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雲大師對雞足山佛教的重興及其佛學思想
編輯:董平
來源:閩南佛學
內容提要:虛雲大師是中國近現代佛教界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本文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論述虛雲大師對雲南雞足山佛教之重興的貢獻,從中可以看出他續佛慧命,弘法利生,雖經魔曆劫而百折不撓的悲憫情懷與崇高道德。第二部分論述虛雲大師的佛學思想。以戒定慧叁學爲根本依持,強調禅觀與教理的統一、明理與修證的統一、出世法與世法的統一、堅持佛法的根本原理與適應社會的現實變動的統一,可以概括爲虛雲大師的基本佛學思想。
關鍵詞:虛雲大師 雞足山 戒定慧
作者簡介:董平,1959年生,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天臺宗研究》。
虛雲大師(1840—1959)在近現代中國佛教史上是最爲世人所景仰的龍象之一,其百年間求法弘法的傳奇經曆及其高深的禅學造詣,近代以來或無人可與方駕;而其深懷慈悲之宏願,刻苦自勵,濟生度人,振興道場,弘傳佛教,百年間孜孜,無論世事之滄桑劇變而始終守之如一,無一日之釋懷,所成厥功之偉,近代以來蓋亦無人堪與比肩。對于這樣一位胸襟坦平如砥、人格光明俊偉、真正以自己的生命實踐大乘菩薩道精神的佛門大德,我們除了表示深深的崇敬與景仰以外,還須秉承其弘法利生的精神,弘揚優秀的中國佛教文化傳統,與時俱進,以促進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新型道德體系及其價值評判系統的全面建設。在這一意義上,開展對虛雲大師之生平與思想的研究,無疑是有益的。爲此本人不揣卑陋,特撰寫拙文,以請教于方家。
一、虛雲大師對雞足山佛教的重興
虛雲大師在中國近代以來的佛教界中是首屈一指的禅宗代表人物,“他一身兼祧禅宗五家法脈——他于鼓山接傳曹洞宗,兼嗣臨濟宗,中興雲門宗,扶持法眼宗,延續沩仰宗”[1]。尤其是其對禅宗各大道場的重建與振興,功德殊勝,最堪仰慕。在他一生中,因其住持而獲得重興的佛教名山,除雞足山外,有福州鼓山寺、廣東南華寺、雲居山真如寺等,而在這一系列的振興佛教名山的活動中,他對雲南雞足山的重建,是其重振各大叢林的開始,亦是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正是緣于虛雲大師艱苦卓絕的努力,雞足山佛教才得以在近代獲得重興而名冠叢林。
雞足山相傳爲迦葉尊者道場。據雲在周孝王十四年(前883),釋迦牟尼的大弟子迦葉尊者從摩揭陀國攜袈裟及佛舍利,至雲南傳播佛教,于雞足山入定,開華首門爲道場,由此而肇始了雲南的佛教文明。據《雞足山志》載,當其全盛之時,全山有叁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僧尼之衆,甲于當地。但到清末,雞足山的佛教已趨衰微,寺廟大多圮毀,已不複有昔日之盛況。1889年,虛雲大師由西藏翻越喜瑪拉雅山,進入不丹國,旋到印度,朝禮佛陀之聖迹,又經孟加拉,渡海至錫蘭(斯裏蘭卡),入緬甸,于7月間至雲南。他回國的初願,即“爲朝雞足山,禮迦葉尊者”。但當時雞足山佛教的凋敝景象卻使他大爲感慨。其自述《年譜》雲:
據山志載:全山有叁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今則全山不足十寺,僧伽與俗人無異,子孫相承,各據産業,非本山子孫,不准在山中住,並不留單。予念往昔法會之盛,今日人事之衰,歎息不已,思欲有爲,而不知機緣之何在也
[2]
整整十二年以後,亦即1902年,虛雲大師再次朝雞足山,而當地佛教的狀況並無改善,反而愈趨衰敗,“又複起念:佛祖道場,衰敗至此,全滇僧規,墮落至此,發願在山結一庵,以接待朝山者;又爲地方子孫廟所禁,思之雪涕。乃下山抵昆明府,得護法居士岑寬慈留住福興寺,予閉關”[3]。又經二年,至1904年,虛雲大師必欲重振雞足山迦葉道場以挽救滇中僧衆的宏願才得以償還,但當時的條件是極爲艱苦的,“于山中覓得一破院,名缽盂庵,居之。雖住無房屋,餐無宿糧,然十方四衆來者,皆禮接之。”[4]這座自明朝嘉靖以來即已無人居住的破院缽盂庵,遂成爲雞足山近代佛教繁榮的發祥地。
既棲身于缽盂庵,虛雲大師乃不辭艱辛,四方奔走,籌措經費,重建伽藍;複立定規約,重振律儀,坐香講經,傳授戒法;山中諸寺,始稍稍知所依皈,而漸革其往日之陋習。直至晚年,虛雲大師對其重新整理雞足山僧伽秩序而使其重歸于佛教律儀之事仍有清晰的記憶:
我初到雲南雞足山,看不到一個僧人,因爲他們都穿俗服,所以認不出誰是僧人。他們全不講修持,不講殿堂,連香都不燒,以享受寺産,用錢買黨派龍頭大哥以爲受用。我看到此情形,就發心整理雞足山,開禅堂坐香、打七,無人進門;講經,無人來聽;後來改作傳戒,從前僧家未有傳戒受戒者,這回才初創,想用戒法引化,重新整理,因此傳戒期限五十叁天,第一次就來八百多人,從此他們才知有戒律這一回事。慢慢的勸,他們也就漸漸和我來往,漸知要結緣,要開單拉衆,要穿大領衣服,要搭袈裟,要上殿念經,不要吃煙酒葷腥,學正見,行爲逐漸改變。我借傳戒,把雲南佛法衰敗現象扭轉過來。[5]
