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华严典籍考
本文要旨：房山云居寺石经保存有华严宗初祖杜顺的《漩洑伏偈》和二祖智俨的《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两种中国初期华严祖师的著作。这两部著作都是长期以来有所争议的。本文根据房山石经本的新资料重新作了考证。
首先探讨的是智俨的《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大正藏》中收有《华严一乘法界图》一文，这是在《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之后附以释文的一部著作。原文缺撰者名，但历来被认为是新罗义湘所作。历来的看法是，《华严一乘法界图》中的法界图和释文都是义湘所作，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的定论。但是，房山石经本《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明确注明是智俨所作。笔者就有关资料对此作了重新探讨，认为象《大正藏》那样的法界图和释文合在一起的体裁，原来是没有的。结论是法界图为智俨所作，《大正藏》中的《华严一乘法界图》是义湘对智俨《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的注释。笔者认为，把法界图的撰者归于义湘这一历来的定论，应予修正。 其次探讨的是《漩洑伏偈》。《漩洑伏偈》见于惟劲《释花严漩洑伏偈》一文之中。笔者从“漩洑伏”一词的用例状况，认为《漩洑伏偈》不是杜顺的真撰。具体来说，用“漩洑伏”一词来表现华严法界思想的用例，不见于杜顺所见的《六十华严》之中，只见于杜顺以后的《八十华严》和《四十华严》之中。《漩洑伏偈》可能是唐末五代禅僧所作。但是，房山石经保存了佚失已久的惟劲《释花严漩洑伏偈》，可以据此来了解唐末五代华严和禅的交流，即禅教一致的动向。这就是房山石经的价值所在。
作者姚长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副馆长。
序言
房山云居寺石经的刻造始于《华严经》等十二部。此见于石经刻造的发愿者沙门静琬贞观二年(628)的题刻：
释迦如来正法像法］凡［千五百余岁］、至今［贞］观二年、［巳浸末］法七十五 载。佛日既没、［冥夜］方深。瞽目群生、从兹失导。静琬为护正［法］、率己门徒知识及好［施檀］越、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冀于旷［劫济渡］苍生、一切道俗、［同登正觉］。［1］
刻文说，正法、像法已经过去一千五百多年了，现今正是末法时期，静琬为了护法而发愿刻造《华严经》等十二部经。这里在静琬所刻的十二部经中，特别把《华严经》列为诸经之首当有其重要意义。
汉译《华严经》共有三种，即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六十华严》(418年译出)、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华严》(699年译出)和唐般若译《四十华严》(798年译出)。静琬的寂年是贞观十三年(639)。［2］他所刻的《华严经》应该是《六十华严》。房山石经洞的第八洞内现存《六十华严》的刻石无疑当为静琬所刻。［3］
《八十华严》的刻造是由静琬的弟子续刻的。据辽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所载，太平七年(1027)圣宗朝枢密直学士韩绍芳任涿州牧巡游房山时，曾经打开石室调查过石经，说当时有二一三○块经石，其中有《八十华严》的经石二四○块。［4］据中国佛教协会调查，《八十华严》的经石目前仅发现经首的第一石，［5］《八十华严》全部经石的确认尚有待于今后的发掘。
《华严经》的别行品即唐提云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佛境界分》和《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的刻造是在大安元年(1209)。［6］《四十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行愿品》)的刻造可能是在明代万历以后。［7］
综上所述，房山石经的《华严经》典籍，除了《不思议佛境界分》和《修慈分》之外，《六十华严》和《四十华严》的拓本尚未公开，《八十华严》的经石尚未发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
但是，房山石经的辽金刻经中刻造有中国华严宗祖的著述，一是华严宗初祖杜顺的《漩洑偈》，二是华严宗二祖智俨的《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这二篇著述的篇幅虽然都很短，但却涉及到有关初期中国华严祖师著作中长期有所争议的问题。以下将就此二篇华严著作，作一论述。
一、《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
《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收于《房山石经》辽金刻经的〈俊义密勿多宁〉函的〈辽金单本刻经〉之中。全文如下：
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五十四角二百一十字
夫大圣善巧无方，应机随病非一。迷之者守迹，不知失体，勤而归宗未日。故依理据教，略制盘诗。冀以执名之徒，还归无名之真源。读诗之法，宜从中法为始，盘回屈曲，乃至佛为终，随印道读俨法师造
一－微－尘－中－含－十－初－发－心－时－便－正－觉－生－死
一量－无－是－即方成益－宝－雨－议－思－不－意涅
即劫远－劫念一别生佛－普－贤－大－智如槃
多九量即一切隔满十海－仁－能－境出常
切世无一－念尘乱虚别印－三－昧－中－盘共
一十是－如－亦－中杂空分－无－然－冥－事－理－和
即世－互－相－即－仍－不众－生－随－器－得－利－益－是
一相－二－无－融－圆－性－法叵－际－本－还－者－行－故
