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的特色——禅與禅宗
釋聖嚴
提 要：
中國佛教的特色，是在于把傳自印度的佛教的基本精神，融會了中國的儒家的倫理思想及道家的放任自然，所以用清規來替代戒律，以適應中國人的道德生活；以重視智慧的開發替代印度的禅觀，來誘導道家的放任自然。因此，既不會因持戒而成桎梏的宗教工具，也不會因了活潑而成浪漫的放任主義者。中國的禅者，雖不受傳統形式的束縛，在自在活潑的生活中，表現出精進清淨的修道精神，此也實即是釋尊化世 本懷。
一、甚麼是中國佛教
衆所周知，佛教並不是被限定于某一個特定的民族或國家的宗教，現在傳播于世界各地的佛教，都是發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印度，並且經過了長時間向各地的流傳(注1)。 在這期間，由于要和各個民族國家所原有的文化背景相接觸，進而爲了適應各種不同民族與文化的需要，以致于使得佛教沾上了各種的特質色彩。然而就佛教的基本原則來說，例如因緣論及因果律的觀念(注2)， 均普遍受到各地佛教徒的堅持，從因緣所生法的觀點，便能使人舍去一切以自我爲中心的價值觀念；從因果報應的觀點，更能使人肯定道德生活的重要性。倘若放棄了這些原則，它就不是佛教。
所謂中國佛教，它是依據印度佛教的原則或釋迦牟尼佛的根本精神，再加上了中國本土儒、道兩家文化的若幹成份，變成了普遍受到中國人所樂意接受的佛教。
不過，從佛教初傳中國，再等到中國本土佛教的形成，已經經過了叁百五十年左右的孕育時代。所以初期的中國佛教，與來自西域或印度本土的佛教，沒有什麼不同之處，例如像佛圖澄(二叁二～叁四八)及鸠摩羅什(叁四四～四一叁)等高僧到達中國，不僅接引而且造就了許多傑出的中國佛教傳法人材與高僧，例如道安(叁一四～叁八五)，慧遠(叁叁四～四一六)，道生(叁六九？～四叁四)，僧肇(叁八四～四一四)等人的出現，始爲佛教開拓了中國化的局面。也就是說，在此時期之前，中國人僅忙于接受從西域或印度翻譯過來的佛教文化，經過叁百多年的學習與研究，尤其在與中國儒家及道家的固有文化不斷的競爭與比較之後(注3)，這些傑出的佛教高僧們，便大膽地面對佛教的教義，作了重新的評估，並給予嶄新的解釋。魏晉時代的格義之學，便是一種實例(注4)。所謂中國化的佛教，也就從此誕生。
當然，中國爲吸收印度佛教所作的翻譯工作，是從第二世紀開始直到十一世紀時，曆經約千年之間(注5)，一方面將佛教變成中國化。這種工作一直做到第八世紀時，便有了很大的成就，甚至達到圓熟階段(注6)。同時也在陸續地將發生于印度當時的各種佛教典籍，翻譯成中國語文(注7)。
有關中國化的佛教，可以列舉者有淨土、天臺、華嚴、禅宗，尤其從宋朝以後的淨土與華嚴，事實上已和禅宗合流(注8)，天臺宗也沒有特定的教團(注9)。大致上不論任何一派的僧侶，都得遵照佛陀所製訂的戒律如法奉行，直到百丈懷海(七二○～八一四)時代，禅僧也多住在律寺(注10)。不過，他們可以自由選擇適宜他們自己所修行的方法和經論。對于禅僧自成一個教團的情況，那是從百丈懷海樹立了禅宗生活規範的叢林清規之後(注11)。
百丈懷海大師的叢林製度建立之後，佛教的中國化，才算圓滿成熟。可是，從對教義的自由發揮，到僧侶生活方式的大膽改革，已經經過了四百年的時間，在這期間經過許多高僧大德善知識的努力，而最後的集大成者，卻是禅宗的人物。然而在禅宗大成就的四百年前，道生法師就已經主張頓悟成佛及衆生皆有佛性，結果被當時的衆僧認爲是邪說，而遭受驅逐的命運(注12)，那時距離禅宗初祖菩提達摩到中國(注13)，尚早了一百年。四百年之後，懷海創立從事農耕生産的生活方式時，也被時人罵爲破戒比丘(注14)。對于這兩個突破傳統舊觀念的例子，正代表了佛教中國化的特色，禅宗的人物可謂爲是集結佛教中國化的大成，所以禅宗也就代表了超越性的中國佛教。
二、禅觀的佛教
禅，日語發音爲zen，中文發音是ch”an， 印度俗語爲jhana ，雅語爲dhyana。從修行禅的行爲來說，可譯其義爲靜慮，從禅的實體來說，可譯其義爲定，從修行禅的結果來說，可譯其義爲功德叢林。
禅乃中國通用的名詞，是梵語禅那的簡稱，在印度多叫做瑜伽(coma)，禅那的語根是由思維或靜慮而來，是用來統一身心的修行方法。在印度思想史上的使用法頗不一致，佛教的密宗，即將修行的方法，稱爲瑜伽(注15)。佛教的唯識學派，也以瑜伽爲名(注16)。它的意思是“相應”，即是用數息觀等方法，把散亂的心念收攝，集中一境，專念一物，使心與正理等相應。從佛教立場看它，它就是舍摩他(止)及缽舍那(觀)，佛教以外産生于印度的宗教中，即有一派被稱爲瑜伽派(注17)，然其內容及觀法的對象，顯然不同于佛教。總之，瑜伽是人們透過靜坐修禅觀的方法，得到叁昧，顯露與自性相應，或外道之神與我相應冥合的宗教經驗及其過程，即爲禅定。
