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在外府州县有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在外布政府州县，各设僧纲、僧正、僧会、道纪等，以司掌当地宗教事务，恪守戒律。对于违犯清规不守戒律、或自相争讼者，听从究治，有司不许干预。“如犯奸盗非为，但与军民相涉，在京申礼部酌审情，重者送问，在外即听有司断理”。同时，对于敢有不尊佛教而慢诸上师者，就本处都指挥司，如律施行毋怠。(《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二，《大正藏》第四十九册)洪武十五年又诏礼部把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类。洪武二十四年(1391)，又下诏对佛教进行简择，“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理当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为寺……”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当然，其中也有僧道因宠幸而被封有爵位的现象。(《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
明代对出家僧数也进行了限制，对于戒坛的设立也进行了控制。洪武十年(1377)三月，洪武二十年(1387)四月，永乐五年(1407)二月等，都由礼部发文告知出榜开戒。(法藏《弘戒法仪》卷下，《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册)世宗嘉靖元年(1522)，敕开万寿戒坛，曹洞宗第二十九世祖宗书，被诏选宗师为十座首，宗林等应诏，演说毗尼。
洪武、永乐年间，曾多次下旨，对依法受戒出家者进行保护和支持。洪武十年三月、洪武二十年四月和永乐五年二月，政府曾三次下旨，许令僧俗受戒之人，抄白牒文随身执照，凡遇关津把隘之处，验塞放行，并成定例。显然，戒牒的作用不仅起了出家者身份证明的作用，也成了一种通行证。(如馨《经律戒相布萨轨仪》，《卍续藏经》第六十册)洪武十年三月的圣旨即说：
着落礼部知道一切南北僧道，不论头陀人等，有道善人，许令浙
江广东广西湖广等处，但有行脚僧道，白衣人等，情愿皈依三宝，或
受五戒，或受十戒，持斋戒酒，习学经典，明心见性，理义圆明，僧俗
善人，许令斋持戒牒大乘菩萨随身执照，不论山林城郭乡落村中，恁
他结坛上座。(如馨《经律戒相布萨轨仪》)
洪武二十年四月的圣旨说：“行脚僧道，持斋受戒，大功大行善知识，恁住他处，结坛说法……”永乐皇帝的圣旨也说：“上座说法之时，若遇关津把隘，税课司巡检司等衙门公人不得阻，当许被害人告官发边远充军，或里长老人阻，当俱发口外为民，恁他集众，教化善法，如朕亲临……永为定例。”(《经律戒相布萨轨仪》)
由于明初几位皇帝的重视，明代中叶以前，戒坛频繁。如正统年间(1436—1449)即有戒台知幻律师诏赐紫衣，敕建戒坛，四月传戒，岁以为常。①而且，还征僧智淳于杭州灵芝崇福律寺说戒开坛，英宗敕其为天下传戒之“释宗师”，并赐碑额，为律宗第一山。②
但到隆庆年间即有了一些禁止开戒坛的苗头，其中原因之一即是认为戒坛靡费国帑。隆庆六年(1572)四月，有内臣请穆宗帝立戒坛祈福，已被同意，但曾任刑部主事的东宫讲读陆树德即上言：“戒坛度僧，男女扰杂，导淫伤化。陛下欲保圣躬，宜法大禹之恶旨酒，成汤之不迩声色，何必奉佛。”(《明史》卷二百二十七《陆树德传》)其事遂止。其后，由于北方戒坛中，有宦官增设妓女为秃兵，被指为致坏佛体，故开始禁立戒坛。更为主要的是，明嘉靖以后，由于白莲教的兴起，为了防止白莲教徒混于其中，于是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经御史鲍承荫奏准，诏禁僧尼戒坛，不许说法，管制游方僧人等。
此后不久，僧人圆澄(1561—1626)即不满说，官方不分青红皂白，对于丛林戒坛辄称为白莲教之流而一例禁之，致使非法之徒得以乘虚惑众。同时他还批评道，即使有不肖之徒也不能否定整个僧团。僧品有所芜杂，那也是“非佛之教不善，而国家设教未尽善耳”!正因为不仅戒坛久已不开，政府更以纳银代替考试度僧，才造成此种现象。圆澄指出：“自嘉靖间迄今五十年，不开戒坛。而禅家者流，无可凭据，散漫四方。致使玉石同焚，金输莫辨。”他并提出了定宫制、择住持、考试度、制游行等四条救治时弊的方案。(《慨古录》，《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五册)
