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弥勒礼忏仪的演变与发展
圣凯法师
内容提要：弥勒信仰约公元四世纪传入中国，极盛于南北朝，是中国早期最为流行的净土法门，但是随着弥陀信仰的发展，弥勒信仰便逐渐式微。本文从以弥勒为礼拜对象的礼忏仪方面加以考察，如《赞弥勒四礼文》、敦煌文书《上生礼》、明代如惺《得遇龙华修证忏仪》，藉以阐述有关弥勒礼忏仪的形成、演变及其发展过程。
关键词：弥勒信仰、礼忏仪、《上生礼》、《龙华忏仪》
一、问题的提出
在印度的原始佛教僧团中，当比丘犯罪时，释尊为令其行忏悔或悔过，定期每半月举行布萨，并定夏安居的最终日为自恣日。另外，在戒律条文中亦列举有提舍尼(悔过罪)，由此可见忏悔在佛教教团中的重要性。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原始僧团中单纯的忏悔，已转为修禅定、证三昧必备的重要行法，而且摄入般若空慧的观照，成为大乘忏悔思想的根本。同时，在忏悔的方法上，从“说过忏悔”发展到称佛名、礼拜、诵经、持咒、禅定等。
佛教传到中国，由于中国儒、道重视仪礼祠祀的传统，所以忏悔思想很自然地被中华民族所接受，并且逐渐地仪式化，産生专门用于忏悔的仪式——忏法。中国佛教的忏法，起源于晋代，渐盛于南北朝。自南朝梁代以来，采用大乘经典中忏悔与礼赞内容而成的忏法，以种种形式流行，从而産生许多礼赞文及忏悔文。隋唐之际，天台智者大师依天台教观，将大乘佛教的理观与忏悔相结合，制作了许多礼忏仪，为后代忏法的发展，奠定了开创性的的基础。
同时，随着礼忏文及忏仪的发展，忏悔思想与佛菩萨信仰相结合，出现了以佛菩萨为礼拜忏悔对象的礼忏仪。在佛菩萨信仰中，弥勒信仰在隋唐以前是十分流行的。在公元四世纪，随着有关弥勒的经典的翻译，弥勒信仰逐渐盛行，成为中国早期最为流行的净土法门。所以，在南北朝之际，弥勒信仰与斋会、忏悔思想结合，出现了以弥勒为礼拜忏悔对象的礼忏文和礼忏仪。
由于文献的散失，给我们探讨弥勒礼忏仪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随着敦煌文书中礼忏文的整理与研究的深入，使我们了解弥勒礼忏仪提供了珍贵的数据。1963年，盐入良道先生发表了〈论中国佛教礼仪忏悔的受容过程〉，对忏悔在中国佛教的转变，以及忏悔的仪式化进行了通盘式的考察，为我们理解中国佛教忏法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知识。[1]1982年，广川尧敏先生在〈敦煌出土七阶佛名经——三阶教与净土教及其交涉〉一文中，对弥勒礼忏文进行了简单介绍，指出在敦煌文书中，有关弥勒的礼忏文有《礼弥勒愿文》(北·始46R2)、《上生礼》(S.5433R3、S.4451)三件文书，《上生礼》是“七阶礼忏文”型的行仪文，行仪次第与三阶教礼忏文类似。[2]1984年，金冈光照先生发表了〈从敦煌文献中所见弥勒信仰的一侧面〉，讨论了敦煌文献中有关弥勒经典的写本、弥勒信仰的形态，但是对于《上生礼》并没有加以研究。[3]同年，广川尧敏先生在〈礼赞〉一文中，指出在敦煌文书中，属于弥勒教的行仪文特别少，将S.4451拟名为〈弥勒行仪文〉。1998年，汪娟博士有其博士论文《敦煌礼忏文研究》中，对《上生礼》进行专门研究，校录了敦煌写本，阐述了礼忏的仪轨次第、《上生礼》与弥勒经典的关系等问题，给我们进一步研究弥勒礼忏仪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数据与啓示。[4]
在前辈先贤的指导与啓示下，我们试图综合各种文献对弥勒礼忏仪的演变与发展进行通盘式的考察。《出三藏记集》中虽然只有保留下来一些忏文及斋会的名称，但是仍然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在《法苑珠林》中保存有《赞弥勒四礼文》，是探讨唐代弥勒礼忏仪的重要数据；敦煌文书中的《上生礼》是最为珍贵的记载，其仪轨次第十分完善；然后，明代如惺撰有《得遇龙华修证忏仪》则可以说是弥勒礼忏仪的集大成，他吸收了有关天台忏法的仪轨，并且掺有大量的教说，是从教义方面而撰述的忏仪。我们正是希望通过这些数据的记载，对弥勒礼忏仪的制作与流行、弥勒礼忏仪与其它忏法的互动关系等方面作出一些考察，这也是研究中国佛教忏法的重要环节。
二、南北朝时期有关弥勒礼忏仪的制作
弥勒信仰是在两晋时期随着弥勒经典的译出而开始流行，自从西晋竺法护译出《弥勒下生经》后，鸠摩罗什、沮渠京声等相继译出多种弥勒经典，于是便逐渐出现弥勒的信仰者。根据目前的资料，汉地最早的弥勒信仰者应该是道安法师(312-385)，《高僧传》〈道安传〉中说：“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5]，这件事情在他的弟子传记中可以得到证明，如〈昙戒传〉中说：
后笃疾，常诵弥勒佛名不辍口，弟子智生侍疾，问：何不愿生安养？
戒曰：吾与和上等八人同愿生兜率，和上及道愿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
是故有愿耳。[6]
当时与道安一起发愿往生兜率，总共有八人，除道安外，已知名者的有法遇、昙戒、道愿、竺僧辅五人，另有三人未知名。[7]