佛陀出現人間的目的，是在幫助人闡發本自具足的自性或佛性。佛陀在雜阿含經中對于禅觀方法的修行指導均有廣泛的說明，這便是構成原始佛教經典的主因。
自佛教初傳中國，以迄佛教成爲純中國化的事物，佛教徒們所從事的工作，不外乎對于叁藏十二部聖典的修行方法的傳譯、學習和發揮。這些修行方法，可以歸納爲“禅數”、“禅觀”、“止觀”、“念佛”等方法，這只是針對衆生不同種類的根機，其作用都是相同的。
佛教的修行方法，是戒、定、慧叁無漏學，其重心是著重在禅定的修持法門，從受持五戒(不殺、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爲修習禅定的基礎，修行禅定的結果，便能闡發本自的智慧。唯有智慧才能了斷煩惱，所以禅定是休止煩惱的途徑，而戒律能預防煩惱的發生。關于這叁者之間的關系是：戒是修行的基礎，慧是修行的結果，而禅定才是修行的重心，所以天臺宗的集大成者智 大師，將修習止觀，稱爲“正修行”。在正修之前的預備工作有二十五項，稱爲二十五方便(注18)。可見，從佛教的化世功用來看，除了禅觀，就沒有佛教。
叁、禅觀在中國的變遷
禅在印度、在中國，都是佛教徒們所共同修行的法門，雖然在梁代慧皎(四九七～五五四)的高僧傳中，記載有共計二百五十七篇傳記，但是在其中也僅舉出二十一位僧侶是修習禅觀之人，不過，這並不表示修習禅觀的人太少，而是僅僅爲了說明修習禅觀而不兼宏教義和翻譯經典者的人數並不多。到了唐代道宣律師(五六九～六六七)的續高僧傳中，修習禅觀的人數卻急速增加，而有一百十九人。這兩種高僧傳對于禅僧的類別與標准，也顯然不同，前者認爲中國初期的禅僧，是和印度佛教的頭陀行或苦行者相同，他們依法修行，隱于岩谷，林間，常與泉石草木爲伍，他們能夠擯除鬼魅，役使猛虎(注19)。可是自第六世紀中葉(梁代)以後，對于禅僧的類別與標准，便大異其趣。例如開創天臺宗的慧思(五一五～五七七)、智 (五叁八～五九七)、灌頂(五六一～六叁二)，自祖至孫叁代，均被道宣律師收入禅僧之列。在這時期對禅者的定義，是除了對于教義的研究與發揚之外，尤其對于禅定的修行與宏揚，具有很大的貢獻者。但是在當時，尚未聽說有禅宗的名稱。至于將修行禅定的人們，立爲一個宗派，而稱爲禅宗，乃是第十世紀(宋初或稍前)時才開始的事(注20)。
若從禅的修行結果來考察，從印度傳到中國的初期禅法，是主張漸修和漸悟的，認爲由于修行者的功力是有強弱，時間有長短，所悟的自性空理，必然也有深淺的不同。故有小乘的聲聞緣覺、和大乘的菩薩等叁種等級的分別。這與印度佛教所持的態度是一樣的。
到了第五世紀，道生法師出世，依據他自己的修證經驗，便大膽地提出了“頓悟”成佛的主張，他以爲修行的入門處，固然可有叁種等級之分，可是當他們親證法性理體的本然自性時，其所體驗到的自性，與佛所體驗的，乃是完全相同的。這種思想論點的産生，在中國本身，正因爲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早已有儒家及道家的文化背景。依據謝靈運(叁八五～四叁叁)對道生頓悟思想的評介時說，他以爲印度佛教是講求實證，可是卻僅止于漸悟，中國儒家的孔子雖說了一極頓入的道理，卻不能做到親切地實證。道生則取其兩者之長而舍兩者之短。漸次的精進而到豁然大悟時，那就會“紛累盡矣”。此與後世的禅宗所說的“參學事畢”的見解，是頗爲類似。只是在道生之前，已有支遁(叁一四～叁六六)，主張七住位上頓悟之說，道安也有漸修頓悟之說，但是均未達到大頓悟的說法。不過這對道生來說，應當具有啓示作用。支遁原本是一位研究老莊的專家，並且曾經用老莊的思想來注解佛教的般若空義。道安也曾在其著作中，引用老子的語句，這是受到當時格義風尚的影響。可見，雖在楞伽經中已有“頓現”之說，不過像道生那樣的大頓悟(注21)，應該是受了中國儒家及道家的影響，也可以說，透過中國傳統的固有思想，才將佛教的思想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再從禅的修行方法考察。我們知道，佛教的宗旨，是教導人們透過修行而獲得解脫的方法，修行要從日常的道德生活如基本五戒著手。受持五戒，固然是爲了避免造作更多的惡因，以減少將來接受惡果報應的可能性，但是也正是爲了修習禅定的先決條件，持戒是禅定的基礎工夫。戒、定、慧的叁學之間，經常保有連鎖形態，是無法加以分割，也可以說是缺一不可的。
誠如前面所說，禅是修行方法的重心，禅的異名也有好幾個。在佛教初傳中國的時期，甚至到禅宗最初的幾代的祖師之間，都將它稱之爲禅觀，尤其更側重于觀法，這都是由于…
《中國佛教的特色——禅與禅宗(聖嚴法師)》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