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多流外国，或尚存目录，而莫见其文。学者思之，渺隔沧海。《方等三昧行法》者，皇宋咸平六祀，日本僧寂照等赍至。……今时或坛场延袤，形像巍峨，行法则半任臆裁，律范则全由心匠。纵谓七众阶节，宁逾上首之科。虽曰像多无妙，要符表法之便，将恐未除故业，更贻新戚，染衣增垢，良用悲夫。然此行法六篇，後二不载者，修行备《百录》、《止观》。受戒具出本经，存篇目者，令知法有始终也。[13]
《方等三昧忏》有三种版本：一、《摩诃止观》半行半坐三昧中之“方等三昧”，二、《国清百录》所收之“方等忏法”，三、别行本之《方等三昧行法》。其中，前二部在仪轨形式及思想方面比较一致。[14]而《方等三昧行法》虽未能确定为智者大师作品，且流传史不明，但从行法中对忏悔的解释及“见善恶相”、“具六缘”、“调适”等皆与《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类似，故仍认为是智者大师作品。[15]
此行法是遵式在咸平六年(1003)请寂照付梓而流传于世。遵式看见当时方等忏法的不合理处，行法任意裁减，不按照仪轨而布置坛场，实有失忏法的本意。《方等三昧行法》本有六门，后二门“修行”、“具戒”仅存篇目，无有内容。其实，从忏法的设立来说，其根本在于“修行”、“具戒”，反而舍本取末，难怪遵式感慨忏法的末流。
在智者大师四大忏法中，对中国佛教忏法影响最大的是《法华三昧忏仪》，宋、明各种忏仪大多依《法华三昧忏仪》的“十科”组织、修忏理而制定。[16]现行《法华三昧忏仪》为宋代遵式勘定本，遵式所见流行本颇多，或“引经文系乎卷末”，或“滥回粗注，错其篇内”，才勘定众本，刻板印行。如遵式《法华三昧忏仪勘定元本序》说：
有于坐禅观法加成五句者，今列示之。文云：为因心故心，为不因心故心，为亦因
心亦不因心故心，为非因心非不因心故心(元文)，为非非因心非非不因心故心(近加)。
且山家凡约句法、用观，只但至四，未知五句出自何文。又当推检之际，第五句下准何
为境？如何用观？《辅行》自云，彼别行文但推四句，故今文中广修象观，以广于彼(辅
行正文)。况彼象观犹是历事，而正观一门全今四句。[17]
当时流行本中出现“五句观心”，而天台历来传承只有四句观心，遵式引用了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作为证明。[18]
《金泽文库》本中便出现“五句观心”[19]，可见“五句观心”在当时流行本中确实存在。我们将《大正藏》本与《金泽文库》本对照如下：
《大正藏》本 T46/954a
《金泽文库》本
云何名观一切法空？行者当谛观现在一念妄心随所缘境，如此之心，为因心故心，为不因心故心，为亦因心亦不因心故心，为非因心非不因心故心。
云何名观一切法空？行者当谛观现在一念妄心随所缘境，如此之心，为因心故心，不因心故心，亦因心亦不因心故心，非因心非不因心故心，非非因心非非不因心故心。
因此，可以看出遵式时代《法华三昧忏仪》存在多种流行本。另外，令人不解的是，作为隋代天台宗文集的《国清百录》收录了智者大师所制定的行法中，竟然没有《法华三昧忏仪》。但是，我们在《佛祖统纪》卷三十三中发现一段记载：“智者制《法华三昧仪》(《国清百录》载)，荆溪述《补助仪》以资观想。”[20]志磐认为《国清百录》记载有《法华三昧仪》，可能他所见《国清百录》与现行本有所不同。经过池田鲁彦先生的研究，《国清百录》除了现行本以外，确实还存在《广百录》。[21]
遵式在勘定忏法文献过程中，不但校订文字的错讹，同时对当时忏法活动中忽视“理观”的现象进行批评，他说：“患其稍易旧章，或亡精要。且十科行轨，理观为主，傥一以误，九法徒施。”[22]忏法的实践，不但需要事相方面的仪轨，更需要“理观”，失去“理观”，忏法只是一种形式。遵式的忏法文献整理，不但为后世奠定了可依的文本，同时希望能够回归到忏法实践的本怀，回到智顗对忏法的定位——忏罪清净、成就三昧、发慧解脱。
遵式不但整理、勘定已有的忏法，而且自己还根据需要而制定新的忏法。遵式的忏法著作，记载不一，列表如下：
《佛祖统纪·山家教典志》[23]
《佛祖统纪·法门光显志》[24]
《大正藏》现存
《金光明护国仪》(依百录本)
《金光明护国仪》(依《百录》述补助)
《金光明忏法补助仪》
(简称《补助仪》)
《请观音忏仪》
《请观音忏仪》
《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三昧仪》(简称《请观音忏仪》
《往生净土忏仪》
《净土忏仪》
《往生净土忏愿仪》(简称《大净土忏》)
《小弥陀忏仪》
《弥陀忏仪》
《小净土忏》(原为《往生净土决疑行愿门·礼忏门》)
《炽盛光忏仪》
《炽盛光忏仪》
《炽盛光道场念诵仪》(简称《炽盛光忏仪》)
《法华三昧忏仪》
《智者大师斋忌礼赞文》
《法华三昧忏仪》为遵式所勘定的忏法，并非其所著；《智者大师斋忌礼赞文》，各种资料皆未见记载，从《智者大师斋忌礼赞由序》来看，遵式有感于当时弘传天台教观的学人，在纪念智者大师远忌时，缺乏礼拜之法，故作此礼赞文，以表伸诚。
