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禅宗与念佛
－－以四祖至六祖为中心(下)
宗舜法师 文正义
禅净融汇
在惠能和神秀的时代，还保持了南北宗间的正常关系。后来，南宗为争法统，神会猛烈攻击北宗“师承是旁，法门是渐”，并在滑台大云寺开设无遮大会，倡言“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将神秀本人及北宗禅法攻击得一无是处：
我六代大师，一一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夫学道者，须顿见佛性，渐修因缘，不离是生而得解脱。(155)
又说：
若教人坐，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者，此障菩提。(156)
其实北宗的禅法何尝不是祖传，从达摩的壁观、“二入四行”，到道信的“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无不含有坐禅的法门，无不提倡和实行“渐修因缘”。神会反对坐禅，是有点数典忘祖了。神会的作为虽说打破了北宗独盛的局面，造成南顿、北渐双峰对峙的态势，但也从此使“顿、渐门下相见如仇仇，南北宗中相敌如楚汉”(157)了。甚至连宗密也说：“北宗但是渐修，全无顿悟。无顿悟故，修亦非真。”(158)北宗禅法在神秀之后，还由其弟子义福、普寂辈支撑了一段时期，终究沉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此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159)
惠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等人，其中又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禅宗史上的“一花五叶”，便是由这两两家分发而来。其中临济宗、沩仰宗出於南岳系，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出自青原系。临济宗到了宋代，又开成黄龙、扬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此际乃是禅宗最为兴盛的黄金时期，以至有说到佛教即为禅宗的阵势。其人材济济，更是所未有，连儒家人士都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160)之叹。
五家的禅学，都是上承惠能顿悟心性、自我解脱的基本思想，由於传禅的宗师和时地的不同，传法接机的方式有所差异，方才形成各自的宗风。各家禅门宗匠，在上承惠能禅法的同时，又不全然墨守成规，在强调自性自悟、破除一切执着等方面，可以说比其师是更为彻底。就其作答的方式而言，也不像《六祖坛经》那样，师弟间有问有答，语言平质，而是往往以行为动作代替语言，即使有回话也充满着机缘，坚持一条“不说破”的原则。在当时传法过程中，诸如“麻三斤”、“干屎橛”、“龟毛拂子”“饭后三碗茶”、“羊头车子推明月”，以至“趁狗跳墙”、“猩猩着草鞋”等等词语，都可当作临机应答的语言。呵斥怒骂，刀砍棒打，都可用为开悟的方便法门。破除一切执着，启悟自性，毋论形式。有的语言悖乎常理，有的行为骇人听闻，只图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顺着这种走势发展，呵佛骂祖也无不可为。再发放开去，就便形成所谓“狂禅”一派了。诚然，各家的宗风不一，不能一概而语，临济宗机锋峭峻，云门宗机辩险绝，曹洞宗幽玄绵密，沩仰宗方圆默契，法眼宗提撕恳切。各式各样的机语和行为，也是因人而异，繁复变化着的，既体现了禅宗的整体禅学思想，也表现了各个宗门、各位宗师的思维个性。
如果说，初祖以下，用四卷《楞伽经》印心，四祖以后，《金刚经》的般若思想也渐渐阑入，还难以说禅同教彻底地划分了界线。到了这时，传宗的唯一依据就是《六祖坛经》，於是“教外别传”的口号也就成了禅宗的标帜。但是，也由此而产生了一种负面，那就是并非所有自承为禅宗者，都了然於“曹溪一味之旨”。绝对的内省内证，置任何经典於不顾，就失去了一个统一的客观检验标准。於是，在禅宗的门下，龙蛇混杂，泥沙俱下，也就难以避免了。
后来禅宗的明智者也看到了佛门这种倾向的危险性。明代莲池在《竹窗随笔》“经教”中说：
有自负参禅者，辄云：达磨不立文字，见性则休。有自负念佛者，辄云：止贵直下有人，何必经典？此二辈人有真得而作是语者，且不必论；亦有实无所得而漫言之者，大都不通教理而护惜其短者也。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说何自来乎？非金口所宣，明载简册，今日众生何繇得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佛也？其参禅者藉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饶汝参而得悟，必须以教印证，不与教合悉邪也。是故学儒者必以六经四子为权衡，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161)
莲池的观点代表了后来禅宗多数人的观点，诵经拜佛与禅修并行不悖，一直至於近当代。
