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与东方文化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 5 、6 世纪，公元前 3 世纪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公元前后开始传入中国内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漫长的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结合，发展为中国的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重要宗教之一。在中国佛教中既有流传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大的汉语系佛教，也有发源于西藏地区，为藏、蒙等兄弟民族信仰的藏语系佛教，还有在云南部分地区为傣族等兄弟民族信仰的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中国汉语系佛教前后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文着重就中国汉语系佛教的形成及其对东方文化的影响等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佛教传入中国和民族化
大约在公元前 2 世纪，佛教沿着通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经过玉门关、河西走廊传到内地，逐渐传播到全国，深入到民间。
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只是在来自印度、西域的移民、商人、使者中传播，后来某些经常与他们接触的汉族知识分子、社会上层人士也开始对佛教发生兴趣，并成为最早的信奉者。据《三国志》＜魏书 • 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记载，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 年)，博士弟子景庐从大月氏使者伊存口受《浮屠经》，成为中国内地最早接受并传播佛经的人。此后，东汉初年，楚王刘英也曾奉佛，将佛陀与中国传统信奉的黄帝、老子一起祭祠，在身边供养一批沙门和男女居士，并且按照佛教的规定过持戒吃斋的宗教生活。(《后汉书 • 楚王英传》)在佛教已经为社会更多的人知道的情况下，东汉明帝(公元 57－75 年在位)曾派使者到大月氏(地处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西北一带)求法，请来最早来华传法的僧人，并译出第一部汉译经典《四十二章经》。东汉后期佛教迅速传播，信奉者日益增多，陆续有大量佛经被翻译成汉文。桓帝(147－167 年在位)也如同楚王刘英那样将佛教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在宫中祭祠黄老和佛陀，为的是祈求福祥，长生不老。当时担当佛经翻译的是来自印度或西域的僧人，支持和参与翻译佛经的是汉族知识分子，例如严佛调、孟元士、张少安、子碧、孙和、周提立等人，为外来僧人翻译担任笔受、润色、校定、资助等，并且协助外来僧人向文人、普通民众传法。
佛教经过两汉、魏晋时期的传播，在历代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下逐渐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佛经翻译已开始被作为国家的事业，由朝廷组织进行，在佛教界涌现一大批具有很高佛学修养并且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僧。魏晋崇尚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的玄学，与此相应，大乘佛教的以主张〞诸法性空〞思想的《般若经》特别盛行。南北朝时，社会上盛行研究佛学和讲经的风气，形成以着重研究、注释一部或几部经典的佛教学派，影响较大的有涅槃、成实、般若三论、地论、摄论等学派，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为隋唐时期形成中国佛教宗派创立了条件。同时，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的确立为佛教在中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隋唐大一统政治局面的重新出现，不仅促成国家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也有力地推动佛教民族化的进程。先后形成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标志着中国汉语系佛教格局的正式确立，此后进入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宋代以后，禅宗曾特别盛行，成为中国佛教中的主流派，然而同时各宗派之间彼此会通融合，使中国汉语系佛教逐渐演变为以禅宗为主体的融合型佛教。
佛教在漫长的中国化过程中，为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和民众的生活习惯，不断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宗教习俗，逐渐地演变为中国民族的宗教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以下三个环节对佛教实现民族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汉语系佛教典籍的形成和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后，将用梵语或所谓〞胡语〞表述的佛经译为汉语是一项基础性的重要事业。然而汉译佛经本身便是佛教民族化的第一步。从东汉开始，直到宋代，利用汉字、汉语，并且利用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概念和用语来翻译佛经，又用易于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理解的概念(例如道、心、性、理等)、思想(例如老庄思想和儒家伦理纲常)来解释和发挥佛教义理，逐步建立了数量庞大的佛教的汉语典籍体系。在这一佛典体系中，既有源自印度、古西域的经、律、论三藏的〞佛经〞，又包括由中国人撰述的对经、律、论三藏所作的注释性的著作，还有由佛教各个宗派学者撰述的大量论著，以及佛教史地著作、文集、语录、偈颂、佛典目录、丛书、类书等。
