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王渔洋说略
何绵山
闽南佛学
王渔洋是清代举足轻重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从禅与王渔洋的关系、禅对王渔洋诗论影响、禅对王渔洋诗歌影响这三个方面作一些肤浅的探讨。笔者认为，禅是几十代人用了十几个世纪漫长时间精心构筑的精神世界，它的流光溢彩和博大精深、它蕴藏的宗教智慧和人生智慧，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从禅这个独特的视点对王渔洋进行研究和讨论。对于更加全面地把握王渔洋的生平、诗论、诗歌创作，或许是有益的。
一、禅与王渔洋的关系
王渔洋与禅关系密切，有着多方面原因。
首先，朝廷对禅宗的重视。顺治帝笃信佛教，特别喜欢参禅，并多次召见江南禅师。与之谈论禅机。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治帝竟欲削发出家，后因大臣们极力劝阻而未果。佛教徒称他“与宗门耆归、法苑禅学相见，不令称臣、致拜，从容谘询．握手温颜，情逾师友”。 (《宗统编年》卷三二)康熙帝也极推崇禅宗，每次下江南，几乎都要参礼禅林，延见僧人，并乐于为禅林题字，竟“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清鉴纲目》卷二)《履园丛话》还记载：“有某禅师者，德望素著，对祖见之，如礼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可见康熙帝对禅师的敬重。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清初禅宗最为兴盛，士大夫说禅、参禅。一时成了风气。侍奉于皇帝左右的王渔洋，受其薰陶漫浸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民间说禅、参禅风气也颇为风行。由于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人们言行谨慎，纷纷从考据学、禅学中找生活。大量明代遗民削发为僧，特别一部分文化涵养甚高的明朝官僚子弟、甚至宗室剃发出家，如戒显、函可、药地、大划、八大山人、石溪、浙江等，他们能诗善画，并得到许多自诩为施主的明代遗老的扶植，所以有一定影响，进一步促进了禅宗的兴盛。王渔洋常与这些出家僧人诗来画往，在应酬赠答之时，少不了说佛论禅，故有很高的禅学涵养和悟性是不足为怪的。
第三，家庭渊源。王渔洋祖父王象晋曾任明代浙江布政使，在清兵入关时，以遗老隐居田间，自号明农隐士，平时喜欢禅语，爱以禅语入诗。王渔洋对此有记载：“恒揭“宁静淡泊”四字于壁，读书眠食之外，惟暝坐调息而已。尝有答陕晋阳大恭一绝句云：“问子何事容颜好，曾受高人秘法传。打迭身心无一事，饥来时饭倦时眠。”……按“饥来吃饭倦时眠”，乃《传灯录》义海禅师语。”(《池北偶谈》卷五)王象晋曾在厅中悬联为家训：“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可忍。”(《池北偶谈》卷五)这些耳提面授的教诲，对王渔洋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第四。性情使然。与禅是否有因缘，与性情有关密切关系。只有性情宽容，才能心平如镜；只有不贪不奢，才能领悟禅机。王渔洋性情有这些特点：一是敦厚和易，与．人为善。“阮亭性和易宽简”，(《香祖笔记卷》)有时以德抱怨， “存心行厚勿薄”(《香祖笔记》卷七)；其二，生活检点朴实。他虽居高官，却“无声博奕之好”(宋荦《墓志铭》)；其三，不媚权贵，不贪财贿。王渔洋有自己的立身原则和操守，“内大臣明珠之称寿也，昆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笺一幅请于先生，欲得一诗以侑觞，先生念曲笔以媚权贵，君子不为，遂力辞之。”(王应奎《柳南随笔》)王渔洋心怀理荡，宽以待人，赵士麟称他：“公为户部侍郎七年，屏绝货贿，不名一钱，夫人而知之，至为御史大夫，清风亮节，坐镇雅俗，不立门户，不急弹劾，务以忠厚淳大培养元气，真朝廷大臣也。”(《香祖笔记》)其四，癖好山水。王渔洋曾自诩“予自少癖好山水”(《居易录》)，因此他的山水诗之多，几乎冠绝古今。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王渔洋作为一个汉族封建文人，清初就到朝廷里当官。并不是十分光彩的，因此，藉山水诗诉说一下“身存魏阙，志在山林”的苦衷，可以减轻一点别人的非议，也可增加一点心理平衡。其实这种看法是不了解当时政治道德观念所致。当时的观念是：在明朝做过官的．不能在清朝再出任，否则就是失节；但如果在明朝没有做过官，在清朝出任是理所当然，不会被认为失节。王渔洋在明代没应过试、当过官，与明朝没有任何关系。他在清朝做官是经过艰难的科举考试．二十五岁时方殿试居二甲。所以他任官不存在别人非议，也不存在要借山水增加心理平衡。王渔洋的山水诗之我，是因为他从山水之中，得到一种参禅之乐。正如他说：“冯开之先生《快雪堂集》，颇得禅悦山水之趣，予少时极喜之。”(《居易录》)
