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欲夺天先辨肉异。”大小既别，因果自殊。若《法华经》力等者依开显教，观本具理入相似位。功由于教，故云经力。当知依教修行，行成证理，既得似证。肉眼功倍名为佛眼者，尚即佛眼，岂况天慧。以其下释大经义。初明二乘慧名肉眼，次释圆人肉名佛眼。初中云有齐有劣者。“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则劣。”所证既劣慧但名肉，圆教下次意也。以其等者，具惑达性，故名佛眼。”[34]历史上一般认为以四明知礼为首的天台宗山家派为正统，与之对立的就是钱塘地区的山外派。智圆就是属于山外派的重要思想家和理论家。山外派主张心是能造、能具的通体，色是所造、所具的别相，所以心具三千，色不具三千。又主张心、佛、众生三法中，只有心是理，是能造的总体，生、佛诸法只是事，是所造的别相，所以理具三千，事不具三千。在观行的方面，虽同意山家主张以凡夫的妄心为观法的对境，但以异于知礼所立为但妄观，而以自家所立为即妄(即真之妄)观。梵王是梵天，为印度教的崇拜的宇宙创造者，佛教则以之与帝释天同为佛教之护法神，主管三界之一的色界的芸芸众生。智圆说，梵王具有五神通之天眼通，超过小乘六根净人的肉眼。天台圆教之人，是依教修行之后而证得的，既而得证，故其功能已经超出了肉眼，所以名为佛眼。而达到佛眼之人，也就是到达了思惑与佛性同体，无明即佛性。这是大小乘佛教的不同。因此智圆是主张一切由心造，无明即佛性，也就是即真之妄。

　　稍晚于延寿、智圆等人的四明沙門柏庭善月(1149～1241)也对此经文有过论述。他说：“经言发相信者，位当别信，即发起信心之前相也。疏亦作想，所谓理具此相，依理起想等，亦其义也。但与今圆别异耳云云，伏忍之初十住是也。据位格量，犹是二乘。而言超过者，约知中智解能伏无明故也。疏又约圆信释者，或恐取同除四住，此处为齐之文释也。然而彼以伏无明为过，此以断为过，其义既通进退无咎，亦为接下长养圣胎义便故。从容于此，故以别圆进退评之。若别十信固所不当。今判当是圆十信人，所谓“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则劣”是也。”[35]柏庭也是一位天台宗僧人，曾经致力宏扬天台学13年，撰有天台学著作多部。他对这段经文的阐述，则是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他认为既发信心，取得信位，助成信行，则发信心时应是别教的信，此时还在二乘之中，处位格量。圆教信释者，取“同除四住”只是一种等于佛齐的文字含意，不说伏无明，应说断无明，这样“既通进退无咎，亦为接下长养圣胎义”，故尔从容。所以以别教和圆教来约说，别教十信不当，圆教十信为当。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论“同除四住”的是论明代沙门北天目蕅益智旭(1599～1655)。蕅益禅法系承继延寿、梵琦、真可之文字禅，而会归于天台教观。在教判方面，安立贯通前后之五时说，于教理主张性具善恶与色心双具、理事两重三千，于观法则沿用山家派之妄心观。于律学方面，注重戒律实践。其禅、教、律学，终皆指归净土，主张禅净合一,求诸宗调和，主张禅、教、律三学统一。他说：“相似即佛者，十信内凡位也。(名与别十信同，而义大异)初信任运，先断见惑，证位不退，与别初住通见地藏初果齐。二心至七心，任运断思惑尽，与别七住通已办，藏四果齐，而复大胜。故永嘉云：“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则劣也。”八心至十心，任运断界内外尘沙。行四百由旬，证行不退，与别十向齐。”[36]蕅益仍是从修行行实践的角度来阐发的，认为别教十住心中到了七心通己心时，可以获得小乘的四果(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位，而到了八心至十心时，已经任运自如，伏断一切尘沙惑，即是小乘别教的与佛等齐。

　　由上可以看到，永明大师的一句“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则劣也。”(实际应为智者大师语)引起了这么多人的注意，纷纷加以演绎，由于这个问题与修行的实践联系紧密，因此在诠释它时，表现出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情况，每人都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丰富了天台宗的理论。