明代后期戒坛正式封闭长达五十余年，对佛教及其律学都造成严重影响。像汉月法藏十五岁即出家，一直到二十九岁才在云栖处受沙弥戒，直到古心在灵谷寺开戒坛后，才得以正式受具足戒。这一历史时期，后学者自不受戒，也不见坛仪授法，不仅言行戒律阙失，入僧失去了基本要求，僧门甚至真的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僧人队伍更为混滥，流弊丛生。这与其禁开戒坛的本初目的是相反的。这更造成了“戒不应自授，须候国家开禁”的想法。这样，明代后期一段时间，律典无用，律宗无闻，出家者仅于讲经习禅而已。直到神宗晚年，才应五台山僧人远清之奏请，慨赐衣钵锡杖斋钱若干缗，并诏许山中说戒开坛。(法藏《弘戒法仪》卷下，《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册)
整体上说，明政府的佛教政策是重法尊戒而不是重视律宗，是重视佛教内在的戒律和外在的制度化建设，而并不是注重于作为宗派的律宗。因此，明代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宗僧人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这不仅与唐时有别，甚至与宋时也是不同的。明朝政权与律师的关系不仅说不上密切，甚至还很疏远。
如此，僧团不仅缺少了严谨持戒的内省力量，而且明代中后期，朝廷为救饥荒而进行的卖牒之举，也使僧团减少了外在的制度性的制约，遂使僧团弊端丛生。显而易见，三昧律师重振律学正是时代需要的产物。
三、明代的秘密戒
由于上承元绪，明代佛教一开始就仍然有着秘密教和秘密戒的影响，僧人们在戒律思想、仪轨方面把三归五戒、菩萨戒与秘密教之坛法结合起来，并有许多撰述。有时这种倾向对于传统的南山律学的影响还是负面的。
明初的智光是汉地僧人弘扬秘密戒的代表。
智光(
一1435)，山东武定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7)从印度僧人具生吉祥学习，元至正十七年(1357)，曾应诏进京。入明后，智光曾应明太祖之请而于洪武七年(1374)与具生吉祥共入金陵翻译携来的菩萨戒经典。智光也曾奉旨两赴西域，“至尼巴辣梵天竺国，宣传圣化”，“传金刚鬉坛场四十二会，礼地涌宝塔，西国人敬之”。永乐元年(1403)，智光更奉成祖之命，赴西藏迎请DBFW却贝桑布。智光所译经典显密均有，如《心经》、《八支了义真实名经》、《仁王护国经》、《大白伞盖经》，其中有的充满秘密教的色彩。在本质上，智光已经是一个完全西域化的汉地僧人，所以明仁宗赐其号“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可谓恰如其分。智光弟子数干人，道望名世数十人。永乐三年(1405)，智光被擢任僧录左阐教，赐国师号；宣德元年(1426)，又被加封为赐名“西竺”，并加封“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名，由此就可以想见当时他具有多大的影响。事实上，这也说明，明初西藏佛教和印度佛教对中国仍然有着极大的影响。明宣宗甚至为其亲制赞文为：
托生东齐，习法西竺，立志坚刚，秉戒专笃。行熟毗尼，悟彻般
若，证明自然，恬儋潇洒。事我祖宗，越历四朝，使车万里，有绩有
劳。摅沥精虔，敷陈秘妙，玉音褒扬，日星垂曜。寿康圆寂，智炳几
先，云消旷海，月皎中天。(《补续高僧传》卷一《西天国师传》)
明代有多种律学着作吸收了真言和瑜伽的精神。如三峰法藏的《于密渗施食旨概》和《三时系念仪范》、祩宏的《瑜伽集要施食仪轨》和《修设瑜伽集要施食坛仪注》、弘赞的《持诵准提真言法要》等，它们无不对佛教的发展以重大影响，其中祩宏的着作还直接影响到清代福聚及其宝华山的律学。
明代性只编纂的《毗尼日用录》也是这样的着作。《毗尼日用录》或简称为《毗尼日用》，一卷，汇集了《华严经》中以及密教中与行为操守有关的偈、咒，加以吸收《涅槃经》、《地持论》中的思想和议论，并融入了《梵网经》的十重四十八戒相。正如他在序中所说：
夫欲求无上菩提，必也精持禁戒。戒律既精，定慧自然现前。
故欲精戒律，不离日用平常，日行不忘，戒律自然精莹。故自须行住
坐卧、吃饭穿衣，乃至于屙屎放尿之间，慎勿有暂时偏废者可
也。……然而初心蒙劣，不能尽行者众，故不得已，而广中取略，复
以古集密部咒语而赘之，以便其初学，目为《毗尼日用》，俾之二六时
中，即行相以明。(《毗尼日用录》序，《新纂卍续藏经》第五十九册)
《毗尼日用录》的内容除有甚多日常衣食坐卧应诵念之偈咒外，并有在家、出家之戒条，细到登厕仪轨、净手、洗面、净钵偈咒、剃头偈咒等。最后则是一些十分简单的佛教概念解释和罗列，没有明确的系统性。
智旭对性只的《毗比尼日用录》曾有如下评论：
既预比丘之列，当以律学为先。今之愿偈(即当愿众生等)，本
出华严，种种真言，皆属密部。论法门虽不可思议，约修证则各有本
宗。收之则全是，若一偈、若一句、若一字，皆为道种。捡之则全非，
律不律、显不显、密不密、仅成散善；此正法所以渐衰，而末运所以不
振。有志之士，不若专精戒律，办比丘之本职。利根者，固能即戒而
得究竟，全收显密神功。钝根者，亦能由戒而作阶梯，渐登显密堂
奥……(《重治毗尼事义集要》卷十五，《新纂卍续藏经》第四十册)
至于坛法仪式等方面，明代佛教显然也受到了明代秘密教真言和瑜伽深刻而又明显的影响。
真言，梵语的意译，音译为…
《融合中的发展：明代的律学和律宗(王建光)》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