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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王渔洋说略(何绵山)

  禅与王渔洋说略

  何绵山

  闽南佛学

  王渔洋是清代举足轻重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从禅与王渔洋的关系、禅对王渔洋诗论影响、禅对王渔洋诗歌影响这三个方面作一些肤浅的探讨。笔者认为,禅是几十代人用了十几个世纪漫长时间精心构筑的精神世界,它的流光溢彩和博大精深、它蕴藏的宗教智慧和人生智慧,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从禅这个独特的视点对王渔洋进行研究和讨论。对于更加全面地把握王渔洋的生平、诗论、诗歌创作,或许是有益的。

  一、禅与王渔洋的关系

  王渔洋与禅关系密切,有着多方面原因。

  首先,朝廷对禅宗的重视。顺治帝笃信佛教,特别喜欢参禅,并多次召见江南禅师。与之谈论禅机。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治帝竟欲削发出家,后因大臣们极力劝阻而未果。佛教徒称他“与宗门耆归、法苑禅学相见,不令称臣、致拜,从容谘询.握手温颜,情逾师友”。 (《宗统编年》卷三二)康熙帝也极推崇禅宗,每次下江南,几乎都要参礼禅林,延见僧人,并乐于为禅林题字,竟“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清鉴纲目》卷二)《履园丛话》还记载:“有某禅师者,德望素著,对祖见之,如礼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可见康熙帝对禅师的敬重。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清初禅宗最为兴盛,士大夫说禅、参禅。一时成了风气。侍奉于皇帝左右的王渔洋,受其薰陶漫浸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民间说禅、参禅风气也颇为风行。由于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人们言行谨慎,纷纷从考据学、禅学中找生活。大量明代遗民削发为僧,特别一部分文化涵养甚高的明朝官僚子弟、甚至宗室剃发出家,如戒显、函可、药地、大划、八大山人、石溪、浙江等,他们能诗善画,并得到许多自诩为施主的明代遗老的扶植,所以有一定影响,进一步促进了禅宗的兴盛。王渔洋常与这些出家僧人诗来画往,在应酬赠答之时,少不了说佛论禅,故有很高的禅学涵养和悟性是不足为怪的。

  第三,家庭渊源。王渔洋祖父王象晋曾任明代浙江布政使,在清兵入关时,以遗老隐居田间,自号明农隐士,平时喜欢禅语,爱以禅语入诗。王渔洋对此有记载:“恒揭“宁静淡泊”四字于壁,读书眠食之外,惟暝坐调息而已。尝有答陕晋阳大恭一绝句云:“问子何事容颜好,曾受高人秘法传。打迭身心无一事,饥来时饭倦时眠。”……按“饥来吃饭倦时眠”,乃《传灯录》义海禅师语。”(《池北偶谈》卷五)王象晋曾在厅中悬联为家训:“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可忍。”(《池北偶谈》卷五)这些耳提面授的教诲,对王渔洋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第四。性情使然。与禅是否有因缘,与性情有关密切关系。只有性情宽容,才能心平如镜;只有不贪不奢,才能领悟禅机。王渔洋性情有这些特点:一是敦厚和易,与.人为善。“阮亭性和易宽简”,(《香祖笔记卷》)有时以德抱怨, “存心行厚勿薄”(《香祖笔记》卷七);其二,生活检点朴实。他虽居高官,却“无声博奕之好”(宋荦《墓志铭》);其三,不媚权贵,不贪财贿。王渔洋有自己的立身原则和操守,“内大臣明珠之称寿也,昆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笺一幅请于先生,欲得一诗以侑觞,先生念曲笔以媚权贵,君子不为,遂力辞之。”(王应奎《柳南随笔》)王渔洋心怀理荡,宽以待人,赵士麟称他:“公为户部侍郎七年,屏绝货贿,不名一钱,夫人而知之,至为御史大夫,清风亮节,坐镇雅俗,不立门户,不急弹劾,务以忠厚淳大培养元气,真朝廷大臣也。”(《香祖笔记》)其四,癖好山水。王渔洋曾自诩“予自少癖好山水”(《居易录》),因此他的山水诗之多,几乎冠绝古今。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王渔洋作为一个汉族封建文人,清初就到朝廷里当官。并不是十分光彩的,因此,藉山水诗诉说一下“身存魏阙,志在山林”的苦衷,可以减轻一点别人的非议,也可增加一点心理平衡。其实这种看法是不了解当时政治道德观念所致。当时的观念是:在明朝做过官的.不能在清朝再出任,否则就是失节;但如果在明朝没有做过官,在清朝出任是理所当然,不会被认为失节。王渔洋在明代没应过试、当过官,与明朝没有任何关系。他在清朝做官是经过艰难的科举考试.二十五岁时方殿试居二甲。所以他任官不存在别人非议,也不存在要借山水增加心理平衡。王渔洋的山水诗之我,是因为他从山水之中,得到一种参禅之乐。正如他说:“冯开之先生《快雪堂集》,颇得禅悦山水之趣,予少时极喜之。”(《居易录》)

  王渔洋虽然没有象禅师那样藏卧于深山古寺,但他确把参禅做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长年乐此不疲,并从中悟到了许多禅理。

