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樸初與中國的人間佛教
正 澄
內容提要：本文指出了人間佛教是近現代中國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回歸人間、興利除弊複興運動的必由之路，對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與佛教的因緣進行了考察，揭示了他人間佛教思想形成與倡導的過程，論述了他在上承佛陀和太虛大師遺緒、下應時代要求的人間佛教的理論架構與多個方面的具體實踐及給中國大陸佛教帶來的健康穩定發展的局面。
關鍵詞：人間佛教 趙樸初 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協會 適應
作者正澄法師，中國佛學院講師、《法源》學報責任編輯。
一、引 言
人間佛教在近代中國的明確提出，是對佛教人間性回歸的強調，是中國佛教適應時代、關注世間、服務社會、糾治傳統佛教中“非人間”種種偏弊的鄭重宣言。人間佛教的理念中既存在佛教固有的內容，又是佛教根本教理契應時代的具體指向，是印度佛教中國化、入世化傾向的進一步展現；是對大乘佛教的進一步發揚；是對中國本土的人文精神、倫理精神的撷取。 它的理論架構與實踐體系，既關涉到對佛學整體的准確把握和對佛教傳播曆史、佛教現狀的自覺審視，又關連到所處社會的客觀環境、時勢走向及人心與佛教關系的深切洞察，涵及面廣，內容繁雜。
人間佛教在中國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探討、實踐和弘揚，已經逐漸爲海峽兩岸衆多的佛教徒所普遍認同，並受到社會廣泛的贊許，正展現出其蓬勃朝氣。在臺灣，印順、星雲、聖嚴、證嚴等均以自己的方式大力宣揚和踐行著人間佛教的理念。在大陸，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趙樸初居士一直是該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以他爲主要負責人的中國佛教協會的帶領下，人間佛教思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得以大力提倡和推行。關于人間佛教理論的研究，在兩岸教內外的學者中持續不斷，也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揭示了人間佛教是近現代中國佛教複興的必由之路，試圖在此基礎上探討考察趙樸初居士人間佛教的思想內容和具體實踐，謬漏之處，祈諸賢德方家批評指正。
二、人間佛教——近現代中國佛教糾偏除弊的複興之路
(一)佛教本具的人間性
作爲世界叁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是由出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印度偉大曆史人物釋迦牟尼佛創立的，佛陀出生在人間、出家在人間、修道在人間、成佛在人間、說法在人間、最後的涅槃也是在人間。佛陀還告訴我們：“(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 佛陀在諸多經典中曾多次提醒我們，六道衆生之中，人生最堪以修行辦道成就道果。如《長阿含經》中雲：
佛告比丘：“閻浮提人有叁事勝拘耶尼人。何等爲叁？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勤修梵行；叁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以此叁事……勝弗于逮，……勝郁單曰，……勝餓鬼趣，……勝龍、金翅鳥，……勝阿須倫，……勝四天王，……勝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
佛陀還說：“人是福田，能生一切諸善果故……如是一切賢聖道果，皆依于人而能修證。” 可見，佛教本來就應該是人間的、人本的，佛教的出世間修證是不離人間的。也就是說，佛教只有立足于人間社會，發揮其積極的社會功能，才能實現其價值的最大化，才能真正實現其超越人間了脫生死、再回到生死度脫生死的宏偉使命。
佛教要保持對真理獨到覺悟與體證的特質，才能成其爲佛教；而佛教要延續傳承，又必須與承載它的時空環境相諧調、必須與它所處的人間社會相適應、必須與它所面對的時代和其時代人們的機宜相契合。這就是佛陀垂化布教最爲根本的原則——契理契機。佛陀常常將自己喻爲大醫王，將契理契機、應機說法比喻爲“應病與藥”，如他在《維摩诘經》中說：“佛……爲大醫王，以慧以善救衆生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 ；在《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說：“諸如來轉于*輪，遠離四失說相應法，…… 應病與藥令得覆除。” 契理應機，總起來說，就是在傳法布教時要把握住佛法的根本精神，依據當時當地的國情民情、文化習俗，設計確定弘法的內容、形式、策略、方法，因應時代思潮與時勢人心，使佛法爲更多的人更好地接納，而不致于與國情民意、傳統習俗和時代思潮相違背而受到抵觸和抗拒，並且使得弘法對于該地區該社會而言起到改善人生，促進社會道德、文化、教育、慈善等方面建設的積極效果。
(二)近代中國佛教的危機與拯救
