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禅的特点与形式——以《颂古百则》及《碧岩录》为例

　　戒毓法师

　　内容提要：禅宗在中土流传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其传法模式也有很大的区别。北宋时及其以后之禅风与六祖及其二三世时的禅风、六祖慧能与其以前的禅风有很大形式上的差异。学习禅宗，通过认识各个时期禅风的变化，体认其不变的禅法核心。北宋时禅法传播特色，就是文字禅的发展及盛行。本文对文字禅发展历史背景、发展经过及形式特点：“举古与拈古、别语与代语、颂古与评唱”依据雪窦的《颂古百则》、圆悟的《碧岩录》进行解说。希望对文字禅认识及抉择， 对禅法有个深刻的体认。

　　关键词：语言、文字、实相、禅、文字禅、颂古、评唱

　　作者：戒毓法师

　　禅宗的思想可以说随着印度佛教不断输入与中国人对佛法的理解与创造，不断发展、演变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禅与教关系而论，大体上先是“藉教悟宗”，用不是十分准确的说法，六祖以前就是这种形式，后来宗门及学者把这种禅法称为如来禅。六祖慧能是一个风水岭，或者说六祖的革命。到了六祖弟子及再传弟子们努力，约在晚唐五代北宋则“不立文字”之风席卷禅林，盛极一时。自北宋中叶以来，不离文字，以语言活用、文字创作为实践形式的参禅活动又转而成为禅门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文字禅。所谓“文字禅”它以通过语言文字习禅、教禅，通过语言文字衡量迷悟和得道深浅为特征。文字禅的产生及发展始终与运用公案结合在一起。公案受到禅宗界的重视，并且逐步成为教禅和学禅的入禅方便，这种禅风与中唐开始的禅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异。文字禅围绕语录公案展开其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举古”与“拈古”举古人的前人公案是以散文体讲解禅法大意；“代别”是对公案的禅法进行修正性或补充性解释；“颂古”是以韵文对公案进行解释，颂古与“禅诗”有很多的相似性，但禅诗并不仅仅等于颂古，禅诗还包括颂古之外的禅学诗作，颂古只是对前人公案用偈颂体来表述前人禅法；“评唱”是结合经教对公案和相关颂文进行考证、注解以发明禅理。“颂古”与“评唱”两者最为典型宋代代表性人物为重显与圆悟，能代表宋代文字的特点及宋代后禅学发展方向，并能够灵活发挥禅学理论。本文从文字禅发展的背景、发展经过依据雪窦重显的《颂古百则》及圆悟克勤的《碧岩录》对代表文字禅的形式的“举古”与“拈古”、“代语”与“别语”、“颂古”与“评唱”等特点参考杨曾文教授的《宋元禅宗史》做个具体的介绍。

　　一、文字禅发展之背景

　　禅是绝言离思不生不灭的，不变不易而绝对圆融的。为了使禅能在世间传播，利益有情，假借以方便。由此禅或者禅宗它外在的形式，随着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时节因缘的不同，入禅方便也有不同形式之差异，而内在的血脉可以说历千古而不变，处凡圣而不易。达摩禅法在汉地尚未传开时，禅经的译传，般若经典的蔓延，禅数与般若禅观在中土比较发达，影响比较广，中土中古佛教史有北方重禅学，南方重义理之形式。到了达摩“南天竺一乘禅”在少室山传播后，实际意义上的禅宗才在东土萌芽。经过二三传以后，道信禅师在湖北黄梅双峰山住锡，经其弟子弘忍等之延续，高树“东山法门”，环宇流布，四海归宗。这时之达摩禅学理论上可是说相对成熟，但其教团与教制还是一个雏形，与其他宗派没有能力相抗衡。自汉末以降，中国的社会经几百年动乱到隋唐时，才趋向统一。在思想上，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也趋向融合。禅学也融合南方义理北方禅学之形式，走出义理与实践并行的道路。禅宗理论的构建、实践的踏实、教团的完善逐渐成熟起来。其发展之历程，不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可以办得到，而是诸多因缘的和合，是结合社会各种因素之结果。禅者在传播学说时，宗派意识也开始浓厚起来。有“宗派的意识”，之后，禅者们在传播禅法时，特提出与其他宗派差异之禅法，来凸显禅宗的优越性，来吸引更多众生，坚定信心。到了六祖慧能及二三传以后，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宗风与研究学理的其他宗派相互批评；同时慧能的南宗禅为了表明自己的法脉正统性及禅法优越性，批评神秀为代表的北宗禅，认为他们“师资是旁，法门是渐。”佛教内部的争论十分激烈，裴休(约791—864)在《禅源诸全集都序》序言中说：

　　数十年来，师法益坏。以承禀为户牖，各自开张；以经论为干戈；互相攻击。情随函矢而迁变，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纷拏，莫能辨析。则向者世尊菩萨，诸方教宗，适足以起诤，后人增烦恼病，何利益之有哉？

　　宗密大师(780－841)感慨说：奈何！去圣时遥，师承各异。教者，指禅为暗证；禅者，目教为渐修。明暗未得其公，顿渐罔知攸定。迭为诋毁，殆若雠仇。南能北秀，水火之嫌；菏泽洪州，参商之隙。顿渐门下，相见如仇雠；南北宗中，相敌如楚汉。

