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顺修德，自然任运——从《周易禅解》看智旭的和谐观
编辑：张慧远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周易禅解》是明末高僧智旭以佛解易的佳作。本文从智旭的生平及《周易禅解》成书的文化背景出发，探讨了智旭的和谐观。智旭通过对《周易禅解》的佛学解读，以易作为媒介沟通儒佛，通过佛性变易、不变之理，讲明与时俱行，不离正道的道理，认为个体生命与变迁时世相顺应，达到人与时代的和谐。修德是个体与社会和谐的出发点，通过培养理想的人格境界，进而建立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智旭的和谐论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调节激烈社会竞争中的心理焦虑，防止生态的恶化和人的异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智旭 《周易禅解》 和谐
作者简介：张慧远，1973年生，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一、智旭生平
智旭(1599—1655)，古吴木渎人(今江苏吴县)人。别号“八不道人”［1］，与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并称晚明四大高僧。智旭十二岁初学儒，以圣学自任，“于居敬慎独之功，格物致知之要，深究之”［2］。誓灭释老，开荤酒，作论数十篇辟异端，梦与孔颜晤言。十七岁时，因读莲池大师祩宏《自知录》及《竹窗随笔》，始悟己非，乃不谤佛，取所著辟佛论烧毁。二十岁时诠释《论语》至“天下归仁”一句不能下笔，苦参力讨，废寝忘食三昼夜，大悟孔颜心法。诵《地藏本愿经》发出世心。二十三岁发四十八愿，自名大朗优婆塞；听法师讲《大佛顶首楞严经》，对何故有大觉、何以生起虚空和世界等问题生疑，遂决意出家，体究大事。二十四岁,在庐山师从憨山弟子雪岭剃度，改名智旭。此年夏秋，于浙江杭州云栖禅寺听古德讲《成唯识论》，闻“性相二宗不许和会”，甚以为疑，遂往径山(杭州西北)参禅，性相二宗，一齐透彻，知其本无矛盾。二十六岁受菩萨戒。
从二十七岁起，智旭遍阅律藏。三十一岁时，依道友雪航之请，于龙居寺讲律，后至金陵，深切体察宗门之流弊，自此决意弘律。三十二岁，开始详究天台教理。但虽“究心台部，不肯为台家子孙”［3］。翌年，入浙江孝丰灵峰寺(浙江孝丰县东南十五里)，其后历住九华、温陵、石城、晟溪、新安等地，弘扬台教，注释经论，融通性相诸宗教理。年五十六，撰著《阅藏知津》、《法海观澜》二书。清顺治十二年(1655)，趺坐绳床，举手向西示寂。世寿五十七，法腊三十四。
师示寂后，弟子成时私谥“始日大师”之号。世称灵峰藕益大师，后人奉为净土宗第九祖。智旭一生著作颇多，有《楞严经玄义》二卷、《楞严经文句》十卷、《阿弥陀经要解》一卷、《金刚经破空论》一卷、《梵网经合注》七卷、《毗尼事义集要》十七卷、《相宗八要直解》八卷、《阅藏知津》四十八卷、《周易禅解》十卷、《四书藕益解》四卷等四十余部。其弟子成时编辑其遗文，题为藕益大师宗论》，凡十卷。分为宗论和释论，宗论即《灵峰宗论》；释论包含释经论和宗经论及其他著述共六十余种一百六十四卷。今人辑为藕益大师全集》行世。
纵观智旭一生，历游江、浙、赣、皖各省。理论上，出入儒佛，遍迹诸宗；实践上，讲参禅弘法，著书立说。其中《周易禅解》是以佛解易的一部力作，思想内涵极为丰富，折射出智旭对时代、社会、人生、自然所做出的回应和思考。
二、《周易禅解》成书的文化背景
智旭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雷风相薄的时代，社会处于激烈变革的时期，商品经济在江南蓬勃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政治条件，发展犹为迅猛，已经出现了民营的纺织、造纸、制瓷、冶铁等手工业部门。智旭游历的各省正是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带，商贾云集，货品繁多，洋货、珠宝、绸缎、衣饰等商品应有尽有。统治者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采取了抑制政策，加重税收，派税使到各地横征暴敛，激起了市民强烈的反对。万历末年，全国各省大中城镇先后发生数十次暴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比较有影响的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明王朝岌岌可危。在变易的时代面前，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治世”和“治心”的对策，在学术上掀起了启蒙思潮，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提倡学术上的“经世致用”、“穷究物理”，以救国于危难。一些士大夫因忧患之深而研易成风，以寻求进退存亡之道，佛学与《易》学同属忧患之学，在智旭作《周易禅解》前，许多学者已经作了以禅解易的尝试，如苏睿之的《周易冥冥篇》，方时化的《易引》《易通》等，徐世淳的《易就》与焦之的《易荃》等均以禅理和易理相沟通，以救世救心。而且到了明末，儒佛合流自魏晋南北朝始，经过唐宋的发展，在明末已趋向成熟，智旭顺应了这一潮流，作《周易禅解》。
