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禅的特點與形式——以《頌古百則》及《碧岩錄》爲例

　　戒毓法師

　　內容提要：禅宗在中土流傳發展過程中，隨著時代的變遷，其傳法模式也有很大的區別。北宋時及其以後之禅風與六祖及其二叁世時的禅風、六祖慧能與其以前的禅風有很大形式上的差異。學習禅宗，通過認識各個時期禅風的變化，體認其不變的禅法核心。北宋時禅法傳播特色，就是文字禅的發展及盛行。本文對文字禅發展曆史背景、發展經過及形式特點：“舉古與拈古、別語與代語、頌古與評唱”依據雪窦的《頌古百則》、圓悟的《碧岩錄》進行解說。希望對文字禅認識及抉擇， 對禅法有個深刻的體認。

　　關鍵詞：語言、文字、實相、禅、文字禅、頌古、評唱

　　作者：戒毓法師

　　禅宗的思想可以說隨著印度佛教不斷輸入與中國人對佛法的理解與創造，不斷發展、演變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就禅與教關系而論，大體上先是“藉教悟宗”，用不是十分准確的說法，六祖以前就是這種形式，後來宗門及學者把這種禅法稱爲如來禅。六祖慧能是一個風水嶺，或者說六祖的革命。到了六祖弟子及再傳弟子們努力，約在晚唐五代北宋則“不立文字”之風席卷禅林，盛極一時。自北宋中葉以來，不離文字，以語言活用、文字創作爲實踐形式的參禅活動又轉而成爲禅門的普遍現象，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爲文字禅。所謂“文字禅”它以通過語言文字習禅、教禅，通過語言文字衡量迷悟和得道深淺爲特征。文字禅的産生及發展始終與運用公案結合在一起。公案受到禅宗界的重視，並且逐步成爲教禅和學禅的入禅方便，這種禅風與中唐開始的禅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有很大差異。文字禅圍繞語錄公案展開其形式大致有以下幾種：“舉古”與“拈古”舉古人的前人公案是以散文體講解禅法大意；“代別”是對公案的禅法進行修正性或補充性解釋；“頌古”是以韻文對公案進行解釋，頌古與“禅詩”有很多的相似性，但禅詩並不僅僅等于頌古，禅詩還包括頌古之外的禅學詩作，頌古只是對前人公案用偈頌體來表述前人禅法；“評唱”是結合經教對公案和相關頌文進行考證、注解以發明禅理。“頌古”與“評唱”兩者最爲典型宋代代表性人物爲重顯與圓悟，能代表宋代文字的特點及宋代後禅學發展方向，並能夠靈活發揮禅學理論。本文從文字禅發展的背景、發展經過依據雪窦重顯的《頌古百則》及圓悟克勤的《碧岩錄》對代表文字禅的形式的“舉古”與“拈古”、“代語”與“別語”、“頌古”與“評唱”等特點參考楊曾文教授的《宋元禅宗史》做個具體的介紹。

　　一、文字禅發展之背景

　　禅是絕言離思不生不滅的，不變不易而絕對圓融的。爲了使禅能在世間傳播，利益有情，假借以方便。由此禅或者禅宗它外在的形式，隨著曆史的變遷，朝代的更替，時節因緣的不同，入禅方便也有不同形式之差異，而內在的血脈可以說曆千古而不變，處凡聖而不易。達摩禅法在漢地尚未傳開時，禅經的譯傳，般若經典的蔓延，禅數與般若禅觀在中土比較發達，影響比較廣，中土中古佛教史有北方重禅學，南方重義理之形式。到了達摩“南天竺一乘禅”在少室山傳播後，實際意義上的禅宗才在東土萌芽。經過二叁傳以後，道信禅師在湖北黃梅雙峰山住錫，經其弟子弘忍等之延續，高樹“東山法門”，環宇流布，四海歸宗。這時之達摩禅學理論上可是說相對成熟，但其教團與教製還是一個雛形，與其他宗派沒有能力相抗衡。自漢末以降，中國的社會經幾百年動亂到隋唐時，才趨向統一。在思想上，南北地域文化的差異，也趨向融合。禅學也融合南方義理北方禅學之形式，走出義理與實踐並行的道路。禅宗理論的構建、實踐的踏實、教團的完善逐漸成熟起來。其發展之曆程，不是一個人或者少數人可以辦得到，而是諸多因緣的和合，是結合社會各種因素之結果。禅者在傳播學說時，宗派意識也開始濃厚起來。有“宗派的意識”，之後，禅者們在傳播禅法時，特提出與其他宗派差異之禅法，來凸顯禅宗的優越性，來吸引更多衆生，堅定信心。到了六祖慧能及二叁傳以後，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宗風與研究學理的其他宗派相互批評；同時慧能的南宗禅爲了表明自己的法脈正統性及禅法優越性，批評神秀爲代表的北宗禅，認爲他們“師資是旁，法門是漸。”佛教內部的爭論十分激烈，裴休(約791—864)在《禅源諸全集都序》序言中說：

　　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禀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幹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诤，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

　　宗密大師(780－841)感慨說：奈何！去聖時遙，師承各異。教者，指禅爲暗證；禅者，目教爲漸修。明暗未得其公，頓漸罔知攸定。疊爲诋毀，殆若雠仇。南能北秀，水火之嫌；菏澤洪州，參商之隙。頓漸門下，相見如仇雠；南北宗中，相敵如楚漢。