　　在这样的思潮影响 ，宗门教下的对立，禅宗内部南北宗的对峙，互相的碰撞，击出智慧的火花，在中国的历史的百花园里放出各自的芬芳，使禅学与佛教宗派在唐代时兴盛一时。正所谓的理不辩不明的道理。

　　慧能南宗在开始传播的阶段，只是南北宗的对峙。南宗批评北宗为“师门是旁，法门是渐”，以显南宗的正统性和优越性。随着南禅在中土大地四处蔓延，成为一股很强的生命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此时南宗，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南顿北渐” 的问题，而是与其他宗派相对抗，卓立诸多宗派之外，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印心”的主张。随着李室国势的衰落，社会动荡，加之遇到“会昌法难”的打击，使中土佛教义学一蹶不振。由于南宗“不依经教”的独特实践性教派，生存空间比其他义学理论性宗派多得多。南宗开始真正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但是，其他宗派之没落，禅宗义理没有基础，教下的刺激，其生命力也慢慢减弱。同时为了传播自己禅法，不得不借助于文字和手段来传播自己学说，禅宗从“不立文字”转向“不离文字”的性格。为了不失禅宗特有宗风，在五代北宋以后，文字禅也开始产生。但也给禅宗的弘传和推广，带来消极的作用。很多无知者对禅没有内在的体认，只追求外在形式。没有传其神，而求其形。因此北宋以后的禅宗，与唐五代时的禅宗气势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这里不是说北宋以后的禅师没有几位杰出者，从整体上来论比中唐以后的禅门人才逊色得多。

　　二、文字禅发展之经过

　　文字禅是指重视运用文字表述禅法主张的形式和传法风尚。文字禅的表述形式有多种，有语录、举古、征古、拈古、代语、别语、颂古、偈赞、诗歌、法语、杂着、碑铭、序跋等。语录伴随禅宗的诞生而产生并得到传播。假使某位禅师生前反对弟子为他抄记整理语录，也不能避免他仍有语录流传于世。例如临济义玄、云门文偃等禅师生前皆反对学人抄写其之语录，但他们语录还是流传到人间。因此，仅凭一个人是否有语录还看不出他是否积极运用和提倡文字禅，语录不是文字禅的主要标志。构成文字禅主要的标志是指举古、拈古、代语、别语和颂古等文字表达形式和利用这些形式传法的做法。虽然这些形式在唐末五代已经出现，如《祖堂集》所载唐五代不少禅师的传记中附有用小字记载的代语、别语等，但它们却是在进入宋代以后才被大范围推广并且兴盛起来。道原编撰的《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特别载有<诸方杂举征拈代别语>，选载摘自佛经和唐五代一些禅师的语句，后面用小字附录某些着名禅师的征(征问)及代别语等，对推动文字禅起到很大作用。五代时法眼宗的永明延寿(904—976)、北宋时临济宗的汾阳善昭(947—1021)以及云门宗雪窦重显(981—1053)等人，都是早期运用文字禅着名的代表人物。善昭之后，颂古之风弥漫禅宗界，成为禅门的一时之风气。雪窦重显受汾阳善昭的影响，作《颂古百则》，把宋初的颂古之风推向高潮，风靡整个宗门乃至佛教界。参禅者都钻研颂古，大部分的禅师都留下自己的颂古。于是颂古着作剧增，构成了禅宗文献重要组成的部分。所以引起北宋时僧史家慧洪觉范禅师(1071——1128)反对，如《题隆道人僧宝传》说“禅宗学者，自元丰(1078—1085)以来，师法大坏，诸方以拨去文字为禅，以口耳受授为妙。” 认为把禅与语言文字割裂开来，是不对的。禅学不能只是的玩弄文字游戏，应该要注重本质。禅是内在体认，而不是靠口耳授受相传的。是经验的交流，而不是语言的传递。虽然他自己一生也有很多诗、文、词、疏及记、铭等被弟子收集起来，称为《石门文字禅》。但其认为文字只是：“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 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但如果能借标识为工具，就能与心、道、相契合。到南宋中期，一些禅僧把它们从众多的单行语录本中抽出来，分门别类，汇集成册，以利参学。池州(安徽贵池)报恩光孝禅寺僧人法应，花了三十年时间收集颂古之作，于淳熙二年(1175)编成《禅宗颂古联珠集》，“公案)凡三百二十有五则颂古。宗师一百二十有二人，颂二千一百首，目之曰《禅宗颂古联珠》。” 元代钱塘沙门普会，接续法应的工作，从元代元贞乙末年(1295)开始，用了二十三年，编成《联珠通集》，如文中说“机缘先有者，颂则续之，未有者增加之。” 因此，“加机缘又四百九十又三则，宗师四百二十六人，颂三千另五十首”。 这些远不能囊括宋代全部颂古之作的集子中，大体可见它席卷禅林的规模。

　　禅师们的颂古，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在善昭之后，颂古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影响最大的作者有四位，即云门宗的雪窦重显和曹洞宗的投子义青(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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