:彌勒菩薩以是善權,得無

  上正真之道最正覺。[13]

  從經文我們可以看出,彌勒菩薩以晝夜六時說“悔過禮拜偈”而得成佛道,所以才會製定“彌勒六時忏悔法”,至于詳細內容,我們則不得知。

  同時,在六朝之際,出現了以彌勒爲主的齋會,如《法苑珠林》卷十六中說:

  夫大覺世雄,隨機利物,巧施現權之教,以救將來之急。時經末代,

  命同風燭,逐要利生無過見佛。以釋尊遺囑,于我法中所修行者,並付慈

  氏,令悟聖果。大聖殷勤,理固無妄;一念相值,終隔四流。結妙願于華

  林,感慈顔于兜率,能扣冥機,雲龍相會。故《上生經》雲:是諸人等皆

  于法中,種諸善根,釋迦牟尼佛遣來付我。觀此一言,實固可祈。自晉代

  之末,始傳斯經。暨乎宋明,肇興茲會,起千尺之尊儀,摸萬仞之道樹,

  設供上林,鱗集大衆,于是四部欣躍,虔誠弘化,每歲良辰,叁會無缺。

  自齊代馭曆,法緣增廣,文宣德教,彌綸斯業。[14]

  佛陀將一切未化弟子托付給彌勒,成爲彌勒信仰的理論基礎。

  由于彌勒經典的翻譯與流傳,到了劉宋明帝時代開始興設龍華會,而且每年叁會不缺,在《出叁藏記集》卷十二〈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中保存有“宋明皇帝初造龍華誓願文”、“京師諸邑造彌勒像叁會記”、“齊竟陵文宣王龍華會記”,〈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錄序〉中保存有“龍華會並道林齋”。[15]雖然這些龍華會的詳細內容我們不太清楚,但是或者爲造彌勒像,或爲修彌勒法門的齋會,祈求能上生兜率天宮,隨彌勒下生人間。如沈約所撰〈千僧會願文〉,文中指出在二十九日辦的第十會,是邀請上定林寺的僧佑,搭建草庵,邀集百余僧衆舉行法會。[16]鎌田茂雄先生指出,當時正盛行華嚴齋、道林齋等法會。[17]在齋會活動內容上,主要是禮拜、忏悔、經典讀誦等各種禮儀行爲。[18]所以,雖然我們不能知道南北朝時期彌勒禮忏儀的製作詳細情況,但是可以肯定有關彌勒的忏悔法及龍華會的齋儀對後代彌勒禮忏儀的製作的確帶來影響。

  叁、唐、五代時期彌勒禮忏儀的製作與流行

  中國佛教禮忏儀的製作與完善,真正開始于天臺智顗,他除去了以前忏悔的世俗祈願的特點,將忏法攝入坐禅實相正觀的前階段。[19]唐代初期,善導(613-681)製作了豐富的淨土禮贊儀,如《往生禮贊偈》、《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贊》,對後來忏法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同時,唐貞觀年間,由于玄奘(602-664)弘揚彌勒信仰,使彌勒信仰在唐初興盛一時。[20]如《大唐故叁藏玄奘法師行狀》說:

  法師從少以來,常願生彌勒佛所,及遊西方。又聞無著菩薩兄弟,亦

  願生睹史多天宮,奉事彌勒,並得如願,俱有證驗,益增克勵。自至玉花,

  每因翻譯,及禮忏之際,恒發願上生睹史多天,見彌勒佛。除翻經以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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