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补足儒学在终极关怀方面的欠缺。而对于佛教，他们指责佛教特别是禅学末流“空谈心性”、“幽眇无当”、“与世无补”，希冀以天主教“实学”乃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不论他们对佛教的理解正确与否，其倡导“实学”、批判“玄虚”的立场，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末佛教丛林“偏虚不实”、不务实修的弊病。
实际上，明末佛教的精英们，在反击天主教辟驳的同时，亦持一种近似于达观的理性态度，希望能藉此刺激佛教内部的觉醒，从而推动其复兴和发展。在这一点上，蕅益与莲池有着明显的共识。蕅益曾以儒士钟始声和禅师际明之双重身份，从儒家和佛教两个不同角度评判天主教。其以钟始声之名，著《天学初征》、《天学再征》，以儒家的立场力图揭示天主教教义的内在逻辑矛盾，以际明禅师之名，则表达了佛教对外教辟佛的超然之态，认为如果藉此外教攻击能促使僧俗警醒，反倒是佛法一大幸事：
若谓彼攻佛教，佛教实非彼所能破。且今时释子，有名无义者多，藉此外难以警悚之，未必非佛法之幸也。刀不磨不利，钟不击不鸣，三武灭僧而佛法益盛，山衲且拭目俟之矣！[《辟邪集·际明禅师复柬》，《蕅益大师全集》第六册《灵峰宗论》卷十之四，第1622页]
建立于明成化年间、发展于正德、嘉靖年间的罗教，又称无为教，其以通俗简易语言宣扬的救世理念，吸引了生活在动荡不安之明末社会中的中下层民众，一时于万历朝大行于世，成为明末与白莲教齐名的民间宗教。罗教以“无为”为特征，具有“似佛非佛性”。在教义上，杂糅了佛教禅净思想和道教清净无为思想，虽依附佛教但又对佛教的因果思想加以批判；在修行方法上，宣扬“无修无证”，指斥佛道的修行方法为有为法，虽以禅为依托，但实质上又与佛法的“空有不二”之中道精神相背离；在旨趣上，塑造出一个“真空家乡”，虽仿效净土宗的西方净土，却与净土教义完全不符。罗教的似佛非佛性，对正信不足的佛教徒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甚至许多僧人都将其视为上乘禅法而转修罗教，这不但淆讹、混滥了佛教的义理，亦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佛教的丛林生活。明末佛教将入佛背佛、扰人正见的罗教定性为外道，莲池、密藏道开禅师等人都对罗教的本质进行了严厉而深刻批判和揭露，以确立佛法正见并提起僧俗对佛法的正信。(详见第六章第二节)
从以上看来，天主教和罗教的流行，虽对明末佛教丛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同时也为丛林加强自身的反省、为明末佛教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四、明末佛教复兴内因——求变之内在动力
佛教在明初还稍有气象，出现了“国初第一禅师”楚石梵琦、“黑衣宰相”道衍禅师等龙象人物，他们在禅、净方面都有很深的理论认识和修行实践。明中叶开始，佛教渐趋衰落，到了明末更是衰败不堪。究其原因，虽有政策方面的负面影响等外在的因素，其决定因素实在于佛教僧团内部之不治。湛然圆澄在《慨古录》中，以古今对比的形式，对明末佛教丛林积弊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四项对策[ 即定官制、择住持、考试度、制游行。]，成为研究明末佛教的重要资料。大体来看，明末佛教丛林衰微之表征，不出禅学衰微、戒律松弛、伦常无序三个方面。
禅宗以其独特的心性论和直捷简要的修行方式，非常适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在唐代时得到了全面的兴盛和广泛的传播，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禅宗与教下依经典文字立义不同，它强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即以参禅之法直捷明悟己之真如本性。然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参禅者常常借口“教外别传”轻视经教，由此滋生出狂禅、野狐禅等弊病，此遂成为佛教丛林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南宋末年以来，禅学逐渐走向衰微，至明末，禅宗已凋弊至极：以追求心性解脱为宗旨的禅法，已演变为“辄云达磨不立文字，见性则休”[《经教》，《竹窗随笔》，第3695页]，自负参禅、不学经教的狂禅，或者是信口乱发“种种无义味语”、“以打人为事”的伪禅。莲池的文集中，即多处描绘了当时模仿语录、乱拈古德机缘等禅法堕落现象：
今人心未妙悟，而资性聪利，辞辩捷给者，窥看诸语录中问答机缘，便能模仿。只贵颠倒异常，可喜可愕，以眩俗目。……种种无义味语,信口乱发。诸无识者，莫能较勘,同声赞扬。彼人久假不归，亦谓真得，甚至一棒打杀与狗子喫，这里有祖师么，唤来与我洗脚。此等处亦复无忌惮，往往效颦。吁，妄谈般若，罪在不原，可畏哉！[《宗门语不可乱拟》，《竹窗二笔》，第3800页]