从东晋道安(312－395)编撰《综理众经目录》以后，历代都有人编撰佛经目录，反映了汉语系佛典体系的逐渐充实和发展。唐代智升所编《开元释教录》结构严谨，收录佛典目录丰富，考证细密，是古代一部影响最大的经录。本录不仅按朝代编录历代译经目录、译者简历、译经缘起等，而且对译经的存亡、有无异译、佛经的疑伪等进行说明；在其《入藏录》(编印大藏经的依据)中将全部佛典分成：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圣贤集，在大乘经中又分为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槃部以及五大部以外的大乘经典。
属于〞圣贤集〞的部分既包括译自梵本的印度西域佛教撰述，也有很大数量的中国人的佛教撰述，而且越往后来中国人撰述的份量越大。属于前一部分的有佛陀的传记、印度高僧传记和禅法著作等，属于后一部分的有《高僧传》、《续高僧传》及经录、论文集等。宋代所编经录《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新修法宝录》将前一部分称为〞西方圣贤集传〞，后一部分称〞东土圣贤集传〞，载录宋太宗御制《逍遥咏》、《妙觉集》，真宗御制《法音前集》等的著作目录及有关奏文、诏书，还有诸如《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佛教史书、目录等。
此外，历代都有相当数量的佛教撰述没有被编入经录，然而这并不妨碍它们在民间的流行。例如从隋唐开始成立的中国佛教宗派的著作卷帙浩繁、种类繁多，虽在由朝廷组织编撰的经录中著录不多，然而它们在佛教界和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
(二)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学派和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受社会上风行的玄学思辨的影响，佛教界学者在对《般若经》中的〞诸法性空〞的解释过程中，形成带有玄学色彩的般若学〞六家七宗〞，其中最有影响的有道安的〞本无宗〞，认为万有本体为空；支道林的〞即色宗〞，说既然世界本性为空，所以一切现象即空；支愍度的〞心无宗〞，并不否认客观外物，但要求心不执著万物。他们的解释不仅已经超出《般若经》原来经文的含义，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取自老庄和玄学的概念和用语。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384－414)著《不真空论》曾对此三家进行批评，又著《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合为《肇论》)，运用空与有、动与静、名与实、本与末、寂(体)与用等概念系统论证般若空义和中道，然而他的论证显然也超出了印度佛典原有的思维模式，实际建立了自己更具玄学色彩的般若本体论体系。
随着佛教广泛普及和佛学研究的深入，到南北朝时期出现很多佛教学派，其中有发挥《大涅槃经》思想论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涅槃学派，有依据《成实论》论证世界空幻不实的成实学派，有据《般若经》、《中论》等论证世界万物本体空寂并且空有、生灭不二的三论学派，有依据唯识学说对《十地经论》的心性问题进行论证的地论学派(分地论南派、北派)，有依据《摄大乘论》论心性染净的摄论学派、有发挥《楞伽经》心性转变思想的楞伽学派。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学者在考察解脱成佛的问题，建立佛教心性学说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家心性论的启发和影响。可以认为，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接近于儒家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杂染不净〞论相当于儒家的性恶论，摄论学派的性具〞染污、清净〞二分的学说接近于儒家的性具善恶论。
隋唐时期先后成立的佛教宗派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长期会通结合的结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是最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派。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特色中，重视〞天人之际〞的宏观哲学思维、探求成贤成圣的内在根据的人性论、追溯宇宙万物最后本质的本体论等，在隋唐成立的佛教宗派中多少都有反映。现仅以此三宗为例稍加说明。
1．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和〞性具善恶〞论
天台宗由隋代智顗(539－598)创立，《法华经》和智顗的《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是天台宗的主要经典依据。天台宗在教理方面主张〞性具〞，认为人的普通一念，平常的充满烦恼之心，具有整个宇宙，称之为〞三千诸法〞，说：
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法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摩诃止观》卷五上)
十法界是指佛教所说的广义的众生：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以上是六凡)；声闻、缘觉、菩萨、佛(此为四圣)。谓此十法界是一念心所具，故法界又互具，十法界成百法界。另，每一法界又各有五阴(色受想行识)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是分别就法界构成的要素、法界主体和所居住的环境讲的。每一法界又各具〞十如是〞，即《法华经 • 方便品》中的〞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是就观察事物不同侧面讲的。这样，十法界互具成百法界，各具三种世间、十如，成三…
《中国佛教与东方文化》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