  王渔洋喜与僧人交往,无论在京师,或在扬州、杭州等地,他常从僧人游,觉得非常惬意。他的各种集子中,大量记载了与僧人的交往。他把有机会向禅师请教引为幸事,曾记道:“法庆灵辔禅师,天岸升公嗣法弟子也。顺治已亥予曾竭岸公于法庆,未遑扣击。康熙癸丑庐居,始与师有支许之契。癸亥冬,师游京师,与杨水心居士雪中见过,予赋诗为赠云:“行忘石头滑,坐爱地炉温”。比其还山,又赋诗送之云:“打包残雪映,归寺药苗春”。”(《蚕尾文》)王渔洋珍惜与僧人的感情,相识的禅师圆寂后,他都会为之感叹不已。如他曾记道:“灵隐硕揆禅师昔与予别于扬州禅智寺,今住常熟之三峰,即汉月和尚祖庭也。丙予冬十月,寺中桃花盛开,明年四月梅花又开,花叶相间,硕揆与老友钱汀灵书来征诗.予赋六绝名寄之,至,则师已化去矣。”(《居易录》)在所有的僧人中.与王渔洋关系最为密切的要算盘山和尚释智朴。他在京师时,于百忙之中亲自评点了释智朴的《青沟偈语》,并认为其诗极似寒山子,皆可诵,并亲自删定其集。他与释智朴关系极好,以至他替智朴题诗时。“用苗茨字,朴疑之,书询出处。”(《香祖笔记》)已到无话不谈,不分彼此的地步。他对释智朴的要求从来是认真完成,无论是画集或诗集索题,他都很高兴地予以办理。“盘山拙庵(智朴)和尚自江南还山,以《沧浪高唱》画册来索题。”(《香祖笔记》)释智朴曾以所著《电光》、《云鹤》等集嘱王渔洋做序,王渔洋“予亦两有诗怀之。”(《居易录》)王渔洋关心僧人诗集的刻印,他曾记道:“乙巳七夕,予赴京师,诸君饯于禅智寺,祖道赋诗……,因刻《禅智录别》一卷,志一时穷交之谊。”(《居易录》)棲竺庵禅师、沁州永庆寺尺木禅师、济宁澄瀚禅师等,都与王渔洋有过交往,王渔洋的集子中均有记载。王渔洋喜读禅语及佛门中文字,并把此做为生活中一大乐趣。他认为:“世间文字,一一皆迥向波若呗赞之余,游戏讽咏。禅则寒山、梵志,儒则《击壤》、江门,可以助发道情,消除阴界。”(《古夫于亭杂录》)他读书中时有所悟,他曾说:“予尝读《三藏禅师语录》及《五宗原》,以为末法中龙象,其提《智证传》,阐发临济、汾阳三元三要之旨,而欲远嗣法于寂音,亦天童之诤子也。”(《居易录》)三峰藏师字汉月,号于密,他的《三峰汉月藏师语录》用正面议论,讲禅宗道理,把禅、话头及禅机义理化,有其独创性。其《五宗原》神化“五家宗旨”,主张全盘接受禅宗遗产。他重视《智证传》,发挥“三玄三要”之说.目的在于教人领得言句中权实照用之功能。三峰法藏与其师天童圆悟发生争执,从明末持继至清初,最后以雍正帝出面干预而结束。王渔洋认为“诤子””是指其师照直讲出徒弟的错误。王渔洋深为佛门注译艰难而感叹,他曾说:“注书之难,不唯吾儒,如陆务观所云不敢注苏杜之说也,乃如释民亦然。《神僧传》:“道安注诸经,誓曰:若说不远于理,愿见瑞相。梦一道人,头白眉长,语安云:子所注甚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通。所梦即宾头庐也。”《宗门统要》:唐紫磷供奉拟注《思益经》,南阳忠国师问:凡注经,须会佛意始得。供奉云:若不会佛意,争解注得。师令侍者盛一碗水,著七粒米在水中,碗面安一只箸。问:遮个是什么义

  无语。师云:老僧意尚不会,岂况佛意

  此二条可与陆说发明。”(《居易录》)道安为苻秦时人,精勤不懈,曾日诵万言,不差一字,其注经每求圣解,沙门姓释,注经开三分,皆自道安始。“宾头庐”即长眉尊者,道安一日感长眉尊者降临,因日设供。王渔洋用《高僧传》、《宗门统要》的两个例子说明经书难注,要注释得当,一定要了解佛意,要取慎重态度。王渔洋对苏东坡所做禅颂赞不绝口,称引说:“东坡居士在儋耳作《十八大阿罗汉颂》,予最爱其二颂。 《第十九尊者》云“饭食已毕,扑钵而坐;童子茗供,发竽吹火。我作佛事,渊乎妙哉;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第十六尊者》云:“盆花乎红,篆烟缭青;无问无答,如意自横。点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间有曲,可歌可舞。”此颂真契拈花微笑之妙者。”(《居易录》)把“二颂”与“拈花微笑”相提并论,认为其意在言外,不可言传。王渔洋喜爱禅语,认为“洪觉范作《夹山本禅师铭》“白塔林间,矫如飞鹤;不涉春缘,碧岩花落。”宛然坡谷语”。(《古夫于亭杂录》)王渔洋喜读禅门书籍,不仅熟读《高僧传》、 《禅林公案》等书,对一般的禅林中人所写禅语,也多方访求奉读。如他曾读过黄端伯的书。“黄先生端伯,江西人,精禅理,少时见其《瑶光阁集》一卷,皆宗门语。”(《池北偶谈》)

  王渔洋爱读僧人、居士的诗文,有时反复把玩,熟烂于心。如他曾记到:“僧铁帆能诗,顺治末,子官扬州,铁帆住木兰寺,刘吏部公勇闻之,寄予书云:是“天寒衣衲重”铁帆耶

  “天寒衣衲重”乃粤僧一灵句,公勇误记耳。”(《池北偶谈》)王渔洋能随时辩认,可见对僧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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