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順修德，自然任運——從《周易禅解》看智旭的和諧觀
編輯：張慧遠
來源：閩南佛學
內容提要：《周易禅解》是明末高僧智旭以佛解易的佳作。本文從智旭的生平及《周易禅解》成書的文化背景出發，探討了智旭的和諧觀。智旭通過對《周易禅解》的佛學解讀，以易作爲媒介溝通儒佛，通過佛性變易、不變之理，講明與時俱行，不離正道的道理，認爲個體生命與變遷時世相順應，達到人與時代的和諧。修德是個體與社會和諧的出發點，通過培養理想的人格境界，進而建立一個完美和諧的社會。智旭的和諧論對于正確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調節激烈社會競爭中的心理焦慮，防止生態的惡化和人的異化具有一定的意義。
關鍵詞：智旭 《周易禅解》 和諧
作者簡介：張慧遠，1973年生，廈門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一、智旭生平
智旭(1599—1655)，古吳木渎人(今江蘇吳縣)人。別號“八不道人”［1］，與雲棲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並稱晚明四大高僧。智旭十二歲初學儒，以聖學自任，“于居敬慎獨之功，格物致知之要，深究之”［2］。誓滅釋老，開葷酒，作論數十篇辟異端，夢與孔顔晤言。十七歲時，因讀蓮池大師祩宏《自知錄》及《竹窗隨筆》，始悟己非，乃不謗佛，取所著辟佛論燒毀。二十歲時诠釋《論語》至“天下歸仁”一句不能下筆，苦參力討，廢寢忘食叁晝夜，大悟孔顔心法。誦《地藏本願經》發出世心。二十叁歲發四十八願，自名大朗優婆塞；聽法師講《大佛頂首楞嚴經》，對何故有大覺、何以生起虛空和世界等問題生疑，遂決意出家，體究大事。二十四歲,在廬山師從憨山弟子雪嶺剃度，改名智旭。此年夏秋，于浙江杭州雲棲禅寺聽古德講《成唯識論》，聞“性相二宗不許和會”，甚以爲疑，遂往徑山(杭州西北)參禅，性相二宗，一齊透徹，知其本無矛盾。二十六歲受菩薩戒。
從二十七歲起，智旭遍閱律藏。叁十一歲時，依道友雪航之請，于龍居寺講律，後至金陵，深切體察宗門之流弊，自此決意弘律。叁十二歲，開始詳究天臺教理。但雖“究心臺部，不肯爲臺家子孫”［3］。翌年，入浙江孝豐靈峰寺(浙江孝豐縣東南十五裏)，其後曆住九華、溫陵、石城、晟溪、新安等地，弘揚臺教，注釋經論，融通性相諸宗教理。年五十六，撰著《閱藏知津》、《法海觀瀾》二書。清順治十二年(1655)，趺坐繩床，舉手向西示寂。世壽五十七，法臘叁十四。
師示寂後，弟子成時私谥“始日大師”之號。世稱靈峰藕益大師，後人奉爲淨土宗第九祖。智旭一生著作頗多，有《楞嚴經玄義》二卷、《楞嚴經文句》十卷、《阿彌陀經要解》一卷、《金剛經破空論》一卷、《梵網經合注》七卷、《毗尼事義集要》十七卷、《相宗八要直解》八卷、《閱藏知津》四十八卷、《周易禅解》十卷、《四書藕益解》四卷等四十余部。其弟子成時編輯其遺文，題爲藕益大師宗論》，凡十卷。分爲宗論和釋論，宗論即《靈峰宗論》；釋論包含釋經論和宗經論及其他著述共六十余種一百六十四卷。今人輯爲藕益大師全集》行世。
縱觀智旭一生，曆遊江、浙、贛、皖各省。理論上，出入儒佛，遍迹諸宗；實踐上，講參禅弘法，著書立說。其中《周易禅解》是以佛解易的一部力作，思想內涵極爲豐富，折射出智旭對時代、社會、人生、自然所做出的回應和思考。
二、《周易禅解》成書的文化背景
智旭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雷風相薄的時代，社會處于激烈變革的時期，商品經濟在江南蓬勃發展，特別是長江叁角洲一帶，由于獨特的地理與政治條件，發展猶爲迅猛，已經出現了民營的紡織、造紙、製瓷、冶鐵等手工業部門。智旭遊曆的各省正是商品經濟最爲繁榮的地帶，商賈雲集，貨品繁多，洋貨、珠寶、綢緞、衣飾等商品應有盡有。統治者對城市工商業的發展采取了抑製政策，加重稅收，派稅使到各地橫征暴斂，激起了市民強烈的反對。萬曆末年，全國各省大中城鎮先後發生數十次暴動。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比較有影響的是以李自成、張獻忠爲首的農民起義，社會階級矛盾空前激化，明王朝岌岌可危。在變易的時代面前，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治世”和“治心”的對策，在學術上掀起了啓蒙思潮，以黃宗羲、顧炎武等爲代表提倡學術上的“經世致用”、“窮究物理”，以救國于危難。一些士大夫因憂患之深而研易成風，以尋求進退存亡之道，佛學與《易》學同屬憂患之學，在智旭作《周易禅解》前，許多學者已經作了以禅解易的嘗試，如蘇睿之的《周易冥冥篇》，方時化的《易引》《易通》等，徐世淳的《易就》與焦之的《易荃》等均以禅理和易理相溝通，以救世救心。而且到了明末，儒佛合流自魏晉南北朝始，經過唐宋的發展，在明末已趨向成熟，智旭順應了這一潮流，作《周易禅解》。
智旭足迹遍布江南各省，親眼目睹並親身經曆了時代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變化，《周易禅解》正是在這樣一個“天崩地解”(黃宗羲語)的時代中完成的。他在《周易禅解跋》中記述了他作《周易禅解》的經過：
