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大安講析慧遠大師《叁報論》

　　時間：2009年第六屆東林寺文化夏令營開講

　　主講：大安法師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諸位大德比丘！諸位營友同修！今天我們利用夏令營這個殊勝的因緣和大家一塊來探討慧遠大師一篇非常重要的論文——《叁報論》。這篇論文的緣起，給大家作個介紹：自從東漢明帝以來佛教傳到中國，作爲一個異質文化，在我們中國這個有著儒家、道家悠遠的文化傳統土壤上，要移植過來，一定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碰撞、沖突、融合、到最後接納的過程。那麼這個過程我們看到：從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就關于佛教的義理跟我們震旦國儒道的一些本土文化的理念産生了很多的辯論。早期都是以這種沖撞、辯論的形態出現；包括這個神滅、神不滅的問題、叁世因果報應問題；這個佛教的出家跟儒家的孝道之間的關系問題；真谛和俗谛的問題；華夏文明跟夷狄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等等這些都形成了種種不同的見解。但佛教也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磨合當中逐步地爲中國的文人、士大夫接受了；越辯論越能把佛教內在的真理性顯發出來。

　　我們要看的《叁報論》，也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辯論當中，慧遠大師應這樣的一個因緣來著述的。大家知道因果的問題是佛教一個非常核心的理念，無論是在世間法還是出世間的修道方面，它都建立在因果的基礎之上。但這種因果呢？也確實很難相信。雖然我們中國上古的文化：無論是《周易》、《尚書》、四書、五經展示的有很多因果的道理。但是呢？所闡發的微言大義往往涉及不到更廣闊的叁世的層面；所以就使得我們許多人覺得很難自圓其說。比如說：怎麼解釋一個善良的人命運坎坷，一個惡人反而躊躇滿志命運很好；那因果又體現在什麼地方？所以《叁報論》，你看慧遠大師有個括號(因俗人疑善惡無瑞驗作)；就是由于世俗的人懷疑這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沒有驗證，有深刻的懷疑，由這個來做這篇論文的。

　　他直接的一個起因：是當時有一位叫戴逵的處士，他是信佛的，也挺有學問，又叫戴安公。他就從這個意義上來提出問題了，給慧遠大師寫了封信，說：“弟子常常去讀這些佛經，佛經表示這個人生的禍和福，都來自一個人的行持上的善惡，都表示這個道理” 。但是用這個道理從自己人生的經驗來看，他有懷疑；說“我自己呢？從小到現在已經衰老了，我一生很善良，甚至對動物都不會傷害，也按照那個善有善報的原則去做，但是我一生卻是非常潦倒，遭受種種的困苦” ，所以每到晚上他就會心裏很不平，想“是不是人的命運有定的” 就是決定了的，“我這個修短窮達呀！自有定分” ，一個人壽命長還是壽命短；一個人人生是否窮困，是否昌達；是不是有定分？定分就是原來一個概念：定命。如果有決定定命的話，那積善和積惡就沒有意義啰！已經決定了，我行善也不能改變，做惡也壞不到什麼地方去；所以他就想“佛教講善惡因果的這個問題，是不是僅僅是一個勸教的言語而已” 就是勸化大家行善的一個原理，實際上並沒有一個真實的事實。他就對這個産生了深刻的懷疑，就作了一個《釋疑論》，請慧遠大師是不是在閑暇的時候給他一個回答。

　　那慧遠大師接到這封信，當時廬山聚集一批知識分子啊！所謂蓮社一百二十叁人中有十八高賢，有很多具有學問的人。當時十八高賢有個叫周續之，他也是早年號稱神童哦！跟著大儒家範甯來學儒家，五經、五緯都能通達，稱爲“十經神童” ，對老莊思想，對中國的上古的周禮都深有研究。然後他屢次拒絕朝廷征召他做官的指令，依慧遠大師專修念佛法門，慧遠大師就把這封信讓周續之居士進行回複。那周續之跟這個戴安公在往返的信件辯論當中，仍然不能說服戴逵；在這種情況下，而且往返的信件呢？這個戴逵還會提交給慧遠大師，說：“你看我的觀點怎麼樣？我認爲周續之的觀點是不對的。” 就産生了這樣的一個格局，所以慧遠大師就應這個因緣來做了《叁報論》。實際上戴逵所代表的思想是帶有普遍性的，不僅那個時代帶有普遍性，乃至于現在也有普遍性。現代人你看他不信因果，就是常常這樣說：“哪有什麼因果啊！惡人那麼得意，善人都受氣；談什麼因果啊！” 他都會從這個層面加以否定。