王渔洋虽然没有象禅师那样藏卧于深山古寺，但他确把参禅做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长年乐此不疲，并从中悟到了许多禅理。
王渔洋喜与僧人交往，无论在京师，或在扬州、杭州等地，他常从僧人游，觉得非常惬意。他的各种集子中，大量记载了与僧人的交往。他把有机会向禅师请教引为幸事，曾记道：“法庆灵辔禅师，天岸升公嗣法弟子也。顺治已亥予曾竭岸公于法庆，未遑扣击。康熙癸丑庐居，始与师有支许之契。癸亥冬，师游京师，与杨水心居士雪中见过，予赋诗为赠云：“行忘石头滑，坐爱地炉温”。比其还山，又赋诗送之云：“打包残雪映，归寺药苗春”。”(《蚕尾文》)王渔洋珍惜与僧人的感情，相识的禅师圆寂后，他都会为之感叹不已。如他曾记道：“灵隐硕揆禅师昔与予别于扬州禅智寺，今住常熟之三峰，即汉月和尚祖庭也。丙予冬十月，寺中桃花盛开，明年四月梅花又开，花叶相间，硕揆与老友钱汀灵书来征诗．予赋六绝名寄之，至，则师已化去矣。”(《居易录》)在所有的僧人中．与王渔洋关系最为密切的要算盘山和尚释智朴。他在京师时，于百忙之中亲自评点了释智朴的《青沟偈语》，并认为其诗极似寒山子，皆可诵，并亲自删定其集。他与释智朴关系极好，以至他替智朴题诗时。“用苗茨字，朴疑之，书询出处。”(《香祖笔记》)已到无话不谈，不分彼此的地步。他对释智朴的要求从来是认真完成，无论是画集或诗集索题，他都很高兴地予以办理。“盘山拙庵(智朴)和尚自江南还山，以《沧浪高唱》画册来索题。”(《香祖笔记》)释智朴曾以所著《电光》、《云鹤》等集嘱王渔洋做序，王渔洋“予亦两有诗怀之。”(《居易录》)王渔洋关心僧人诗集的刻印，他曾记道：“乙巳七夕，予赴京师，诸君饯于禅智寺，祖道赋诗……，因刻《禅智录别》一卷，志一时穷交之谊。”(《居易录》)棲竺庵禅师、沁州永庆寺尺木禅师、济宁澄瀚禅师等，都与王渔洋有过交往，王渔洋的集子中均有记载。王渔洋喜读禅语及佛门中文字，并把此做为生活中一大乐趣。他认为：“世间文字，一一皆迥向波若呗赞之余，游戏讽咏。禅则寒山、梵志，儒则《击壤》、江门，可以助发道情，消除阴界。”(《古夫于亭杂录》)他读书中时有所悟，他曾说：“予尝读《三藏禅师语录》及《五宗原》，以为末法中龙象，其提《智证传》，阐发临济、汾阳三元三要之旨，而欲远嗣法于寂音，亦天童之诤子也。”(《居易录》)三峰藏师字汉月，号于密，他的《三峰汉月藏师语录》用正面议论，讲禅宗道理，把禅、话头及禅机义理化，有其独创性。其《五宗原》神化“五家宗旨”，主张全盘接受禅宗遗产。他重视《智证传》，发挥“三玄三要”之说．目的在于教人领得言句中权实照用之功能。三峰法藏与其师天童圆悟发生争执，从明末持继至清初，最后以雍正帝出面干预而结束。王渔洋认为“诤子””是指其师照直讲出徒弟的错误。王渔洋深为佛门注译艰难而感叹，他曾说：“注书之难，不唯吾儒，如陆务观所云不敢注苏杜之说也，乃如释民亦然。《神僧传》：“道安注诸经，誓曰：若说不远于理，愿见瑞相。梦一道人，头白眉长，语安云：子所注甚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通。所梦即宾头庐也。”《宗门统要》：唐紫磷供奉拟注《思益经》，南阳忠国师问：凡注经，须会佛意始得。供奉云：若不会佛意，争解注得。师令侍者盛一碗水，著七粒米在水中，碗面安一只箸。问：遮个是什么义
无语。师云：老僧意尚不会，岂况佛意
此二条可与陆说发明。”(《居易录》)道安为苻秦时人，精勤不懈，曾日诵万言，不差一字，其注经每求圣解，沙门姓释，注经开三分，皆自道安始。“宾头庐”即长眉尊者，道安一日感长眉尊者降临，因日设供。王渔洋用《高僧传》、《宗门统要》的两个例子说明经书难注，要注释得当，一定要了解佛意，要取慎重态度。王渔洋对苏东坡所做禅颂赞不绝口，称引说：“东坡居士在儋耳作《十八大阿罗汉颂》，予最爱其二颂。 《第十九尊者》云“饭食已毕，扑钵而坐；童子茗供，发竽吹火。我作佛事，渊乎妙哉；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第十六尊者》云：“盆花乎红，篆烟缭青；无问无答，如意自横。点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间有曲，可歌可舞。”此颂真契拈花微笑之妙者。”(《居易录》)把“二颂”与“拈花微笑”相提并论，认为其意在言外，不可言传。王渔洋喜爱禅语，认为“洪觉范作《夹山本禅师铭》“白塔林间，矫如飞鹤；不涉春缘，碧岩花落。”宛然坡谷语”。(《古夫于亭杂录》)王渔洋喜读禅门书籍，不仅熟读《高僧传》、 《禅林公案》等书，对一般的禅林中人所写禅语，也多方访求奉读。如他曾读过黄端伯的书。“黄先生端伯，江西人，精禅理，少时见其《瑶光阁集》一卷，皆宗门语。”(《池北偶谈》)
王渔洋爱读僧人、居士的诗文，有时反复把玩，熟烂于心。如他曾记到：“僧铁帆能诗，顺治末，子官扬州，铁帆住木兰寺，刘吏部公勇闻之，寄予书云：是“天寒衣衲重”铁帆耶
“天寒衣衲重”乃粤僧一灵句，公勇误记耳。”(《池北偶谈》)王渔洋能随时辩认，可见对僧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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