一诸智－所－知－非－余佛息尽－宝－庄－严－法－界
中法证甚－性－真－境为妄无随－家－归－意实
多不切深－极－微－妙名想尼分－得－资如宝
切动一－绝－相－无不动必罗－陀－以－粮捉殿
一本－来－寂－无－名守不不－得－无－缘－善－巧穷
中－一－成－缘－随－性－自来－旧－庄－道－中－际－实－坐
以上即《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一乘即圆教一乘，法界表示圆教的宗旨，因《华严经》以法界为宗，故名为一乘法界图。所谓印，即由七言三十句五十四角二百一十字组成的印图。印图的读法是从中心的“法”字开始，向左顺着印道，七字一句，盘回屈曲，至“佛”字止，共三十句，五十四个屈曲。［8］这一形式，称为“盘诗”，据说起源于前秦苏伯玉之妻所作“盘中诗”。［9］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房山本《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中有“俨法师造”几个字。“俨法师”当为华严宗二祖智俨。把智俨称为俨法师，可见于阎朝隐《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10］，这里所说的“俨法师”毫无疑问指的是智俨。
问题是这一《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大正藏》第四十五卷中也收有，内容与房山石经本基本相同，只是大正藏本除了《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之外，还有大量的注释，题为《华严一乘法界图》，但是没有撰者名。《大正藏目录》将此撰者定为新罗义湘(625—702)，学术界至此为止的看法也都认为《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为义湘所作。［11］然而房山石经本《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明确注明是智俨所作。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为什么大正藏本没有撰者名，释文的末尾有如下一段自问自答：
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依华严经及十地论，表圆教宗要。总章元年七月十五日记。问：何故不著集者名字
答：表缘生诸法无有主者故。又问：何故在年月名
答：示一切诸法依生故。［12］
这是说，《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是在总章元年(668)七月十五日根据《华严经》和《十地论》，为了显示圆教的宗要而记录的。之所以不记“集者”的名字，是因为缘生诸法没有主者。而之所以记录年月日，那是为了表示一切诸法是依缘生之故。这里用了华严学的缘起相由和法性融通的教义，巧妙地避开了撰者的问题。但是这一解释却给后人留下了不解之谜。
仔细研读这段释文，可以明白如下几个问题。首先，这里所说的《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这一题号同房山石经本的题号一致。以下的问答是对《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的回答。其次，“总章元年七月十五日记”中的“记”，一般是指依据事实所记，或者带有经论注释的意思。这里不用“撰”或“著”，而用“记”，即是记录或注释的意味，应该没有撰述的意思在内。再次，“何故不著集者名字”中，说“集者”，而不说“撰者”或“著者”，当知含有集《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及其释文之意，也就是对集者来说，《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和释文是区别开来的。但是，至今的解释是《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和释文为同一撰者所作，并由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将“何故不著集者名字”读成破句。［13］
大正藏本的末尾有“以斯善根回施一切众生、普薰修尽众生界，一时成佛。法界图章。一乘法界图终“［14］一段话，其中“法界图章”的“章”应是“章疏”的意思，一乘法界图终，是说集者对“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这一“法界图”的解释至此已经结束。也就是说，大正藏本应该是对“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的注释本。古田绍钦曾经认为“应该说法界图原本不是如现在这样印和疏合在一起的”［15］，房山石经本印独立存在恰好证实了古田绍钦的这一见解。
如果不对印和疏加以区别，因为疏是义湘所撰，自然也就认为印也是义湘所撰了。但是，对于印的撰者，自古就有不同的意见。据高丽均如(917—976)《一乘法界图圆通记》，即有智俨撰和义湘撰二说。第一说如下：
《元常录》云：相公于俨师所受花严时，俨师造七言三十句诗，以授相公。相公则于墨字上画赤印以献。师叹曰：汝穷证法性，达佛意旨，宜造于释。相公初造四十余纸释，以进师。师欲知合佛意否，将至佛前立愿烧之。悉皆烧尽。又造六十余纸进，亦烧尽。又造八十余纸进师。师共相德，亦如前烧之。于中有烧不烧。不烧之文，今行于世。［16］
文中的俨师是指智俨，相公、相德是指义湘。据此可知，义湘从智俨学华严时，智俨曾造七言三十句诗授与义湘，并令义湘依诗造释。《元常录》还说，为了验证释文是否符合佛意，曾在佛前三次烧之，没有烧掉的部分即今流行的《法界图》。《元常录》现已不存，但均如的卒年是在九七三年，因此可以推测《元常录》至少是十世纪下半叶以前的著作。第二说如下：
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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