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常”與“五戒”，孔子與佛陀二者的教育內容還有許多地方是可以相通的。比如、近代學者王恩洋居士曾以“仁義”配“悲智”曰：

　　仁，主至愛，故以慈悲爲體；義，主斷製，故以智慧爲用。悲智雙運，此儒學與佛法不異者也。[237]

　　還有人將“中庸”與“中道”相提並論，認爲二者在“不偏不倚，不走極端，不落兩邊，追求平衡”的特點上是非常一致的。

　　(四)、二者教育目的之比

　　孔子與佛陀的教育目的，若就其在現實世間的反映而看，是截然不相同的。其一者爲積極入世，經世致用；一者爲積極出世，超凡脫塵。這由前兩部分內容的論述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元朝的劉谧說：儒之極功在于“可以致君，可以澤民，可以安國家而立社稷，可以扶世教而致太平，功成身老，名在青史”。而佛之極功則在于“圓明十號之尊，超出叁界之上，是爲一切神智，是天中之天，是爲無上法王，是爲正等正覺，超諸方便成十力，還度法界諸有情。”[238] 這裏正好說出了孔子與佛陀的教育目的的不同之處。

　　可是由前面的論述中我們也已知道，孔子不但要學生們追求經世致用的事業，而且更要他們學聖賢之道，踐聖人之行，去追求圓滿的人格修養。如《大學》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也就是說，孔子在其人生理想的歸趣上，也有其超出現實的一面。 如有人雲：

　　儒佛兩教都是領導人生活動，領導人生使其心思從現實世界超拔，歸于自性，以求自己性分上之圓滿。性分上之圓滿即是人格之圓滿。儒教謂之成聖，佛教謂之成佛。[239]

　　近代學者歐陽竟無居士也曾有過這樣的認爲。他常拿《大學》之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和《金剛經》中“我皆令入無馀涅槃而滅度之”兩句話書曾友人。其與《贈張溥泉》上寫道：“古之欲明明德與天下者，孔家標語也；我皆令入涅槃而滅度之，佛家標語也。”

　　在《贈王竹屯》時寫道：孔子救世于明德，非救世于飽食煖衣逸居；佛度生于涅槃，非度生于有涯之福。

　　在《贈劉抱一》時，融合上兩語道：“明明德”于天下者，乃非自了漢，是皆字意。明天下以明德，乃免于操切，即涅槃意。孔化與佛化，又無不同也。皆大悲爲人之學，而大智究竟之學。[240]

　　不但歐陽竟無，就連他所師從的楊仁山居士，也有這樣的認識。他在《學佛淺說》一文中說：

　　黃帝堯舜，周孔之道，世間法也，而亦隱含出世之法；諸佛菩薩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該括世間之法。[241]

　　這也就是說，在孔子與佛陀教育的目的上，也還是有其相通之處的。

　　總之，孔子和佛陀的教育思想，從態度、到方法、內容、乃至目的，雖然各有不同之處，但是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共通或相似存在，由此比較的結果我們可以毫不否認的這樣來說。

　　四、比較的意義

　　佛陀的思想比孔子的思想更爲博大和精深，這由前文中二者教育思想的比較可以看出，也是自古以來許多人所公認的事實。可是，本文的根本目的卻不是比較二者的高低與優劣，而是試圖藉二者之比較，引起學佛者對儒學之重視。因爲儒學與佛學、儒學與學佛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儒學與佛學

　　中國古代最早論及儒佛關系的書藉《牟子理惑論》稱儒佛二家是“金玉不相傷，精魄不相妨”。[242]荷蘭學者許裏和在《佛教征服中國》一書中說：“孔子爲佛教的傳入奠定了基礎，孔佛兩位聖人遠不是對立的，而是相通的”。[243]這兩句話的意思都是說儒學與佛學相助而不相礙。對于儒佛二者關系持同樣觀點的，古往今來還有許多高僧大德及文人學者。如東晉名士孫綽雲：

　　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耳。……應世接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蔽，佛教明其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244]

　　這裏原本是在當時時代調和儒佛爭端的話語，但其所言不無道理。

　　南朝劉勰雲

　　權教無方，不應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固能拯拔六趣，總攝大千。[245]

　　劉勰的意思是說儒佛二者盡管設教有殊，語言不同，但其實理並無不一。

　　唐代宗密大師在其《原人論》中雲：

　　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就物，設教殊途，內外相資，共利群生，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實有權。二教惟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于治，則叁教皆可遵行。[246]

　　宗密大師認爲儒爲權教，沒有佛之究竟。但在隨時應物上是內外相資的。正因爲如此，在此書的判教中，儒道二家同被判爲五乘佛法之“人天乘”。

　　宋初的天臺智圓禅師，在其《中庸子傳》中雲：

　　儒釋者，言異而理實也，莫不化民，俾遷善遠惡也。儒者，飾身之教，故謂之外典也；釋者，修心之教，故謂之內典也。惟身與心，則內外別矣。蚩蚩生民，豈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釋乎，共爲表裏乎！[247]

