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大安讲析慧远大师《三报论》
时间：2009年第六届东林寺文化夏令营开讲
主讲：大安法师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比丘！诸位营友同修！今天我们利用夏令营这个殊胜的因缘和大家一块来探讨慧远大师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三报论》。这篇论文的缘起，给大家作个介绍：自从东汉明帝以来佛教传到中国，作为一个异质文化，在我们中国这个有着儒家、道家悠远的文化传统土壤上，要移植过来，一定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碰撞、冲突、融合、到最后接纳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关于佛教的义理跟我们震旦国儒道的一些本土文化的理念产生了很多的辩论。早期都是以这种冲撞、辩论的形态出现；包括这个神灭、神不灭的问题、三世因果报应问题；这个佛教的出家跟儒家的孝道之间的关系问题；真谛和俗谛的问题；华夏文明跟夷狄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都形成了种种不同的见解。但佛教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磨合当中逐步地为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接受了；越辩论越能把佛教内在的真理性显发出来。
我们要看的《三报论》，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辩论当中，慧远大师应这样的一个因缘来著述的。大家知道因果的问题是佛教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无论是在世间法还是出世间的修道方面，它都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之上。但这种因果呢？也确实很难相信。虽然我们中国上古的文化：无论是《周易》、《尚书》、四书、五经展示的有很多因果的道理。但是呢？所阐发的微言大义往往涉及不到更广阔的三世的层面；所以就使得我们许多人觉得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怎么解释一个善良的人命运坎坷，一个恶人反而踌躇满志命运很好；那因果又体现在什么地方？所以《三报论》，你看慧远大师有个括号(因俗人疑善恶无瑞验作)；就是由于世俗的人怀疑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没有验证，有深刻的怀疑，由这个来做这篇论文的。
他直接的一个起因：是当时有一位叫戴逵的处士，他是信佛的，也挺有学问，又叫戴安公。他就从这个意义上来提出问题了，给慧远大师写了封信，说：“弟子常常去读这些佛经，佛经表示这个人生的祸和福，都来自一个人的行持上的善恶，都表示这个道理” 。但是用这个道理从自己人生的经验来看，他有怀疑；说“我自己呢？从小到现在已经衰老了，我一生很善良，甚至对动物都不会伤害，也按照那个善有善报的原则去做，但是我一生却是非常潦倒，遭受种种的困苦” ，所以每到晚上他就会心里很不平，想“是不是人的命运有定的” 就是决定了的，“我这个修短穷达呀！自有定分” ，一个人寿命长还是寿命短；一个人人生是否穷困，是否昌达；是不是有定分？定分就是原来一个概念：定命。如果有决定定命的话，那积善和积恶就没有意义啰！已经决定了，我行善也不能改变，做恶也坏不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他就想“佛教讲善恶因果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仅仅是一个劝教的言语而已” 就是劝化大家行善的一个原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事实。他就对这个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就作了一个《释疑论》，请慧远大师是不是在闲暇的时候给他一个回答。
那慧远大师接到这封信，当时庐山聚集一批知识分子啊！所谓莲社一百二十三人中有十八高贤，有很多具有学问的人。当时十八高贤有个叫周续之，他也是早年号称神童哦！跟着大儒家范宁来学儒家，五经、五纬都能通达，称为“十经神童” ，对老庄思想，对中国的上古的周礼都深有研究。然后他屡次拒绝朝廷征召他做官的指令，依慧远大师专修念佛法门，慧远大师就把这封信让周续之居士进行回复。那周续之跟这个戴安公在往返的信件辩论当中，仍然不能说服戴逵；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往返的信件呢？这个戴逵还会提交给慧远大师，说：“你看我的观点怎么样？我认为周续之的观点是不对的。” 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慧远大师就应这个因缘来做了《三报论》。实际上戴逵所代表的思想是带有普遍性的，不仅那个时代带有普遍性，乃至于现在也有普遍性。现代人你看他不信因果，就是常常这样说：“哪有什么因果啊！恶人那么得意，善人都受气；谈什么因果啊！” 他都会从这个层面加以否定。
那么这个缘起之后，我们简单看看慧远大师是何许人也？也许我们都了解，他是一位高僧大德，净土宗第一代祖师；那么深的层面来看，他确实是随宜应化的一位祖师。他跟鸠摩罗什大师往返的信件当中，鸠摩罗什大师就称他为“震旦护法菩萨” ，而且是有经典的依据的：当时天竺国的沙门每天向庐山顶礼，说这个地方有大乘的开士应化；所以慧远大师由本垂迹，本身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人物了。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儒、道、释三家非常通达；教内在般若的经典、禅学的造诣方面，也是登峰造极；心量极为广大：密护各宗，对外交流，护持那些来中国翻译的三藏法师，护持力度很大。同时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启建军白莲社，专修念佛三昧。他在五十岁那一年来到东林寺，三十余年足不入俗，足迹都不过虎溪呀！专修念佛三昧；一生有过三次定中见阿弥陀佛的宗教体验；所以他的道德、学问确实令后人非常仰慕。特别是慧远大师作为教内的高僧，在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里面的地位非常崇高；他所涉及的面也确实非常广，可以说是多才多艺；同时宗教情怀又非常深厚，所用的功夫又登峰造极；所以这确实是东晋的时候所出现的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位祖师。中国净土宗由于慧远大师的德望和全力的推进，才能够在我们震旦国生下根，开花结果。