憶曩歲幻遊溫陵，結冬月臺，有郭氏子來問易義，遂舉筆屬稿，先成系辭等五傳，次成上經，而下經解未及半，偶應紫雲法華之請，旋置高閣，屈指忽越叁載半矣。今春應留都請，兵阻石城，聊就濟生庵度夏，日長無事，爲二叁子商究大乘止觀法門，複以余力拈示易學，始竟前稿，嗟嗟!從閩至吳，地不過叁千余裏，從辛巳冬至今夏，時不過一千二百余日，乃世事幻夢，蓋不啻萬別千差。
……予愧無叁聖之德之學，而竊類叁聖與民同患之時，故合筆而複爲之跋，時乙酉閏六月二十九日也。［4］
《周易禅解》始作是在明末辛巳，即崇祯十四年(1641)，而完成是在清初乙酉，即順治二年(1645)。1644年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不久清軍入關，建立了滿清王朝，前後不過一千二百余日，江山已變了顔色。在閩時是明代，到吳時，已經是清朝，難怪智旭發出事變時異的感歎。在變易的時代面前，在“叁聖與民同患之時”個體生命如何面對社會
如何立身安命
智旭提出他的“和諧觀”，試圖把人與自然，出世與入世，治世與治心協調統一起來，在人世間尋找一條安頓心靈與生命的道路，在社會現實中營造自由的人生意境與精神自由。
與時偈行，不離正道——與時世的和諧
般無奈在智旭看來，時世變遷，王朝的更疊是必然的，合乎世間變化的規律。他說：
關于世間事事物物，皆“法象”也，皆變通也。［5］(《系辭上傳》)夫世間之道，久則必變而後通。［6］(《遁》)
此中變化不僅包含了萬事萬物之變，也包含了人事之變、時世之變。時世的變化合乎天地之理，是曆史的必然。個體生命面對變化的時世應隨時而行：
內動外悅，與時偈行，故爲“天下隨時”，猶儒者所謂“時習時中”，亦佛法中所謂“時節若到”。其理自彰，相感相合，各爲一時，故“隨時之意”稱“大”。［7］(《隨》)內具健行不息之力，而外隨順世間方便。［8］(《泰》)
法法不容執著，而唯變所適。［9(《系辭下傳》)
隨時而變，唯變所適，才合乎天地之理，易中也有不變之理：“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易理，天地萬物所以建立也。”［10］(《系辭上傳》)鄭玄認爲《易》一名而含叁義，“易簡”、“變易”和“不易”。智旭對“變易”和“不易”之理進行了發揮，以佛法解釋爲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他認爲：“交易”、“變易”，實即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互具互造，互入互融之法界耳［11］(《周易禅解》卷一)。此處“交易”即陰陽相交之易，指萬事萬物，雖變化莫測，但陰陽之理不變，與鄭玄所說之“不易”異名而同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說法最初來源于《大乘起信論》“一心二門”之說。這一觀點在學術界已經達成共識，一心二門即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心真如門不生不滅，不淨不染，平等一昧，爲如來藏心的第一種含義，是諸法識相的本體，在智旭這裏可釋爲不變。心生滅門是如來藏心的第二種含義，可以隨緣起滅，隨熏轉動而成無明淨染，顯示世間森羅萬象可爲隨緣之義。而一心統此二門，心爲真如實相。
華嚴宗的法藏明確提出隨緣之說，他在《大乘起信論疏》中詳細討論了隨緣之義。天臺宗湛然進一步發揮，他在《金剛經》中說：“故子應知：萬法是真如，由不變故；真如是萬法，由隨緣故。”［12］此說對後世影響較大。智旭在前人的基礎上，闡述借用“易理”之名進一步加以闡述和總結，“交易”、“變易”和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已經圓融無礙，互诠互釋。智旭融合禅教，他的學說已不局限于任何一個派別，從這個角度說，他是禅佛教理論的集大成者。
在激烈的社會變革面前，智旭以一個智者的冷靜和從容關注著也思索著這個社會，僧肇在《物不遷論》所說不變之理引起了智旭情感上強烈的共鳴，雖世事紛纭變化而不變者依然如故：
交易耶
變易耶
至于曆盡萬別千差世事，時地俱易，而不易者依然如故。吾是以知日月稽天而不曆，江河競注而不流，肇公非欺我也。［13］(《周易禅解跋》)
在清初，儒家思想仍爲社會的正統思想，君子依然要肩負崇德廣業，自強不息的曆史使命，這些並沒有隨著王朝的更疊而變化。他爲迷茫中的知識分子指出了前行的方向，實際上他是以佛理佛法濟人度世，認爲君子應隨時亦不失其度，不離于正道。
進退不失其道，故上下無不宜矣。［14］(《乾》)
而進亦佛性，退亦佛性，存亦佛性，亡亦佛性，進、退、存、亡不曾增減佛性，佛性不礙進、退、存、亡，故全性起修，全性在修，而不失其正也。［15］(《乾》)
遵循了佛性易理方不失正道。智旭的隨時而變是建立在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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