但剽窃模拟，直饶日久岁深，口滑舌便，俨然与古人乱真，亦只是剪彩之花，画纸之饼，成得甚么边事。[《看语录须求古人用心处》，《竹窗二笔》，第3801页]
此外，禅宗学人自恃直指单传，喜谈理性，厌说事相，“唯图语句尖新，喜谈即秽即净。”[《弥陀疏钞·答净土四十八问》，第1565页]甚或不学经教，轻视戒律。对于禅风的衰谢，莲池感叹有加：“自拈花悟旨，以至舂米传衣。西域此方，灯灯续照。而黄梅之记曹溪曰，向后佛法由汝大行。乃南岳青原灿为五宗，大盛于唐，继美于宋，逮元尚多其人，而今则残辉欲烬矣。”[《传灯》，《竹窗二笔》，第3886页]禅门颓败、禅法堕落之情形，不唯在莲池、憨山、圆澄等佛门高僧的著述中随处可见，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对明末禅风的衰颓也多有揭示：“万历以前，宗风衰息。云门，沩仰，法眼皆绝；曹洞之存，密室传帕；临济亦若存若没，什百为偶，甲乙相授，类多堕窳之徒。紫柏、憨山别树法幢，过而唾之。”[《三峰禅师塔铭》，转引自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3，第111页]
佛教无量法门，约之即戒定慧三学，三学之中又以戒为根本，所以戒律的存亡关系着佛教的兴衰大事。明代度牒的失控和长期的戒坛不开，致使出家人数剧增。明末丛林出家众来源相当复杂，圆澄说：
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与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要(应为“妻”——笔者注)为僧而天(应为“夫”——笔者注)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持艺百工，皆有僧在焉。[《慨古录》，《卍续藏经》，第114册，第732页]
在社会动荡的年月，寺院成了许多人的避难所，这些为生活所迫而涌入佛门的人，实无多少佛学修养，更谈不上有佛法正信和上求下化的出世追求。僧众的杂滥和素质的低下，使明末丛林戒律的松弛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今时沙门，视丛林为戏场，眇规矩为闲事。乍入乍出，不受约束。其犹如世人拼一死，而刑政无所复施矣。”[《慨古录》，《卍续藏经》第114册，第740页]“如此之辈，既不经于学问，则礼仪廉耻皆不之顾，唯于人前装假善知识，说大妄语。”[《慨古录》，《卍续藏经》第114册，第732页]甚至“僧有饮酒食肉，驰猎於声利之场，而恬然不以为异者”[《云棲本师行略》，第5162页]。既无正信，僧众便不务修本，多营杂术：
今沙门稍才敏，则攻训诂业铅椠如儒生，又上之，则残摭古德之机缘，而逐声响，捕影迹，为明眼者笑。听其音也，超佛祖之先，稽其行也，落凡庸之后，盖末法之弊极矣。[《缁门崇行录序》，第2121页]
僧又有作地理师者，作卜筮师者，作风鉴师者，作医药师者，作女科医药师者，作符水炉火烧炼师者，末法之弊极矣。[《僧务杂术 一》，《竹窗三笔》，第3940页]
更有甚者，不事佛道而转修道教内丹或崇奉罗教。
戒律不振，佛弟子行为无所依从，和合共住的丛林生活荡然无存，“今也末法浇漓，真风坠地，上下之名分混滥，丛林之礼义绝闻。”[《慨古录》，《卍续藏经》第114册，第733页]明末佛教丛林伦常的混乱，集中体现在师徒关系方面。中国自古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在佛教，师长是引导学人走向菩提正道的善知识。“净业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其第一福即云：“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可见，恭敬师长、奉事师长有其深刻的内涵所在。对于修学佛法的人来说，奉事师长、报答师恩是做人学佛，乃至出离生死的必要前提。然从《慨古录》中可以看到，明末佛教丛林存在着师徒伦常的危机：“前辈师资之间，亲于父子。今也动辄讥呵，自行不端，学者疑惮。”[《慨古录》，《卍续藏经》第114册，第726页]“今为师徒者，一语呵及，则终身不近矣。”[《慨古录》，《卍续藏经》第114册，第741页]莲池在给朱西宗居士的信中，即叙述了一件其徒为名闻利养而不敬师父的事情：
某学未充，德未修，急欲为法师，不肖好心曲成之，留之本山讲经，欲使且讲习，兼修德行。彼薄视之，径与同志者谋，自于彼处忽尔开讲，击梆募缘，又扬言不肖亲在彼讲，不得已往呵之，彼发恶心云云。闻者不平，群起而置之官，实非不肖意，方力为之救解，而彼党及不知其详者谣言百出，此谤之所由来也。不肖因叹平生百事九十九回忍辱，一事不忍便成烦恼，亦以一时执著师当训徒，不奈顽悖。思为缁门一整清规，而五浊恶世真不可为，如不肖者，可谓不度而无惭矣。[《与嘉兴朱西宗居士广振》，《遗稿》卷二，第4597页]
明末佛教丛林不仅存在徒弟不敬师长的现象，甚至出现徒弟报复师长的不正常事件，“或师范诫训过严，或道友议论不合，便欲杀身以报之也。或造揭贴，或捏匿名，遍递缙绅檀越，诱彼不生敬信，破灭三宝。”[《慨古录》，《卍续藏经》第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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