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藏密教研究综述

　　许得存

　　一、历史的回顾

　　西藏密教，相对于“东密”而言，简称“藏密”或“西密”。它既非是对印度密教的简单移植和全盘接受，也不同于“东密”，而是在继承印度密教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并进一步完善后，成为具有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仪式仪轨、修行次序、组织制度、传承关系和实践方法，它是藏传佛教乃至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西藏和平解放以前，密法被完全控制在寺院之内，僧侣知识分子们在了解、译传、接受和实践密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注疏、解析和研究，撰写了几千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宏篇巨著，丰富了藏族的文化宝库，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这种被称誉为藏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宗教文化，曾经一度被人误解，赋予更多的神秘色彩，抹杀了其应有的文化性与科学价值。清代鼎革，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波上师弘法中原，藏密逐渐东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九世班禅、贡噶呼图克图、诺那上师等一大批藏族高僧赴内地传法，大勇法师率领赴藏学法团到藏区，揭开了本世纪藏密研究的序幕，其间断断续续，经历了许多曲折。法尊、能海和观空等汉族法师曾历经艰辛涉足西藏，亲自体验密法，苦习藏文，钻研密典，将多部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对传播藏密作出了重大贡献，功在千秋。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成立，造就了一批藏密研究人才。纵观这一时期的藏密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藏文密典的翻译，介绍藏密基本知识，虽然学术成果不多，影响却十分深远，可以说开创了用现代方法研究探讨藏密之先河，意义重大。象旅美学者张澄基，港台学者刘锐之、谈延祚、谈锡永以及李翊灼等人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藏密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受重视。特别是刘锐之先生在大手印方面的研究成绩显著，其成果被作为学术基础而广泛引用。

　　十年“文革”，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藏密研究和其他人文学科研究一样处于萧条或停止状态，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可言，而且还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改革开放的东风，给学术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喜象。随着藏学和佛学研究的深入，藏密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就研究机构来说，虽然全国至今还没有一所专门的藏密研究机构，但涉及藏密研究的单位却很多，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青海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所、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藏学研究所、甘肃藏学研究所、西藏艺术研究所、西藏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虽然没有专门学术刊物，但刊载这方面论文的报刊一直不少。如早期的《边疆通讯》、《旅行杂志》、《中国建设》、《边政公论》、《海潮音》、《菩提树》、《狮子吼》、《中央亚细亚》、《新思潮》、《蒙藏月报》、《康导月刊》、《东方杂志》、《现代佛学》、《西垂宣化使公署刊》等和现代的《内明》、《世界宗教研究》、《佛学研究》、《佛教文化》、《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西藏艺术研究》、《西藏民俗》、《雪域文化》、《西藏佛教》、《中国西藏》、《青海民院学报》以及其它高等院校学报。研究的特点正在从传统的简单叙述、译介逐渐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形成了从不同角度，采用各种方法对藏密展开了全方位的探讨，发表了较多成果，藏密研究可说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就研究队伍结构言，僧俗两界配合，汉藏学者合作，此中既有年逾半百的长者，也有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学者，形势喜人。

　　二、研究观点综述

　　1、仪轨与法器研究

　　修炼密法有一系列严格的仪式轨范，包括择师仪轨、传戒仪轨、学法仪轨、灌顶仪轨、设坛仪轨、入坛仪轨、供奉仪轨、摄徒仪轨、传法仪轨，等等。藏密在继承印度密教传统仪轨的基础上，将各种零散仪轨加以整理和完善，形成了具有藏民族特色的藏密仪轨。20世纪初，九世班禅、贡噶上师、诺那上师、章嘉活佛等高僧在内地所传的时轮大灌顶和大手印法、大圆满法等，就重在传授仪轨。贡噶上师说：“最上之大手印，则并无须乎灌顶等修，但恭敬礼释，承事亲近于其上师，或现于上师身相，即能立得证悟，如此由于无上恭敬信顺之心力，以依止于上师，更不假外物言传”。(《恒河大手印直讲》) 1934年，九世班禅在上海创立菩提学会译经处，翌年由诺那上师的弟子王家齐创立的“莲花精舍”， 以及根造、密显创立的“常乐精舍”，不仅将大量的藏密仪轨典籍译成汉文，还造就出一批藏密研究人才，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学术文章。谈锡永的《西藏密宗的仪轨》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74)则是一部系统介绍藏密各种仪轨的著作。作者将密教分成作密(事部)、行密 (行部)、瑜伽密 (瑜伽部)和无上瑜伽密(无上瑜伽部)四部，认为修炼密法，“需要按轨范布坛四十九日，而入坛只修七日；在坛上修法时，自身观成本尊，观离坛之后，则不须再作此种观想。七日修法完毕之后，应将所布的坛拆去。”修瑜伽密法时，在坛场中饰以铃铎、缯幡、珠、璎珞等。修行者将“尘色坛城”作意为引心近佛的助缘，分别进行“道场观”、“月轮观”、“阿字观”、“本尊观”和“入我我入观”，使自身成为本尊。修炼无上瑜伽密法，没有布坛等方面的严格限制，不进行迎请、安住、发送本尊的仪轨和念咒，甚至可以不观本尊像而修，以“空观”代替“道场观”，使自身在虚空之中变成本尊，成为“空”，故可免除自身与本尊身的执着与分别。另一篇《西藏密宗的灌顶》将密教灌顶总分为瓶、密、智慧、名词等四大灌顶。瓶灌顶所摄的灌顶有五种，第一宝瓶灌顶，以宝瓶代表东方不动佛，起调伏弟子性的作用；证果时，能传第八识成大圆镜智；第二宝冠灌顶，以宝冠代表南方宝生佛，以调伏弟子的骄慢；证果时，能转第七识成平等性智；第三金刚杵灌顶，以金钢杵代表西方阿弥陀佛，主要作用是调伏弟子的贪性；证果时，能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第四铃灌顶，以铃代表北方不空成就佛，其作用为调伏弟子的疑嫉，转前五识成成所作智；第五名灌顶，为弟子授记名号。严格地讲，谈文把藏文中比较深奥难解的密法仪轨用汉文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是一个开创，对后世的研究和学习有深远的影响。80年代以后，藏密仪轨研究逐渐升温，用藏汉两种文字发表、出版了多篇论文、专著，其中多译注、编著，但缺乏理论分析，深度不够，并没超出前辈的水平。