《补助仪》是遵式增补《国清百录》“金光明忏法”而成，因“金光明忏法”乃依北凉昙无谶译本《金光明经》，仪轨简略不详。[25]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能够补旧仪轨之不足。除仪轨方面问题以外，还有现实行事的问题：
今时行事，多将此法，准同《法华》、《方等》。初日已后，废请三宝，直尔诵咒，甚缺次第。又《百录》不出五悔，后人滥用，今并补助，非徒然也。[26]
行者在举行“金光明忏法”时，都依《法华三昧忏仪》、《方等忏法》的仪轨为准，失去“金光明忏法”的特色。而依《法华三昧忏仪》，除第一天“奉请三宝”，以后可以省略；但“金光明忏法”奉请后是诵咒，因此每天都不能省略。旧轨没有“五悔”，遵式将“五悔”加入《补助仪》。
当时，知礼也曾制作《金光明最胜忏仪》，其中主要内容与《补助仪》相同。知礼自咸平二年(999)后，即专务讲忏、常坐不卧、足不外出。在此时期，修“金光明忏”七日期二十遍。咸平三年(1000)，知礼与遵式二师，同修“金光明忏”祈雨。[27]因此，《金光明最胜忏仪》是依《金光明最胜王经》，制作时间应该在999年以前。
乾兴元年(1022)，章懿太后请遵式为国行忏，遵式著《金光明护国道场仪》。[28]《释门正统》记载此事后，又说“师凡遇安居之初，则励其徒行光明忏法，以七昼夜为程。又补《百录》光明三昧行法之说，以正学者。”[29]遵式于天圣二年(1024)，奏请天台教典入藏所作之《天台教随函目录》，其中只有《金光明护国道场仪》一卷，并且释题：
《护国道场仪》者，即遵式纂集本经，并《国清百录》、义净新译行用之法，以备人王祈福之仪也。事出圣教，文非臆说，故编付之。[30]
从上列两种文献来看，大睿法师视《金光明护国道场仪》与《补助仪》为两种忏法，并且认为《补助仪》的制作时间在1024年之后。[31]但是，仔细分析两种文献，尤其是《天台教随函目录》对《道场仪》的解释，《护国道场仪》是遵式纂集旧译《金光明经》、《国清百录》、新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而成，这与遵式在《补助仪》“缘起”所说一致。另外，从“金光明忏法”本身来说，不仅是个人灭罪、灭业的实践仪礼，同时在“国家佛教”的背景强调下，变成护国的灭业仪礼。[32]其实，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尤其中国这样“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情境下，遵式既然为国行忏，当然鼓励安居期间继续行“金光明忏法”；同时，一种忏法的制作，需要不断完善，所以遵式在著《金光明护国道场仪》后，后来又有所补充，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认为《补助仪》即是《金光明护国道场仪》，遵式在1022年完成此忏法后，后来又有所补充，最后成为《补助仪》。
《炽盛光忏仪》是遵式依唐不空所译《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而制成。根据灵鉴《炽盛光道场念诵仪拾遗序》的记载，灵鉴在整理遵式著作时，发现《炽盛光忏仪》未曾流布，所以采集诸文加以补充，使始末完整；并且，增加“示方法”、“释疑”二科，将五章增补成为七科。[33]可见，《炽盛光忏仪》是遵式生前还没有最后完成的忏法。
《大净土忏》是遵式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治定完成，但在“后序”提到：
此法自撰集，于今凡二改治。前本越僧契凝已刊刻广行。其後序首云：予自滥沾祖教等是也。圣位既广，比见行拜起易劳，忏悔禅法皆事攻削，余悉存旧。今之广略，既允似可传行，後贤无惑其二三焉。刊详删补，何嫌精措，时大中祥符八年，太岁乙卯二月日序。[34]
此忏仪经过两次改治，而且前本已经刊刻流通，前本与今本相比，削减“忏悔”、“禅法”二科，今本十科完整。因此，《大净土忏》的完成应在1015年以前，但并非为马亮所撰。[35]
《小净土忏》是遵式在天禧元年(1017)，为侍郎马亮所撰《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一书中，行愿门之第一“礼忏门”。
《请观音忏仪》是遵式于端拱元年(988)，在天台山国清寺初集；咸平四年(1001)，于慈溪大雷山再治。[36]其缘起是宝云入寂后，遵式回到天台，因苦学而得病呕血。于是，入大慈佛室，行“消伏咒法”，即《请观音忏法》，满七七日，并且颇有感应。遵式在行《请观音忏法》过程中，发现《国清百录》中仪轨太简单，甚至有许多不明之处，而且今人随意添削仪轨，或者私安注字，如增添《法华三昧忏仪》中“四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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