　　智圓禅師認爲儒佛二教一治內，一治外，共爲表裏，共同化民，遷善遠惡。明教禅師契嵩亦同樣認

　　爲，他說：

　　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曆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佛者，之治出世者也。[248]

　　元朝劉谧在《叁教平心論》中說：

　　叁光麗天，亘萬古而長耀；百川到海，同一味而亡名。叁教之興，其來尚矣，並行于世，化成天下。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一而叁，叁而一，不可得而親疏焉。孤山智圓曰叁教如鼎，缺一不可，誠古今之確論也。[249]

　　這是從儒釋道叁家關系而言，不過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他對儒佛關系的看法。

　　明初學者宋濂認爲儒佛：

　　蓋宗儒典則探義理之精奧，慕真誠則蕩名相之粗迹，二者得兼，則空有相資，真俗並用，庶幾周流而無滯者也。[250]

　　所謂“空有”，“真俗”實際也就是前面所言之“入世”與“出世”，這裏還是說儒佛互助。

　　出身佛門的朱元璋在其《叁教論》中說：

　　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叁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251]

　　近代學者楊仁山居士在《與釋惟靜書》中說：

　　近年閉戶旁經，于釋迦如來一代時教，稍知原委，始信孔顔心法，不隔絲毫、柱下漆園，同是大權示觀。[252]

　　印光大師在《儒釋一貫序》中說：

　　儒釋無二道，生佛無兩心，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有情皆禀真如佛性而得建立故。然複生佛回殊，凡聖各異者，以因地之迷悟不同，修德之逆順各別也。由是儒釋聖人，各出于世，爲之倡導，俾一切衆生反迷歸悟，溯流窮源，以複其固有之本性而已。其發揮雖有權實淺深，方便究竟不同，而其所親之理體，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無二致也。[253]

　　印光大師的意思是說儒佛二家雖然在道理的闡述上有淺深之別，目標有遠近之分，但就兩學之理體與工夫來說，大致還是相同的。朱元璋與楊仁山之說與此大同小異。

　　近代佛學家王恩洋居士在《論中國之宗教》中說：

　　儒即不礙佛，佛亦不礙儒。是以自古學佛者，未有破斥誹毀儒教者也，此與對印度外道之態度不同也。自是數千年來，儒佛兩家自成中華民族饑食渴飲不可一日而離之教。儒主世間修齊治平之業，佛主出世戒定解脫之道。分途並進、互助互依而不相違背，以中華兩千年來民族精神上光明燦爛之文化，不其懿與？[254]

　　王恩洋先生從中華文化的宏觀立場出發，闡釋了儒佛關系之不同一般的密切。以及其對中化文明的

　　貢獻。

　　以上所引之言論，雖說出發點與所言之側重各有不同，但認爲儒學佛學關系密切，二者是相輔相助這樣的觀點，都是完全相同的。

　　(二)、儒學與學佛

　　古往今來之所以有那麼多人認爲儒學佛學關系密切，除了佛學可以協助儒學治世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儒學可以作爲學佛的基礎，從道德品質與文化素質上爲學佛者更好地契入佛法提供階梯與便利。

　　在前文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子與佛陀一樣具有著勤奮精進、博學慎思的精神態度，那麼孔子

　　這種精神態度完全可以作爲學佛者在因地發心求證佛道的增上善緣。孔子主張積極進取，熱愛人生，追求幸福，倡導悲天濟世之精神，民胞物與之懷抱。那麼學佛者就可以用儒學的這種經世致用的入世精神來克服學佛中的小乘流弊，從而使佛法更能適應現實，俾益社會。王恩洋先生曾經主張“以佛學而行儒道”，就是這個意思。孔子有著豐富的教育方法，這完全可以引入佛教的教育，與佛陀的教育並行，作爲佛法修學的輔助。孔子以人爲本，注重人格道德的培養和完善。這對“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佛學更是具有著顯著而巨大的積極意義。

　　明代憨山大師認爲儒佛二者缺一不可，因爲“舍人道無以立佛法”。蕅益大師認爲“儒之德業學問，實佛之命脈骨髓！故在世爲真儒者，出世乃爲真佛”。[255]這些都是認識到了儒學之注重人格道德培養對學佛的重要性而所說的話。

　　近代佛學泰鬥，人間佛教的創始者太虛大師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現實。”[256] 這就是說學佛之道，即完成人格之道；人格的圓滿，也就是佛道的成就。他說：“所謂學佛先從做人起，學成了一個完善的好人，然後才談得上學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麼還能去學超凡入聖的佛陀？”[257]而“孔子之道，注重人類在萬物中特殊不同之德性”。因此，“但就人生在世，須知孔子之道不可須臾離，欲完全一作人之品格，必由孔子之道而成就”。[258]

　　對于儒學之重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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