　　1996年11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多识先生撰写的《藏传佛教研究—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一书，其中〈与时轮法修持仪轨有关的问题〉一文从藏传佛教的特点、佛教的本质、如何修行的方法、密法在整个佛法中的重要性和时轮大法、仪轨等方面作了论述。认为“时轮法是研究生命规律、改变生命规律，是超脱生命规律的奥妙无穷的大法，时轮天文和人类修证的经验证明它的科学性是无可怀疑的”。并指出时轮仪轨相当复杂，一般修成生起次第法需要50天左右，高层次的圆满次第法需要集中修炼，时间在三年零一个月半之间，修完全部620个佛需要更长时间。作者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叙说修炼时轮六支瑜伽法的仪轨，显得更加真实准确。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邱陵主编的《藏密修法精粹》 (1991年)和《藏密大圆满法选集》 (1993年)两书是通俗性的藏密读物，书中重点介绍大圆满、大手印等密法的修炼仪轨。由大乘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由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74集《密宗仪轨与图式》中，收集了从1911年至1978年间一些散见于国内外刊物上的重要学术论文，其中涉及藏密仪轨方面的文章占相当篇数。

　　在藏密法器研究中，曼荼罗是热点。曼荼罗是坛城和坛场的意思，从内说代表人体，从外看代表宇宙，内涵丰富。早期曼荼罗是修法时为防止魔鬼侵入，在修行地方筑起的土台，邀请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菩萨本尊临台助修。形状有方有圆，种类繁多。《雪域文化》刊载的霍巍的《佛教密宗艺术中的曼荼罗》 (1993年夏季号)一文，从考古艺术角度对曼荼罗的起源、表现方式、宗教含义等方面做了深刻探讨，认为曼荼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最早源自印度的耆那教，“只不过在其发展过程中按照佛教的义理将佛教的诸尊安排进了曼荼罗，并且使之更加规范化。直到公元六、七世纪以迄十三世纪初年， 佛教密宗的曼荼罗才最终取代了其它宗教的曼荼罗，成为曼荼罗的正宗与主流。”曼荼罗集中地反映在宗教美术上，“既是一种宇宙图，同时也是一种心理记录。”常见的有胎藏界曼荼罗，金刚界曼荼罗两种。指出曼荼罗传入我国的西藏地区的时间约在8世纪，“桑耶寺所体现的建筑风格，表明其是西藏现存最早的曼荼罗遗存，在整个南亚、东亚地区，也是极为难得的早期曼荼罗的实物资料”。表现形式有壁画曼荼罗、唐卡曼荼罗、彩砂曼荼罗、模型曼荼罗。据调查，在藏区，密教中以壁画和唐卡两种曼荼罗为最多，彩砂和模型曼荼罗，由于制作程序复杂和用料多样，比较稀少。具体的制作方法和规则，一般以《时轮摄略经》为根据。

　　李冀诚在《藏密曼荼罗的哲学意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一文中考证了时轮金刚曼荼罗和六字真言曼荼罗，认为曼荼罗的梵文意思是“本质的成就” ，表示佛陀的自觉(自证)的境界，将此用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曼荼罗。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安旭的《密宗及其曼荼罗散议》(《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1期)等。

　　2、六字真言和艺术研究

　　…

《20世纪西藏密教研究综述》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