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身也。”[48]将其看作是智者的再来，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过在禅宗的著作里，此事变成了：“有传天台智者教义寂者，(即螺溪也)屡言于师曰：“智者之教，年祀浸远，虑多散落。今新罗国，其本甚备。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师于是闻于王。王遣使，及赍师之书。往彼国缮写备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49] “屡言于师”几个字，使这件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义寂请求德韶帮忙，向吴越王推荐和引见，与天台宗典籍所载的德韶因答不出问题，而主动将义寂旨介给吴越王有了很大的区别。可见，在禅宗的著作里，并非是德韶要主动引见义寂于吴越王，而是在义寂多次向德韶请求后，德韶才这样做了。对于天台与禅宗两种典籍的记载不同，古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十国春秋》就指出了这一事实。该书云：

　　义寂居天台国清寺善弘教法，忠懿王常阅《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之句，不晓其义，驰问国师徳韶。徳韶曰：“义寂必解此语。”王乃召义寂诘焉，义寂曰：“此智者大师《妙玄》中文，时遭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中朝教藏残阙殆尽，今惟海东高丽阐教方盛全书在彼。”王即遣国书，贽币使高丽求取一家章疏。高丽君乃命国僧谛观报聘，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我。谛观既至，禀学义寂于螺溪之上，王为建定慧院，赐义寂号净光大师，东还教藏悉付于义寂，未几卒，追谥九祖释典。又言义寂甞语德韶，智者之教惟新罗有善本，愿藉大力致之。德韶以闻忠懿王乃遣使航海传写而还所传，与此略异。[50]

　　《十国春秋》只是记录并指出了“与此略异”的情况，但是没有再继续作深入的解答，对此笔者依据所见的资料，做一些略解。宋代以后，佛教著作大部为禅宗的典籍，其次是天台著述。游离于两者之外的，站在比较客观立场撰写的著作是律宗门人赞宁撰写的《宋高僧传》。贊寧(919～1001)湖州(浙江)德清人。俗姓高。其先祖為渤海人。初于杭州祥符寺出家，後入天台山，受具足戒。他博涉三藏，尤精南山律，辞辩宏放，无人能挫其论锋，时人誉称为“律虎”。又兼通儒、道二家典籍，善文辞，深受王侯名士敬仰。赞宁小德韶28岁，小义寂13岁，因之与德韶和义寂都是同时代人，而且都是生活在同一地区，互相之间十分熟悉，赞宁甚至为德韶撰塔铭，[51]亲自到寺院听义寂讲经。赞宁与吴越钱氏一族中的忠懿王、宣德节度使钱湛、奉国节度使钱亿、越州刺史钱仪、金州观察史钱俨、工部侍郎钱昱都有亲密的交往，并与卫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慎知礼、内侍致仕杨恽等互相唱和应酬诗文。吴越忠懿王对赞宁非常器重，慕其德风，任其为两浙僧统，并赐号“明义宗文大师”。吴越王钱氏降宋，赞宁随钱俶奉阿育王寺真身舍利塔入京，谒太宗于滋福殿。赞宁在太平兴国六年(981)被任命为右街副僧录，掌右街教门之事。七年(988)，受诏归杭州，先后七年纂修《高僧传》。作为同时代人，而对德韶引见义寂和吴越王支持义寂，以及高丽僧来华的大事，《宋高僧传》只说了：“先是智者教迹远则安史兵残，则会昌焚毁，编断简本折枝摧，传者何凭，端正甚学。寂思鸠集也，适金华古藏中得《净名疏》而已。后欵告韶禅师，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仅足。由是博闻多识。”[52] 而对来华的高丽僧人谛观，《宋高僧传》也没有任何记载，由此可见，赞宁是没有把这件大事写入僧传的，但是他提到了义寂把天台佚文在外国，“后欵告韶禅师”以及从日本购书的事情，说明赞宁是知道这件事情的，禅宗典籍所言的义寂“屡言于师”当有所本，其中所说的“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也是事实。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两人之间有宗门之见，前面介绍的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表明当时天台与禅宗的确处在友好平等的时期。禅宗的典籍也充分肯定了德韶在引见义寂的事情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就这一点来看，与天台宗典籍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正如《佛祖统纪》所言：“吴越王杭海取教。实基于“同除四住”之语。及观师制《四教仪》，至明圆教中故特标“永嘉云”者，所以寓当时之意，俾后人无忘发起也。”[53]不管天台宗抑或禅宗的典籍，其目的都是在于此。此外，赞宁虽然在僧传中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在《四教仪缘起》中转引赞宁撰写的《通惠录》，里面讲到了因《永嘉集》而引起吴越王派人到高丽取经的事情，同样表明了赞宁对此事了如指掌，他的记载是真实的。

　　最后，由于赞宁对德韶与义寂双方都熟悉，且又处在僧统的地位，他在《宋高僧传》里分别为两人立了传，但是两人的文字份量是不同的，德韶的传只有义寂的一半不到，[54]从赞宁所写的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两位高僧的性格刻画是到位的，例如他指出了德韶是一位“功成不宰心地坦夷，术数尤精利人为上”的大和尚，一生凡多此类奇异灵验。义寂是一位学问僧，博闻多识，相继讲训，二百余龄寂受遗寄，说法之功所谓善建。又因为赞宁是一位文字僧，其撰写僧传的标准是“取高而不名者也”，[55]，所谓的“高”，是以佛教学术为先导，“开其德业”的僧人，[56]所以他在撰写德韶的传时，将他放进了“习禅篇”里，作为一名实践者来介绍，而对义寂，被放进“义解篇”里，作为一名佛学家来介绍，可见由于重点不同，撰主的爱好差别，其所赋予的笔墨也不同，义寂的文字多于德韶是可以完全理解的。