在這種百事俱廢的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想見當時虛雲大師所處的境況是非常惡劣的,且不說住無房屋,食無宿糧,當地長久以來所形成的陳規陋習,無一不成爲其重整僧伽的障礙,但其慈悲心懷與大德風範終于感化一方,他所付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亦終究有了回報,雲南的僧伽隊伍終因移風易俗而漸趨于正道,雞足山的佛教亦遂因此而重光。
1905年,虛雲大師爲重建雞足山又再下南洋募化,期間患病,幾死。1906年回國,時政府要征提寺産,他遂與甯波天童寺寄禅禅師(八指頭陀)等一道進京請願,經其努力,光緒帝下谕“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衆産業,一律由地方官保護,不准刁紳蠹役,藉端滋擾。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廟産,以端政體”[6]。于是各地方提征廟産之風遂告平息。同時,虛雲大師“以自清朝開國以來,于雲南地方未有頒發《龍藏》,似應奏請頒《藏經》全部,法惠遐陬”,遂由肅清王發起,上奏光緒,得准,並“上谕”改雲南雞足山缽盂寺爲“護國祝聖禅寺”,欽賜《龍藏》一部,由銮駕全副護送到山;又賜虛雲“佛慈洪法大師”之號,禦賜紫衣缽具、玉印、錫杖如意等。《龍藏》于1907年由北京起運,經上海、廈門而轉道南洋,虛雲大師沿途講經說法,廣結善緣,皈依者衆,爲廟宇的重建募款,其間雖得禅病,腿不能行,終亦無事;至宣統元年(1909),虛雲大師始由仰光入雲南境,護送《龍藏》到山,人天共慶。
祝聖寺(缽盂庵)的重建于1920年基本結束;大師嘗自謂“虛雲早歲參方,忝與禅席,念法燈之相續,感祖德之難酬。始于光緒壬寅年(1902),朝禮雞足,至則叁百六庵半已傾廢,十方禅刹,化爲子孫,挂搭無門,慨焉長歎,不揣綿薄,默禱華首,募修十方護國祝聖禅寺,至民國九年(1920)始告落成”[7]。詳其《年譜》可知,虛雲大師自1902年發心重興迦葉道場,其興建祝聖寺實始于1904年,至1920年“始告落成”,十六年間備嘗艱辛而終酬夙願。但他並沒有就此止步,就在完成祝聖寺建設的1920年,他又立即投入了碧雞山雲棲寺的建設工作。雲棲寺原名華亭寺,爲一古刹,風景至佳,然當時的情況卻是“寺僧不能住持,日益荒廢,近且欲售與西人作俱樂部,地方政府批准矣”[8]。虛雲遂言于唐繼堯,請其保護名勝,唐從之,遂從西人手中贖回,並力請虛雲爲住持,予以中興。華亭寺的重建工作始于1922年,因動工重建時曾于地下掘出題有“雲棲”二字的一方古碑,遂改名爲雲棲寺。經虛雲大師的多方努力,至1929年,雲棲寺的重建工作複告完成,計重建大殿一院,兩序僧寮數百余間,天王殿一所,客堂兩院,千二百五十人海會寶塔一所,填右壑數百畝辟爲放生池,其他禅堂、念佛堂等,都已略具。又修藏經樓、大悲閣,並裝塑聖像六百余尊[9]。1928年,當虛雲大師因爲重建雲棲寺而四處募化,曾回到他當年出家的福州鼓山寺探視,並在寺中講經;次年,正當雲棲寺的修建完成之際,福州當地官員及僧俗請其住持鼓山,“予以剃染初地,緬懷祖德,義不可辭也,遂就任”[10]。
由上述可知,虛雲大師自1889年首度朝禮雞足山,因感于當時這一佛教聖地的凋敝狀況,乃發心重振;至1902年再度朝禮雞足,決心乃定;至1929年離開,前後二十八年,是其一生居無定所的遊方生涯中相對穩定而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在這二十八年之間,他曆盡千辛萬苦,可謂經魔曆劫,而宏願始終不爲稍減,初心始終未嘗稍變,終于開辟出了雞足山近代佛教中興之局,“師在滇先中興雞足山、西竺寺、迎祥寺,後奉敕住持護國祝聖禅寺,後建昆明
勝因寺,碧雞山靖園雲棲禅寺、松隱寺等”[11]。非但如此,他在重建滇中各寺院的同時,尤注重僧伽風氣的轉變,傳授戒法,登堂講經,禅七坐香,無日稍停;又特別重視青年僧才的培養,成立雲南佛教分會;在辛亥革命期間,當地統兵官李根源排斥佛教,派兵入住雞足山,欲拆毀寺廟,驅逐僧衆,虛雲大師又孤身往見李根源,竭力說服,終令其皈依叁寶,反爲強力之護法。應該說,如果沒有虛雲大師近叁十年的慘淡經營與卓越努力,雞足山佛教在近代的重新複興是困難的,則其重續佛祖之慧命而有功于佛教文明之化,良非細細!
二、虛雲大師的佛學思想
作爲一代高僧,虛雲大師“解行相應,宗說兼通,定慧圓修。參禅之余,也著書立說,曾著有《楞嚴經玄要》、《法華經略疏》、《遺教經注釋》、《圓覺經玄義》及《心經解》等,大都散失無存。他平常教導弟子,多以詩偈代禅機,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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