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早期佛塔信仰形成與流變

　　編輯：湛如

　　來源：閩南佛學

　　一 問題的提出

　　早期佛塔研究的資料主要有叁類，第一是部派佛教的律藏與相關的論書，律藏包含了豐富的早期佛教教團史資料，對部派佛教時期的佛塔信仰也有著詳細的記述，是研究早期佛塔史必不可少的資料。第二類是與佛塔相關的碑文，隨著佛教考古與美術史研究的推進，一些佛塔群的碑文得到解讀與诠釋，一些碑文資料盡管簡短，但對探究佛塔的信仰形態及信仰階層有著重要價值。第叁類是經典中的佛塔記述，以涅槃系統爲主的早期佛教經典及以《法華經》爲核心的大乘經典對佛塔信仰有著肯定與批判的諸多報道，爲我們探尋佛塔信仰的演進提供了非常珍貴的信息。

　　關于印度早期佛塔問題的研究，深受印度佛學研究者的普遍關注。首先從考古學的視角對佛塔的發掘調查、舍利容器、佛塔的構造、雕刻物品的內容比定及佛塔相關的碑文解讀等方面均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果。早在1870年，印度考古學調查局的A.Cunningham基于對古代印度文明的熱衷與赤誠，對古印度佛塔率先進行了開創性的發掘與研究，特別就Bharhut塔的碑文解讀及雕刻內容的比定等領域獲得了豐碩成果。J.Burgess于1883年分別對西印度及南印度石窟寺院進行考古調查，並先後發表了引人矚目的調查報告。，1894年，對南印度的佛塔研究又有了進展，A. Rea的研究成果即是當時的代表作。

　　此後不久，一些相關的佛教考古調查報告與各種最新的年報等陸續發表了與佛教遺址關聯的研究成果，分別從美術史、古建築學、雕刻等方面對佛塔進行了討論，使佛塔的考古學研究出現了更爲喜人的景象。1926年，B.M. Barua與K.G. Sinha對 Bharhut從碑文解讀及雕刻圖像學的诠釋方面取得了進展，但資深碑銘學者H. Lüders則通過對Bharhut的雕刻圖像內容與佛教文學的比較研究，對B.M. Barua的許多論點提出了質疑，就碑文與圖象的傳說做了深入的解釋。此外，A.K.Comaraswamy及逸見梅榮的佛塔解說類專著也陸續出版。而高田修的《佛教傳說與美術》、靜谷正雄的《印度佛教碑銘目錄》及上野照夫的《印度美術考論》更爲古印度佛塔的考古學研究憑添了許多便利。

　　佛塔起源與展開的研究，自四十年代以來同樣有許多論著發表，而對印度佛塔進行綜括性研究則始于七十年代。M.B5nisti對佛塔一詞做了語意考察、佛塔信仰、佛塔九種類型的劃分及與佛塔相關的學術評論，同時還就佛塔構造與教理關系等問題進行了研究，並對印度後期密教的佛塔建造也有論述。值得關注的是德國海德堡大學南亞研究所于1979年7月開設了關于佛塔問題的研討會，廣泛搜集了與佛塔研究相關的最新成果，收到二十四名學者的佛塔研究論文，由A.H.Dallapiccola主編爲《佛塔—它的宗教、曆史及構造的意義》一書，收入《南亞研究論叢》第五十五卷，于1980年正式刊行。其中G. Roth通過對根本有部律的雜事(K2udraka-vastu)、藏譯本的《製多形狀律所出經(Caitya-vibhqga-vinayodbhqvas[tra)》及大衆部系統的說出世部所屬的梵文文獻《塔相頌解(St[pa-laka2aza-kqrikq-vivecana)》等四本文獻的對比研究，就佛塔構成要素的名稱等進行了富有啓發性的研究。

　　1962年，Barau以律藏資料爲核心對佛塔信仰進行較爲系統研究，主張部派佛教已經存在佛塔信仰，禮敬佛塔是律藏重要內容，而決非局限于大乘佛教的宗教行事。同年，S. Dutt指出民衆通過佛塔與佛像的崇拜，對大乘佛教的促生有著一定關系。 1966年，H. Sarkar對佛塔關聯建築物的調查研究，特別是僧院與佛塔、大小乘建築物的判別等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學界的極大興趣。1968年，平川彰在《初期大乘佛教研究》一書中討論了部派佛教與佛塔的關聯，通過對律藏資料的詳盡考察後指出，律藏中有關佛塔的資料系後來所改編而增加的，並非部派律藏的原貌，是大乘佛教所特有的現象。同時，平川彰還進一步強調說，盡管巴利律對佛塔的記載不明確，但並不否認巴利上座部禮拜佛塔。根據《島史》及《大史》的記載，錫蘭對佛塔的運營有著悠久的曆史。而巴利律只所以對佛塔記述不明確，主要是在巴利律定型之前，僧伽對佛塔的經營尚未有直接關系。

　　1969年，高田修的《佛像的起源》與《佛教美術史考論》兩書出版，作者從佛教美術史的角度對佛塔爲大乘起源說作了詳盡的反駁，認爲從考古學的立場，早期佛塔與大乘佛教並不存在任何關聯，這一論點對西方學界産生了一定影響，爲一般學者所接受。在此前後，日本印度佛學界對佛塔研究傾注了許多關注，並有一些成果問世，紀野一義、靜谷正雄、奈良康明、塚本啓祥、梶山雄一、宮治昭、杉本卓洲及肥塚隆分別從不同視角對佛塔信仰形成的基礎及展開進行了富有見地的討論。