　　四、结 语

　　德韶生前被敕为国师，他的贡献一是光大了禅宗法眼宗，培养了像永明延寿这样的大家，二是联络了吴越钱氏家族，促进了吴越佛教的发展，三是为天台宗的重昌做了奠基的工作，促成了中朝佛教文化的交流。虽然他在当时吴越佛教曾以“术数尤精利人为上”被人所知，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他对佛教的贡献，他的禅学思想也很有特色，但这不是本文要撰写的主题，只好以矣后日。

　　禅宗《五家正宗赞》将德韶的一生的佛教事迹与说法，以及他的禅学思想和禅法的特点，择重要者编排成赞语，曰：

　　心法双忘——乾坤独步；

　　登天不借梯——遍地无行路；

　　机翻石火——烁破石头城；

　　掌握龙泉——笑出龙归寺；

　　天盖地载——苦龙牙叠将馊饭祭闲神，

　　百匝千重——被疎山左搓芒绳缚鬼子；

　　去来隐显明诸佛实相——要且颟顸；

　　欠剩有无说般若真宗——不妨莽卤；

　　是曹源一滴水——悟玄机将豌豆作真珠；

　　指通玄满目山——起吾宗变甜瓜成苦瓠；

　　祖师门下客——辨风幡带水拖泥；

　　大王长寿人——外声色拋沙撒土；

　　得法眼亲传宝印——鞔皮鼓两头鸣；

　　应木人敲打虗空——昆仑儿着铁袴；

　　念南岳天台教乘磨灭——往新罗国缮写归；

　　论释迦弥勒身衣短长——令兴教僧呕血去；[57]

　　其中最后两赞就是指的与天台宗有关的事情，亦即本文提到的德韶促成天台重昌和挽救兴教明师生命之事，德韶对吴越佛教作出了贡献，所以后人才会说“诸方异唱，古今玄键，决择不留踪，不谬为一国之师，名喧寰宇。”[58]

　　[1] 《佛祖统纪》卷第二十六。

　　[2] 《佛祖统纪》卷第二十六。

　　[3] 《五灯严统》卷第十。

　　[4] 《佛祖统纪》卷第二十六。

　　[5] 《佛祖统纪》卷第二十六。

　　[6] 《佛祖统纪》卷第二十六。

　　[7] 《人天眼目》卷四。

　　[8] 《十国春秋》卷八十九：“是时文益立法眼宗，谓德韶曰：“汝向后当为国王所师，大阐吾道行矣，自爱。”四库全书本。《释氏稽古略》卷三云：“眼曰：”汝向后当为国王所师，致祖道光大。“”，T49,p0855c。

　　[9] 《释氏稽古略》卷三，T49,p0855c。

　　[10]《旧五代史·世袭列传》卷一三三。

　　[11] 《旧五代史》卷一三三《世袭列传》。

　　[12] 《宋高僧传》卷第十三。

　　[13] 《宋高僧传》卷第十三。《吴郡志》载：“钱文奉，元璙之子，善骑射，能上马运槊，涉猎经史，精音律图纬医药鞠奕之，艺皆冠絶一时。初以父荫为苏州都指挥使迁节度副使，元璙卒，代知苏州中吴军节度使。有鉴裁礼下贤能士，负才艺者多依之。作南园东荘为吴中之胜，多聚法书名画宝，玩雅器号称好事。又与宾僚共采史籍著《资谈》三十巻行于世。尝问命于天台僧徳韶，韶曰：“明公年至八十一岁。”后六十一岁，以开宝二年八月十一日卒东荘，一名东墅。(《九国志·吴越备史》)”

　　[14] 宋錢

　　撰《吴越备史》卷四，四库全书本。《十国春秋》卷八十九云：“开运时，忠懿王镇台州，德韶语王曰：“他日为覇主，无忘佛恩。”又曰：“此地非君治所，当速归国城，否则不利矣。”王急归，果有胡进思之变。及袭位，迎德韶入杭州，尊为国师。”四库全书本。

　　[15] 《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第七》。

　　[16] 《十国春秋》卷八十九，四库全书本。

　　[17] 宋右街僧录通慧大师赞宁奉勅撰《大宋僧史略》卷中《国师》云：“西域之法推重其人，内外攸同，正邪俱有。昔尼犍子信婆罗门法，国王封为国师。内则学通三藏，兼达五明，举国归依，乃彰斯号。声教东渐，唯北齐有高僧法常，初演毘尼，有声邺下，后讲《涅槃》，并受禅数，齐王崇为国师。国师之号自常公始也。殆陈隋之代，有天台知顗禅师，为陈宣、隋炀菩萨戒师，故时号国师(即无封署)。至则天朝，神秀领徒荆州，召入京师，中、玄四朝皆号为国师。后有禅门慧忠，肃、代之时，入宫禁中，说禅观法，亦号国师。元和中，勅署知玄，曰悟达国师。若偏覇之国，则蜀后主赐右街僧录光业，为佑圣国师。吴越称德韶为国师。江南唐国署文遂为国大导师也(导师之名而含二义，若《法华经》中，商人白导师，言此即引路指述也。若唱导之师，此即表白也。故宋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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