道安以后，弥勒信仰在中国迅速流行，成为中国早期最为流行的净土法门。[8]同时，在五世纪北朝的民间社会则开始大量出现了弥勒的造像，“龙华三会”与“忏悔灭罪”是造像题记发愿文中的主题。[9]众生由于罪业深重，欲生诸佛净土，最重要的就是忏悔灭罪，所以《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说：
佛告优波离：若善男子善女人，犯诸禁戒，造众恶业，闻是菩萨大悲
名字，五体投地，诚心忏悔，是诸恶业速得清净。未来世中诸众生等，闻
是菩萨大悲名称，造立形像、香花、衣服、缯盖、幢幡礼拜系念，此人命
欲终时，弥勒菩萨放眉间白毫大人相光，与诸天子雨曼陀罗花，来迎此人，
此人须臾即得往生，值遇弥勒头面礼敬，未举头顷便得闻法，即于无上道
得不退转，于未来世得值恒河沙等诸佛如来。[10]
正是由于礼拜弥勒菩萨，能够得到清净诸业、往生兜率的功德，所以才会出现以弥勒为主的礼忏仪。
六朝以来，忏悔思想随着忏悔经典的翻译而渐次流行，并且出现了忏悔灭罪的仪轨——忏法，以现世安稳、远离诸难与忏悔灭罪相结合，从而与中国人的要求相一致。[11]所以，在六朝时代，弥勒信仰与忏悔思想在流行过程中，很自然便会相结合，出现了以弥勒为主的斋会与礼忏仪。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第七〉中保存有“弥勒六时忏悔法缘记”，并且注明“出《弥勒问本愿经》”。[12]虽然在竺法护所译的《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中没有看到一句“忏悔”，但是在经典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根据，如经中说：
阿难白佛言：弥勒菩萨以何善权得致佛道？佛言：阿难！弥勒菩萨昼
夜各三正衣束体，下膝着地，向于十方说此偈言：我悔一切过，劝助众道
德，归命礼诸佛，令得无上慧。佛语贤者阿难：弥勒菩萨以是善权，得无
上正真之道最正觉。[13]
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弥勒菩萨以昼夜六时说“悔过礼拜偈”而得成佛道，所以才会制定“弥勒六时忏悔法”，至于详细内容，我们则不得知。
同时，在六朝之际，出现了以弥勒为主的斋会，如《法苑珠林》卷十六中说：
夫大觉世雄，随机利物，巧施现权之教，以救将来之急。时经末代，
命同风烛，逐要利生无过见佛。以释尊遗嘱，于我法中所修行者，并付慈
氏，令悟圣果。大圣殷勤，理固无妄；一念相值，终隔四流。结妙愿于华
林，感慈顔于兜率，能扣冥机，云龙相会。故《上生经》云：是诸人等皆
于法中，种诸善根，释迦牟尼佛遣来付我。观此一言，实固可祈。自晋代
之末，始传斯经。暨乎宋明，肇兴兹会，起千尺之尊仪，摸万仞之道树，
设供上林，鳞集大众，于是四部欣跃，虔诚弘化，每岁良辰，三会无缺。
自齐代驭历，法缘增广，文宣德教，弥纶斯业。[14]
佛陀将一切未化弟子托付给弥勒，成为弥勒信仰的理论基础。
由于弥勒经典的翻译与流传，到了刘宋明帝时代开始兴设龙华会，而且每年三会不缺，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中保存有“宋明皇帝初造龙华誓愿文”、“京师诸邑造弥勒像三会记”、“齐竟陵文宣王龙华会记”，〈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序〉中保存有“龙华会并道林斋”。[15]虽然这些龙华会的详细内容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或者为造弥勒像，或为修弥勒法门的斋会，祈求能上生兜率天宫，随弥勒下生人间。如沈约所撰〈千僧会愿文〉，文中指出在二十九日办的第十会，是邀请上定林寺的僧佑，搭建草庵，邀集百余僧众举行法会。[16]鎌田茂雄先生指出，当时正盛行华严斋、道林斋等法会。[17]在斋会活动内容上，主要是礼拜、忏悔、经典读诵等各种礼仪行为。[18]所以，虽然我们不能知道南北朝时期弥勒礼忏仪的制作详细情况，但是可以肯定有关弥勒的忏悔法及龙华会的斋仪对后代弥勒礼忏仪的制作的确带来影响。
三、唐、五代时期弥勒礼忏仪的制作与流行
中国佛教礼忏仪的制作与完善，真正开始于天台智顗，他除去了以前忏悔的世俗祈愿的特点，将忏法摄入坐禅实相正观的前阶段。[19]唐代初期，善导(613-681)制作了丰富的净土礼赞仪，如《往生礼赞偈》、《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对后来忏法産生了深刻的影响。
同时，唐贞观年间，由于玄奘(602-664)弘扬弥勒信仰，使弥勒信仰在唐初兴盛一时。[20]如《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说：
法师从少以来，常愿生弥勒佛所，及游西方。又闻无著菩萨兄弟，亦
愿生睹史多天宫，奉事弥勒，并得如愿，俱有证验，益增克励。自至玉花，
每因翻译，及礼忏之际，恒发愿上生睹史多天，见弥勒佛。除翻经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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