　　那麼這個緣起之後，我們簡單看看慧遠大師是何許人也？也許我們都了解，他是一位高僧大德，淨土宗第一代祖師；那麼深的層面來看，他確實是隨宜應化的一位祖師。他跟鸠摩羅什大師往返的信件當中，鸠摩羅什大師就稱他爲“震旦護法菩薩” ，而且是有經典的依據的：當時天竺國的沙門每天向廬山頂禮，說這個地方有大乘的開士應化；所以慧遠大師由本垂迹，本身是不可思議的一個人物了。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儒、道、釋叁家非常通達；教內在般若的經典、禅學的造詣方面，也是登峰造極；心量極爲廣大：密護各宗，對外交流，護持那些來中國翻譯的叁藏法師，護持力度很大。同時他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啓建軍白蓮社，專修念佛叁昧。他在五十歲那一年來到東林寺，叁十余年足不入俗，足迹都不過虎溪呀！專修念佛叁昧；一生有過叁次定中見阿彌陀佛的宗教體驗；所以他的道德、學問確實令後人非常仰慕。特別是慧遠大師作爲教內的高僧，在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裏面的地位非常崇高；他所涉及的面也確實非常廣，可以說是多才多藝；同時宗教情懷又非常深厚，所用的功夫又登峰造極；所以這確實是東晉的時候所出現的一個帶有裏程碑意義的一位祖師。中國淨土宗由于慧遠大師的德望和全力的推進，才能夠在我們震旦國生下根，開花結果。

　　那麼這位大祖師做的這個論，應當時的因緣來做，是有深刻的道理。如果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叁世因果” 有懷疑不能接受的話，那麼實際上也會動搖整個佛教在我們中國存在的基礎，所以這是要不遺余力地去加以闡釋的。深信因果是作爲佛教信衆的一個先決的前提，我們爲什麼要修行道業？就在于有叁世因果、六道輪回。如果沒有叁世因果、六道輪回，奉行的是“斷滅見” ，或者是“常見” ，那都是不可能有修道的基礎。所以建立這個理念，就是加強修超越的這種道業的一個前提，才去持戒、念佛求生極樂世界。所以劉遺民居士奉慧遠大師的旨意來作的《西方發願文》，首先談到的就是對叁世因果的深信以及六道輪回的恐懼，心怎麼安立，知道自己難以擺脫輪回的險路，才一意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所以可以說：叁世因果六道輪回理念，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先決前提；離開這個，後面都很難去說的。這就是我們要了解它的宗旨和它的取向，再就是學這個論，雖然是東晉的時候慧遠大師所作，我們現在來學習這篇論，仍然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

　　在傳統的社會，乃至于佛教沒有傳到中國那樣的一個時代，我們中國人普遍的一種很質樸的文化心理是相信因果。也許他對于叁世因果還不會有很明晰的概念，至少質樸的善惡報應觀念他是有的；這個思想遍及在《尚書》、《周易》、《左傳》、《詩經》四書裏面。只要受這種文化典籍的熏習，都有起碼的因果的觀念，這也就形成了中國幾千年，這種穩定社會的一個文化基礎。尤其是佛教傳入之後，因果的觀念隨著佛教寺院在每個村莊、每個地區的遍及，所以這個因果的觀念深入人心。包括俗文化：那些話本、小說、戲劇這些故事都是來闡釋因果的觀念，所以可以說中國人的深層的文化積澱當中，因果是最重要的一個核心；這也就形成我們中華民族禮義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但這個基礎也受到了一些挑戰，最先宋明理學家就有一個不正確的說法，他是稱爲“陽儒陰佛” ：表面上弘揚的是儒家，實際上借用了很多佛教的這種思想來诠釋儒家的經典、它的心性哲學。比如朱熹來談這個“心” 的問題：所謂“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 ，這個道理實際上先秦儒家是沒有誰去闡發的，他就受佛教像《華嚴經》、《楞嚴經》、包括禅宗這些影響，就把這個給它引用過來。確實對儒家心性哲學的闡釋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所以他的理論，宋明理學家的“心學” 是受佛教的滋養很深厚。但是他們有一個門庭之見啰！用了佛教好的東西，然後還來批駁佛教；他批駁的最厲害的就是覺得這個佛教講叁世因果、六道輪回是騙那些愚夫愚婦的，是不存在的。“這個“人”是什麼？是“氣”的聚合；氣聚就有人，氣散就沒有；人都沒有了，還有什麼受報的主體呀！還有什麼能夠在地獄裏面被油炸呀、被刀砍哪、都沒有哇！“人死燈滅”” 。這宋明理學家否定因果、否定神識的延續，這是我們中華學術中具有很大問題的一個學術。那這種學術又經過這個考科舉都要看《四書集注》啰！就把這些思想灌輸在中國讀書人的頭腦當中，這就形成我們思想觀念上一個巨大的禍根。

　　那這個禍根到了“五四” 的時候，到了西方文化全面進入中國的時候叫“歐風東漸” 。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全面地否定我們中國本土文化，那是非常過激的觀點啰！全般西化；就使得這個因果的觀念、輪回的觀念打上了一個好像很落後很迷信的印記，被邊緣化了。但是那個時候，民國年間畢竟還有些受舊傳統國學熏陶的知識分子，還在我們傳統國學風雨飄搖當中堅持；像梁漱溟這些，包括我們佛教一些高僧大德都在堅守著我們傳統國學的這樣的地位，還不至于全都滅盡。那麼這樣到了我們建國、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這個滅頂之災了。你看“文革” 多少紅衛兵小將把多少古籍全都燒掉啊！光北京都是幾百萬噸所謂的“封建迷信” 的書籍被燒掉，當然佛經是遭浩劫，被燒之列；就是這麼偏僻的江西各個寺院都開始在燒佛經。這些紅衛兵也是很可憐的一批人啰！

　　我們看一個資料，周汝昌是研究《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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