智旭足迹遍布江南各省，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变化，《周易禅解》正是在这样一个“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时代中完成的。他在《周易禅解跋》中记述了他作《周易禅解》的经过：
忆曩岁幻游温陵，结冬月台，有郭氏子来问易义，遂举笔属稿，先成系辞等五传，次成上经，而下经解未及半，偶应紫云法华之请，旋置高阁，屈指忽越三载半矣。今春应留都请，兵阻石城，聊就济生庵度夏，日长无事，为二三子商究大乘止观法门，复以余力拈示易学，始竟前稿，嗟嗟!从闽至吴，地不过三千余里，从辛巳冬至今夏，时不过一千二百余日，乃世事幻梦，盖不啻万别千差。
……予愧无三圣之德之学，而窃类三圣与民同患之时，故合笔而复为之跋，时乙酉闰六月二十九日也。［4］
《周易禅解》始作是在明末辛巳，即崇祯十四年(1641)，而完成是在清初乙酉，即顺治二年(1645)。1644年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不久清军入关，建立了满清王朝，前后不过一千二百余日，江山已变了颜色。在闽时是明代，到吴时，已经是清朝，难怪智旭发出事变时异的感叹。在变易的时代面前，在“三圣与民同患之时”个体生命如何面对社会
如何立身安命
智旭提出他的“和谐观”，试图把人与自然，出世与入世，治世与治心协调统一起来，在人世间寻找一条安顿心灵与生命的道路，在社会现实中营造自由的人生意境与精神自由。
与时偈行，不离正道——与时世的和谐
般无奈在智旭看来，时世变迁，王朝的更迭是必然的，合乎世间变化的规律。他说：
关于世间事事物物，皆“法象”也，皆变通也。［5］(《系辞上传》)夫世间之道，久则必变而后通。［6］(《遁》)
此中变化不仅包含了万事万物之变，也包含了人事之变、时世之变。时世的变化合乎天地之理，是历史的必然。个体生命面对变化的时世应随时而行：
内动外悦，与时偈行，故为“天下随时”，犹儒者所谓“时习时中”，亦佛法中所谓“时节若到”。其理自彰，相感相合，各为一时，故“随时之意”称“大”。［7］(《随》)内具健行不息之力，而外随顺世间方便。［8］(《泰》)
法法不容执著，而唯变所适。［9(《系辞下传》)
随时而变，唯变所适，才合乎天地之理，易中也有不变之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易理，天地万物所以建立也。”［10］(《系辞上传》)郑玄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变易”和“不易”。智旭对“变易”和“不易”之理进行了发挥，以佛法解释为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他认为：“交易”、“变易”，实即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互具互造，互入互融之法界耳［11］(《周易禅解》卷一)。此处“交易”即阴阳相交之易，指万事万物，虽变化莫测，但阴阳之理不变，与郑玄所说之“不易”异名而同理。“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说法最初来源于《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之说。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一心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心真如门不生不灭，不净不染，平等一昧，为如来藏心的第一种含义，是诸法识相的本体，在智旭这里可释为不变。心生灭门是如来藏心的第二种含义，可以随缘起灭，随熏转动而成无明净染，显示世间森罗万象可为随缘之义。而一心统此二门，心为真如实相。
华严宗的法藏明确提出随缘之说，他在《大乘起信论疏》中详细讨论了随缘之义。天台宗湛然进一步发挥，他在《金刚经》中说：“故子应知：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12］此说对后世影响较大。智旭在前人的基础上，阐述借用“易理”之名进一步加以阐述和总结，“交易”、“变易”和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已经圆融无碍，互诠互释。智旭融合禅教，他的学说已不局限于任何一个派别，从这个角度说，他是禅佛教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智旭以一个智者的冷静和从容关注着也思索着这个社会，僧肇在《物不迁论》所说不变之理引起了智旭情感上强烈的共鸣，虽世事纷纭变化而不变者依然如故：
交易耶
变易耶
至于历尽万别千差世事，时地俱易，而不易者依然如故。吾是以知日月稽天而不历，江河竞注而不流，肇公非欺我也。［13］(《周易禅解跋》)
在清初，儒家思想仍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君子依然要肩负崇德广业，自强不息的历史使命，这些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更迭而变化。他为迷茫中的知识分子指出了前行的方向，实际上他是以佛理佛法济人度世，认为君子应随时亦不失其度，不离于正道。
进退不失其道，故上下无不宜矣。［14］(《乾》)
而进亦佛性，退亦佛性，存亦佛性，亡亦佛性，进、退、存、亡不曾增减佛性，佛性不碍进、退、存、亡，故全性起修，全性在修，而不失其正也。［15］(《乾》)
遵循了佛性易理方不失正道。智旭的随时而变是建立在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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