“一花五叶”时代的禅宗宗师，在思想观念上上承着惠能，不仅看不起净土宗求生西方的行者，其甚者更对净土法门予以彻底的否定，认为唯有修禅方可得证圣道，“离此无门，离此无路”。道信时代的念佛观，完全被开发般若智慧所取代。从《景德传灯录》看，他们的开悟和修证方式，大都以参究诸如“如何是佛”、“如何是佛祖西来意”、“如何是佛法大意”等类的话头。既然佛在自心，外我无佛，又安用念佛为？所以此际的禅宗，“不立佛殿，惟树法堂”，对於本宗所传承的“一行三昧”，也被当成为一种“执着”，剔出了修禅法门之外。尽管当时禅宗有些寺庙里还存有念佛的仪轨，只怕同於当今的寺院，只是早晚课的例规，而与禅宗本身并无特定关系了。
《易经》说：“物极必反。”南宗在唐五代时期，登上了历史的顶峰。入宋以后，繁华逐渐销歇，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一些门派后继乏人。至元更甚，唯存一二门派在支撑着宗门的天下。
禅宗之所以入宋以后不振，虽说也是同整个佛教的衰颓同步，但是也有自身所产生的流弊。唐五代之后，禅宗成为佛学的主流，道及佛教可说即指禅宗。其有影响的宗门巨匠，门下动辄以千百数。大批的文化人也集聚在他们周围，说佛谈禅，影响所及，又不仅是佛教本身，(162)对於当时的文化、思想也产生了增上缘。这种情形，当然地引起了上层的关注，虽说不再采用唐武宗灭法的方式，在管理上却是大大加强了，将不可控制的社会势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佛教也一直以出世法的态度对待之，并遵循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的遗则，与上层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自宋至清，高僧们大都受到了朝庭崇高的礼遇，当然也心存“欲采蘋花不自由”的苦恼。他们出入皇都，备受优渥，虽说有利禅宗的发展，确也有碍禅法的精进，因为禅宗自由的思惟方式与作风，都被正统化后的正统观念扼杀了。
历代禅宗祖师都“不立文字”，这个信条开始被打破，各种语录有如雨后春笋。在唐代智升(668－740)所编的《开元释教录》中，尚不见有禅宗的典籍；到宋徽宗《崇宁藏》刊刻时，已经出现了六种；历四朝后，今编《禅宗全书》竟达一百巨册！教内各派远远不能望其项背。这也说明，僧人文化层次有了很大的提高，文字禅才得以顺利地走进佛堂。但是，我们也从中看到，此际的禅法，纠缠在历史的个案之中为多，缺乏了先祖们的开拓和创造精神。他们的机语不外祖师的传留，所谓“颂古”、“评唱”都是前人取法过的模式。禅宗本来就主张不立文字，反对任何的执着，可是语录的作者和后来的宗师，在这一点上却因弘法之必须，不得不“以指标月”，依傍于前人了。《传法宝记》僧可传载，僧可付嘱僧粲《楞伽经》后，“因叹曰：“此以四世后，变成名相，悲哉！””(163)由活泼泼的禅法变成名相，正是文字禅的可悲之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唐代之后，整个封建文化都在走下坡路。佛教之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了多少的革新，再也未能出现像道信、惠能那样的人物，也与历史的大趋势不无关系。正如一部诗歌史，人们常常赞叹唐诗的成就。到了宋词、元曲，格律越来越严格，风格却越来越柔靡。清人也不乏写诗的高手，就是不见唐人的气骨，更不用说产生杜甫和李白式的诗人了。
禅宗与净土宗，按照中国佛教的传统分类，都属行门，同重实际的修持。从判教来说，都属圆顿之教。净土宗以念佛为主，也兼修禅法。其始祖慧远，在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时，既说过：“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164)，还说过：“夫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虽精粗异分，而阶藉有方。”(165)而禅宗以习禅为根本，也融入了念佛的方便法门。当然，二者在具体对待上，存在着众多的歧异，这在上文中已经论及。二宗对立，在东山法门时期，就已见端倪，后来更形诸简册，互为批评乃至攻讦，在易行道与难行道问题上纠缠不已。
佛教中的明智之士，对此未尝不痛心疾首。大德七年(1303)，无外惟大在《重刻禅源诠序》说：
夫禅、教两宗，同出于佛。禅，佛心也。教，佛口也。岂有心口自相矛盾者乎？奈何去圣时遥，即承各异，教者指禅为暗证，禅者目教为渐修，明暗未得其公，顿、渐罔知攸定，迭为诋毁，殆若仇仇。非但鼓之空言，抑且笔之简册。世道日下，弊将何如！昔圭峰禅师患之，遂将教、禅诸祖著述章句旨意相符者，集为一书，名曰《禅源诸诠》，以训于世。将使两家学者知一佛无二道，四河无异味，言归于好，永无败盟。(166)
圭峰宗密著书的原意，就在调和教内、教外(167)禅门之徒的互相诋毁；后来“世道日下”更甚，就不能不佩服他的高瞻远瞩了。
纵观一部佛教东渐的历史，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汉、晋到隋、唐，佛教获得了蓬勃发展，产生出众多的门派。自宋之后，大多数的宗门消失或式微了，蔚为大宗的禅宗和净土宗，也不免随波逐流，有了凌迟衰微的气象。出於内在修持的需要和外在发展的要求，禅、净二宗都产生了联结对方的愿望；而随着“禅净双修”口号的提出和实行，也就逐渐地模糊了各自的宗门面目…
《略论禅宗与念佛－－以四祖至六祖为中心(下)》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