那么这位大祖师做的这个论，应当时的因缘来做，是有深刻的道理。如果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三世因果” 有怀疑不能接受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动摇整个佛教在我们中国存在的基础，所以这是要不遗余力地去加以阐释的。深信因果是作为佛教信众的一个先决的前提，我们为什么要修行道业？就在于有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如果没有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奉行的是“断灭见” ，或者是“常见” ，那都是不可能有修道的基础。所以建立这个理念，就是加强修超越的这种道业的一个前提，才去持戒、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刘遗民居士奉慧远大师的旨意来作的《西方发愿文》，首先谈到的就是对三世因果的深信以及六道轮回的恐惧，心怎么安立，知道自己难以摆脱轮回的险路，才一意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可以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理念，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先决前提；离开这个，后面都很难去说的。这就是我们要了解它的宗旨和它的取向，再就是学这个论，虽然是东晋的时候慧远大师所作，我们现在来学习这篇论，仍然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在传统的社会，乃至于佛教没有传到中国那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中国人普遍的一种很质朴的文化心理是相信因果。也许他对于三世因果还不会有很明晰的概念，至少质朴的善恶报应观念他是有的；这个思想遍及在《尚书》、《周易》、《左传》、《诗经》四书里面。只要受这种文化典籍的熏习，都有起码的因果的观念，这也就形成了中国几千年，这种稳定社会的一个文化基础。尤其是佛教传入之后，因果的观念随着佛教寺院在每个村庄、每个地区的遍及，所以这个因果的观念深入人心。包括俗文化：那些话本、小说、戏剧这些故事都是来阐释因果的观念，所以可以说中国人的深层的文化积淀当中，因果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这也就形成我们中华民族礼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但这个基础也受到了一些挑战，最先宋明理学家就有一个不正确的说法，他是称为“阳儒阴佛” ：表面上弘扬的是儒家，实际上借用了很多佛教的这种思想来诠释儒家的经典、它的心性哲学。比如朱熹来谈这个“心” 的问题：所谓“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 ，这个道理实际上先秦儒家是没有谁去阐发的，他就受佛教像《华严经》、《楞严经》、包括禅宗这些影响，就把这个给它引用过来。确实对儒家心性哲学的阐释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所以他的理论，宋明理学家的“心学” 是受佛教的滋养很深厚。但是他们有一个门庭之见啰！用了佛教好的东西，然后还来批驳佛教；他批驳的最厉害的就是觉得这个佛教讲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是骗那些愚夫愚妇的，是不存在的。“这个“人”是什么？是“气”的聚合；气聚就有人，气散就没有；人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受报的主体呀！还有什么能够在地狱里面被油炸呀、被刀砍哪、都没有哇！“人死灯灭”” 。这宋明理学家否定因果、否定神识的延续，这是我们中华学术中具有很大问题的一个学术。那这种学术又经过这个考科举都要看《四书集注》啰！就把这些思想灌输在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当中，这就形成我们思想观念上一个巨大的祸根。
那这个祸根到了“五四” 的时候，到了西方文化全面进入中国的时候叫“欧风东渐” 。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否定我们中国本土文化，那是非常过激的观点啰！全般西化；就使得这个因果的观念、轮回的观念打上了一个好像很落后很迷信的印记，被边缘化了。但是那个时候，民国年间毕竟还有些受旧传统国学熏陶的知识分子，还在我们传统国学风雨飘摇当中坚持；像梁漱溟这些，包括我们佛教一些高僧大德都在坚守着我们传统国学的这样的地位，还不至于全都灭尽。那么这样到了我们建国、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灭顶之灾了。你看“文革” 多少红卫兵小将把多少古籍全都烧掉啊！光北京都是几百万吨所谓的“封建迷信” 的书籍被烧掉，当然佛经是遭浩劫，被烧之列；就是这么偏僻的江西各个寺院都开始在烧佛经。这些红卫兵也是很可怜的一批人啰！
我们看一个资料，周汝昌是研究《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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