　　1985年，A. Snodgrass的研究著作的發表，使佛塔研究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987年，Sshopen繼Bareau之後，通過對公元前一世紀Sq

　　ch]佛塔的資料與律藏記載的比較研究，就佛塔的人格化等關聯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印順法師則從佛教的流變角度對佛塔的産生及發展做了研究，同時並認爲對佛陀遺體的崇敬是大乘佛教産生的主要契機。1997年，下田正弘以《涅槃經》爲中心，對大乘經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十分有意義的討論。

　　以上的研究成果，爲我們進一步探討部派佛教的佛塔信仰形態等關聯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本文主要以現存的律藏文獻及部分碑文資料爲主，再對部派佛教時期的佛塔信仰進行通盤性地研究。重點對部派佛教佛塔信仰的諸種形態、佛塔與教團的關系、佛塔信仰與大乘佛教起源等系列問題進行研究，希望通過對佛塔信仰的解明，增進我們對初期大乘佛教的深入理解，並就此提出若幹進展性的看法。

　　二 支提崇拜與佛塔信仰

　　1 支提初期的諸種形態

　　據大衆部的《摩诃僧祗律》記載，有舍利的紀念物爲塔，無舍利者稱支提。涅槃系的經典中，將佛陀荼毗的場所稱爲支提(mqkuwabandhana caitya) ，荼毗後的舍利供養物稱爲st[pa。佛塔的建立，主要與釋迦牟尼舍利崇拜有關。當然，佛塔信仰受到佛陀以前的印，它不僅僅體現著佛與法的莊嚴，還有“聖物”等含義。佛教的st[pa信仰與婆羅門系統的墓地之一1ma1qna形態是不同的。1ma1qna是指擔心死者的屍體汙染環境，而將屍體帶到村落望不見的地方，並在村落與墓地之間置一土堆。

　　婆羅門系統的火葬場與墓地，因被視爲汙染與不吉利，其相應的禮儀行爲是左繞(prasavya)。而佛塔則建立在村落的周邊，人們往來頻繁，並在村落周邊祭祀地母神與村落神。由于st[pa是吉祥與清淨的象征，其相應的禮儀行爲是右繞(pradk2iza)，《涅槃經》中有摩诃迦葉右繞火葬堆的記載。作爲清淨與吉祥象征的佛塔，在吸收傳統的祭祀等因素外，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

　　Caitya一詞是由動詞詞根

　　ci，含有集積、重積等義派生而來，其原義具有煉石、瓦的場所，即聖火壇。聖火壇的設置與婆羅門的祭祀根本有著直接關系，其設置方法複雜煩瑣。在家庭內設置被稱爲Qyatana或sthazfila的聖火爐，或者于室外祭祀場yqga-1qlq的旁邊作聖火壇，被稱爲vidi，其形狀爲方形、圓形及鳥的形狀。其中最爲重要而複雜的程式是被稱爲agnicayana的聖火壇的構造，這是一種與蘇摩祭相結合的儀式，徹底執行這一儀式需要一年的時間。其最大的物體是一巨大翅膀的鳥，由一萬八百的煉瓦所構成。

　　在煉瓦的下面是被射殺或雷擊而死的人頭及馬、牡牛、羊、牡山羊等四足動物，將這些人頭及動物頭進行埋葬，剩余的身體投入水槽，作爲煉瓦的粘土使用，其黑色的粘土與牡牛糞相混拌。這樣的聖火壇被稱爲cityagni，象征著宇宙創造神。而整個聖火壇的築造，代表宇宙一切的形成與所有願望的達成，其祭祀儀式所産生的力量，象征著“大我”的形成。根據考古學大發現，哈拉巴文化遺址中已經有聖火壇的存在，目前將考古資料與文獻進行對比還無法進行。至于聖火壇與佛塔的關系，或許兩者建築的初期形態均爲平頭的緣故。

　　根據研究表明，caitya一詞是爲了火葬而集聚的薪，由Citq派生而來。在死者的遺骨上作塚、土饅頭，或在這一場所植樹作爲標志。梵文詞典中也提到caitya與Citq的關系，並且說是遺骨上的建築物。義淨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也提到當世尊圓寂之後，許多人與神並聚，以衆香木爲柴而層層積疊，這樣的場所稱之爲質底(caitya)是積聚義。當燃燒的薪燒盡之後，只有植樹標志被稱爲caitya的地方。

　　同時，印度的傳說認爲，樹木是死者的靈魂寄居的場所，所以將墓地(1ma1qna)一般建在森林的附近，墓地與樹木的關系顯然是很明確的。《摩奴法典》X.50中，也將支提樹-caitiya-druma 、墓地(1ma1qna、山及森林等並列，使支提又與恐怖有關，《羅摩衍那》中就有1ma1qna-caitya-pratima-bhayaxkara-如恐怖的墓場-支提。《摩诃婆羅多》亦有墓場的支提樹(1ma1qna-caitya-druma)，並有一些豹等食肉動物的恐怖聲。以上的文獻所記載的是支提所代表的恐怖特性。

　　與支提代表的恐怖特性相對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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