　　在這樣的思潮影響 ，宗門教下的對立，禅宗內部南北宗的對峙，互相的碰撞，擊出智慧的火花，在中國的曆史的百花園裏放出各自的芬芳，使禅學與佛教宗派在唐代時興盛一時。正所謂的理不辯不明的道理。

　　慧能南宗在開始傳播的階段，只是南北宗的對峙。南宗批評北宗爲“師門是旁，法門是漸”，以顯南宗的正統性和優越性。隨著南禅在中土大地四處蔓延，成爲一股很強的生命力，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此時南宗，已經不是爲了解決“南頓北漸” 的問題，而是與其他宗派相對抗，卓立諸多宗派之外，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以心印心”的主張。隨著李室國勢的衰落，社會動蕩，加之遇到“會昌法難”的打擊，使中土佛教義學一蹶不振。由于南宗“不依經教”的獨特實踐性教派，生存空間比其他義學理論性宗派多得多。南宗開始真正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但是，其他宗派之沒落，禅宗義理沒有基礎，教下的刺激，其生命力也慢慢減弱。同時爲了傳播自己禅法，不得不借助于文字和手段來傳播自己學說，禅宗從“不立文字”轉向“不離文字”的性格。爲了不失禅宗特有宗風，在五代北宋以後，文字禅也開始産生。但也給禅宗的弘傳和推廣，帶來消極的作用。很多無知者對禅沒有內在的體認，只追求外在形式。沒有傳其神，而求其形。因此北宋以後的禅宗，與唐五代時的禅宗氣勢根本無法相提並論。這裏不是說北宋以後的禅師沒有幾位傑出者，從整體上來論比中唐以後的禅門人才遜色得多。

　　二、文字禅發展之經過

　　文字禅是指重視運用文字表述禅法主張的形式和傳法風尚。文字禅的表述形式有多種，有語錄、舉古、征古、拈古、代語、別語、頌古、偈贊、詩歌、法語、雜著、碑銘、序跋等。語錄伴隨禅宗的誕生而産生並得到傳播。假使某位禅師生前反對弟子爲他抄記整理語錄，也不能避免他仍有語錄流傳于世。例如臨濟義玄、雲門文偃等禅師生前皆反對學人抄寫其之語錄，但他們語錄還是流傳到人間。因此，僅憑一個人是否有語錄還看不出他是否積極運用和提倡文字禅，語錄不是文字禅的主要標志。構成文字禅主要的標志是指舉古、拈古、代語、別語和頌古等文字表達形式和利用這些形式傳法的做法。雖然這些形式在唐末五代已經出現，如《祖堂集》所載唐五代不少禅師的傳記中附有用小字記載的代語、別語等，但它們卻是在進入宋代以後才被大範圍推廣並且興盛起來。道原編撰的《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特別載有<諸方雜舉征拈代別語>，選載摘自佛經和唐五代一些禅師的語句，後面用小字附錄某些著名禅師的征(征問)及代別語等，對推動文字禅起到很大作用。五代時法眼宗的永明延壽(904—976)、北宋時臨濟宗的汾陽善昭(947—1021)以及雲門宗雪窦重顯(981—1053)等人，都是早期運用文字禅著名的代表人物。善昭之後，頌古之風彌漫禅宗界，成爲禅門的一時之風氣。雪窦重顯受汾陽善昭的影響，作《頌古百則》，把宋初的頌古之風推向高潮，風靡整個宗門乃至佛教界。參禅者都鑽研頌古，大部分的禅師都留下自己的頌古。于是頌古著作劇增，構成了禅宗文獻重要組成的部分。所以引起北宋時僧史家慧洪覺範禅師(1071——1128)反對，如《題隆道人僧寶傳》說“禅宗學者，自元豐(1078—1085)以來，師法大壞，諸方以撥去文字爲禅，以口耳受授爲妙。” 認爲把禅與語言文字割裂開來，是不對的。禅學不能只是的玩弄文字遊戲，應該要注重本質。禅是內在體認，而不是靠口耳授受相傳的。是經驗的交流，而不是語言的傳遞。雖然他自己一生也有很多詩、文、詞、疏及記、銘等被弟子收集起來，稱爲《石門文字禅》。但其認爲文字只是：“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 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但如果能借標識爲工具，就能與心、道、相契合。到南宋中期，一些禅僧把它們從衆多的單行語錄本中抽出來，分門別類，彙集成冊，以利參學。池州(安徽貴池)報恩光孝禅寺僧人法應，花了叁十年時間收集頌古之作，于淳熙二年(1175)編成《禅宗頌古聯珠集》，“公案)凡叁百二十有五則頌古。宗師一百二十有二人，頌二千一百首，目之曰《禅宗頌古聯珠》。” 元代錢塘沙門普會，接續法應的工作，從元代元貞乙末年(1295)開始，用了二十叁年，編成《聯珠通集》，如文中說“機緣先有者，頌則續之，未有者增加之。” 因此，“加機緣又四百九十又叁則，宗師四百二十六人，頌叁千另五十首”。 這些遠不能囊括宋代全部頌古之作的集子中，大體可見它席卷禅林的規模。

　　禅師們的頌古，各有自己的特點，所以在善昭之後，頌古也經曆了一個演變過程。影響最大的作者有四位，即雲門宗的雪窦重顯和曹洞宗的投子義青(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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