　　三、德韶与义寂

　　忠懿王钱俶拜德韶为国师，向他请教学佛的事情自然也是国师的范围，德韶更是必须要回答。《永嘉集》是以天台之理解释禅宗义理的著作，德韶是禅宗门人，也未必不了解天台教义，因为他曾经推荐过有才识的弟子学习天台理论，但是对太专门天台教义他未必都能全部精通，于是推荐天台宗的门人义寂来解答。义寂(919—987年)，在《佛祖统记》、《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高僧传》卷七里有传。传曰：“十五祖净光尊者羲寂，字常照，永嘉胡氏。母初怀妊，不喜荤血，及产有物蒙其首，若紫帽然(梁末帝贞明五年己卯生)。幼白二亲求出家，乃入开元。依师诵《法华》，期月而彻。年十九(晋高祖天福二年)祝发具戒，诣会稽学律，深达持犯，乃造天台。学止观于竦法师，其所领解，犹河南一遍照也。(僧传云，蒲州不听泰，河南一遍照。)尝寓四明育王寺，梦登国清，上方有宝幢座，题曰文殊台。栏楯外隔，欲入不可，俄见观音从堂而出，手却行马(即叉栏也，亦名拒马)，低回相接。忽觉自身与观音体合为一，自是之后，乐说无尽。初天台教迹，远自安史挺乱(天宝末年，安禄山、史思明，相继反逆)，近从会昌焚毁(武宗会昌五年，罢僧尼毁寺院)，残编断简，传者无凭。师每痛念，力网罗之，先于金华古藏，仅得《净名》一疏。”[37]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民族化第一个宗派，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将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南方重理论和北方重实践的特点融合一起，创立了以止观为体系的天台宗佛教理论。但是不久就显露出衰灭迹象，到了六祖湛然(711～782)大张天台教纲，得到了唐玄宗等三帝之敕召，天台宗再次中兴。然而继之而来的唐武宗灭佛的活动，天台宗再次由盛转衰，到了唐末，天台宗仅是在某些地方如浙江四明、湖北当阳等地还有流传，整个中国佛教更多的是流行的禅宗。义寂住守天台，“平素讲《法华经》并《玄义》二十遍，《止观》、《维摩》、《光明》、《梵网》、《金刚錍》、《法界观》、《禅源诠》、《永嘉集》各数遍，述《义例不二门》等科节数卷。然自智者六代传法。荆溪之后二百余年，受遗寄，克深负荷。”[38] 正是义寂的不懈努力，加上钱俶求教的因缘，使天台宗有了转机，吴越王为义寂建讲钦若螺溪定慧院敬奉，赐净光大师之号，追谥九祖名衔，传法弟子百余人，其中外国十僧，高丽义通实为最出众者之一，“由是一家教乘以师为重兴之人矣”。[39]吴越王又派遣使者前往日本和高丽，取回了在中国已经佚失的天台宗经典。后人对此评价说：“初天台教卷，经五代之乱残毁不全。吴越王俶遣使之高丽日本以求之，至是高丽遣沙门谛观持论疏诸文至螺溪，谒寂法师。一宗教文，复还中国。螺溪以授宝云，云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讲说，遂专中兴教观之名。”[40]

　　天台宗的重昌，得力于义寂的高名与学识、吴越王的鼎力支持，但是作为其中穿针引线的天台德韶国师更是功不可没。正是由于德韶以博大的胸怀，不持宗门的偏见，力荐义寂于吴越王，因此才给了天台宗重光的机会。以上介绍德韶力荐义寂的事情载《四教仪缘起》、《佛祖统纪》等书，都是天台宗的著作，其中强调的是德韶在引介义寂时所起的作用，亦即“韶云：“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即召问之。””[41]这就说明了对于太专门的天台教义，德韶的确是不大懂的，因为他是以“术数尤精利人为上”的特点才得到钱俶的崇敬，所以他才要把义寂引介给钱俶，以解决教理上的问题。根据所见的资料，德韶与义寂私人之间的关系应该非常亲密，两人之间的弟子也经常互相往来，相互参学。如天台宗(927～988)天台第十六祖宝云义通初来中国，“参德韶契悟，及谒羲寂，顿明一心三观之旨。”[42]“行靖、行绍钱塘人，同依延寿出家，居石壁。时德韶法道大振，靖、绍往从之。韶观其法器，即使往学三观于螺溪，未几学成，乃复回石壁。”[43]“愿齐，钱塘人。初传羲寂之道，精研止观。后参德韶，发明玄奥。”[44]“温州瑞鹿寺本先禅师，温州永嘉人也。姓郑氏。幼岁于本州集庆院出家，纳戒于天台国清寺。得法于天台韶国国师。师初遇国师，国师导以非风幡动仁者心动之语。师实时悟解。后乃示徒曰：“吾初学天台法门诸下便荐，然千日之内四仪之中，似物碍膺，如雠同所。千日之后一日之中物不碍膺雠不同所。当下安乐顿觉前咎。”[45]义寂也关心和帮助德韶，《佛祖统纪》载“有兴教明师，年方弱冠，听经于会下常自疑云：“饮光持释迦丈六之衣，披弥勒百尺之身，正应其量。为衣解长耶，身解短耶。”时韶国师居云居(属天台)聚众五百，明往问之。国师曰：“座主却是汝会。”明愠色拂袖而退。国师曰：“我若答，汝不是。当有因果。”明回螺溪，口即吐血。(引者按，义寂)师闻惊曰：“此新戒，触忤菩萨人来。”明举前话，师云：“汝不会国师意，速去忏悔。”明具威仪诣前悲泣作礼首过，国师为颂出前话云：“佛佛道齐宛尔高低，释迦弥勒如印印泥。”明自此疾瘳，归谢师曰：“非师指教，几丧此生。(《二师口义》云：玄弼山君言，国师是智者，起法堂都料螺溪，是放生会首。堂中僧众是所放之鱼。)”[46]正是双方有了这种相互来往的友好关系，德韶主动地将义寂介绍给吴越王忠懿王钱俶。德韶的这种做法，符合《宋高僧传》赞宁对德韶所下的“功成不宰心地坦夷”的性格评论，也符合法眼宗的“理事不二，贵在圆融”[47]的宗风思想。德韶对天台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天台宗人因此认为“而韶公适与智者同姓，能毘赞吾宗，又居佛陇之侧，疑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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