人類社會在不停地發展進步，時代大潮在持續向前滾滾奔流，世道人心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佛教的弘揚要契理並契機就不能不時刻關注著自己所面對的新情況，如果它冷漠于時代和現實，那麼它必將落後于時代、被時代所疏遠甚至抛棄。從兩漢之交傳入中國的佛教，在近二十個世紀的時間裏，已經成長爲中華民族自己的宗教，形成了叁大語系並存、大乘八大宗派林立尉爲壯觀獨具特色的中國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風習俗水乳交融，俨然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爲中華民族的曆史和文化作出了卓越貢獻。但是，由于中國佛教長期流傳于超穩定的、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在其儒釋道叁足鼎立的文化格局中，佛教被定位于專務出世，最終導致了即不契理、又不契機，脫離現實、漠視世間、畸重出世間錯誤傾向的漫延以至成爲主流。清朝中葉以後，隨著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衰邁不堪，積弊叢生的中國佛教也隨之頹廢萎靡。清朝末年，中國佛教嚴重偏離佛教根本精神、重“死”輕“生”、消極避世的局面，在西方列強入侵、民族危亡的時局面前，在奮發圖強、救亡圖存、振興華夏的革命、民主、科學的社會主流思潮面前，更加顯示出其極不合拍與羸弱無力；其存在的價值也受到廣泛的質疑，以至 “廟産興學”風波的出現；與迅速傳播的洋教相比，中國佛教正呈現出奄奄一息的垂亡征兆。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正值國勢危急的時候，一批深谙中國傳統文化、熟知佛學的社會改革者和政治家，慧眼獨具，在中國佛教傳統中重新翻撿出應有的精神力量作爲其政治改良鬥爭的武器和依托。如康有爲著《大同書》，譚嗣同作《仁學》，梁啓超撰《論佛教與群治的關系》，章太炎作《告佛子書》、《告白衣書》等等，對大乘佛教大力推崇並作出極具時代特色的闡發。幾乎與此同時，佛教界的一些有識之士，如楊仁山、寄禅、文希、虛雲、太虛、印光、弘一、圓瑛、歐陽竟無、常惺、曼殊、顧淨緣、陳耀智等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大德，他們或對中國佛教的積弊進行反省揭批，或力倡盡人之責、熱心赈災、濟貧、印經、辦佛教刊物、辦佛教學校、集會結社等，以各自的行動探索著佛教的改革和複興方案，佛教的活力被重新釋放。太虛大師(1890－1947)是這場佛教革新運動中最爲著名的人物。他先後創中國佛教協進會，創設覺社，創辦武昌佛學院，發起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擔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創設中國佛學會，創辦漢藏教理院，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前往日本、歐美、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傳播佛教，好評如潮，影響巨大。大師視野開闊、學貫中西、思想深邃，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改革和振興，發表和撰寫了大量的佛學及相關文章，內樹佛學真義，外融新學思潮，提出了一系列複興佛教的口號和理論，如教理、教製、教産革命等，號召把佛教從“鬼教”、“死教”中解放出來，重視現世人生，發揚大乘佛教在利他中實現自利的精神，以“五戒十善”爲人生的道德基礎，並爲達成此目標作了人才、製度和物質等保障上的設計。
太虛大師1933年10月在漢口商會發表名爲《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的演講。他在其中說道：“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裏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 就是說，人間佛教必須革除當時的佛教專務死後與鬼神、遠離現實的種種弊端，以佛教的智慧來改善人生，造福社會。太虛大師依據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考察兩千年來中國佛教發展進程的得失，根據當時佛教的現狀和時代發展潮流，擲地有聲地提出了人間佛教的響亮口號。“人間佛教”作爲專有名詞被大師明確提出後，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大師的弟子大醒、慈航等也曾分別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中出版過《人間佛教專號》，但在大師生平的演講和著述中，主要還是使用的“人生佛教”一詞，內容時有增添，與後來提倡的人間佛教具有極大的同質性，在根本理念上更是一致的。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取向，誠如鄧子美教授所指出的“就個人言是“人生的”，就社會言是““人間的”。” 1944年，太虛大師彙總多年來他有關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的言論，並新作了代序及《人生佛教的層次》，編成《人生佛教》一書，系統地闡發了進行人間佛教建設的方式、次第、終極目標，也就是對個人來說由奉行五戒十善開始，漸而四攝六度、信解行證而成佛果；同時每個人都要去服務社會，替社會謀利益；一方面以個人人格影響社會，一方面努力淨化社會，達成建設人間淨土的目標。綜合1922至1946年太虛大師發表的許多演講和文章，足見他已初步建構起了博大全面、包容性強的人間佛教理論體系，內涵十分豐富，有專家將之歸納爲：判教，根源性的依據，入世化的論證，建設人間佛教的出發點、具體方法、步驟、目標，防範佛教入世化難免的偏差等幾大要點。
雖然，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理想，因爲種種原因，在當時沒有得以實現，但他人間佛教理論建構的開創性業已爲世所公認，對近現代中國佛教的發展與走向産生了極爲深刻的影響。太虛大師之後的中國佛教正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間佛教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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