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于其中，或有删除观慧等文，等等。所以，重新再制，并“尽取观慧诸文安于事后”，以便礼忏时运念观想。
在遵式所制的忏法中，一部分是对天台忏法的完善与整理，如《补助仪》、《请观音忏仪》；同时，是为了满足信仰需求，适应时代潮流，如《大净土忏》、《小净土忏》、《炽盛光忏仪》，这与北宋时代净土信仰的流行、密宗经典大量翻译有关。最后，一种是为了现实需要而制的忏法，如《智者大师斋忌礼赞文》。遵式通过对忏法仪轨的严格规范，使得次第清晰，层次分明，为忏法精神的彰显、忏法的效用提供了保证。
2、忏法的修行与弘扬
遵式不仅整理、校订忏法文献，制作、增补新忏法，而且还对忏法的修行与弘扬不遗余力。他在雍熙元年(984)，至四明宝云寺，就义通学天台教。智者讳日，燃顶终朝，誓力行三昧；端拱元年(988)，于天台国清寺大慈佛室，行“请观音忏法”；咸平三年(1000)，四明大旱，师同法智、异闻，率众行“请观音三昧”；咸平五年(1002)，归东掖，于其西隅建精舍，造无量寿佛与众共修念佛三昧；大中祥符四年(1011)，东山结忏会；乾兴元年(1022)，于山中为国行忏。
遵式对忏法的修行，不惜生命，《佛祖统纪》说：
常行三昧，以九十日为期，于行道四隅置[金+敖]炽炭，遇困倦则渍手于[金+敖]，十指唯存其三。其建光明忏殿，每架一椽甃一甓，辄诵大悲咒七遍以示圣法加被，不可沮坏之意。[37]
这是指遵式在行般舟三昧时，以九十日为一期，在坛场内四角放置热炭，如果身体困倦，便将手放入热炭中，以消除疲倦，以至于十指只剩下三指。他在建光明忏殿时，对于房屋的一椽、一壁，都诵《大悲咒》七遍，以表示圣法加被。可见，他对忏法修持的精进与虔诚。正因为其熏修精进，章懿太后才会令他为国行忏。
他不但率领僧众行忏，更结忏会，使得忏法流行民间，从《炽盛光忏仪》最后“劝诫檀信”可知。同时，随着忏法的普及和民间化，忏法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出现混乱状态，成为一种商业行为，这必然会损害忏法的宗教神圣性。他说：
近见檀越之家，深有信向，请僧归舍，设食读经，望其福慧。势力损财，无善仪则。敬慢不分，是非宁别。或倚恃豪富，或放纵矜高。反言衣食庇荫门僧，请唤道场便言恩幸，趋瞻失节朗责明诃。铺设法筵，稳便驱使。门僧无识，恐失依栖，苦事先为，免劳施主，纵有法则，岂敢辄言。檀越不询，门僧不说，讹谬之迹，自此滋彰。不扫厅堂，便张法席；未断荤秽，辄请圣贤；至于迎像延尊，殊不避座，旋踵致敬。[38]
北宋时期，礼忏法会已经在檀越家中实行，才会出现遵式所说的现象。一些富豪贵族，倚仗钱财，对僧人不但不生恭敬之心，而且以为请僧人举行法会，是对僧人的恩惠；而部分僧人无识，惟恐失去衣食庇荫，无视施主轻慢放纵之陋习，故仍迁就放任。这种法会不仅未具忏法的理观精神，即使在形式上也是草率、混乱。
遵式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呼吁，规范忏法制度，清净忏悔道场，虔诚恭敬行事，他制定了五种规定，作为行持的标准：
第一、欲陈法会，家中长幼，尽须同心，去其酒肉五辛等物，施主每日随僧礼佛，陈吐忏悔。第二、当斋僧次，躬须给侍，不得坐于僧上，称是主人，放纵谈笑。第三、佛前供养，须倍于僧，凡圣等心，事事精细。第四、尽其所惜，施佛及僧，勿得隐细用粗，世世招失意果报。第五、道场缓急，不得使僧，此是福田，翻为僮仆，岂得然乎？[39]
遵式的五项原则，主要是为了维护佛教的神圣性，道场的庄严、清净以及僧格的尊严与清高。在佛教化世导俗的过程中，导俗而不失神圣，适应而又不丧原则，这是佛教发展的关键。对于忏法实践来说，保持忏法的实践精神尤其重要，遵式希望能够回归到忏法的本怀。但是，明清以来，经忏佛事的形式化、商业化、鬼神化，已经成为忏法发展“蒙羞”的外衣。[40]
遵式不仅强调忏法实行的神圣性、超越性，而且对天台忏法的抄写提出严格要求，保证忏法文献的神圣性。他在《补助仪》中劝嘱后学：
凡欲传写，并须首尾全写，对勘分明，勿令脱误。多见《法华》、《观音》等忏文，多削前后，及观慧之文。但抄佛位及忏悔文，单题礼文，深可悲痛。若不能者，宁可莫写，免得毁散行法全文。一事不周，便亏行相，深诫！深诫！[41]
随着忏法的流行与普及，忏法文本需求量增多，而且可能为了普行于大众修持，而有将仪轨随
意添削、抄写浮滥的情形。如此，对忏法行相来说是一种损失，并且障碍修持。遵式深切告诫
后学，不可不慎。
三、慈云遵式的忏法思想
慈云遵式在制忏、礼忏方面继承了天台忏法的“十科”传统，而且在忏法思想方面也是一种继承与发展。智者大师将世俗祈愿的忏法置于成就止观的首要条件“持戒清净”中，而且他通过制定四种忏法，用具体的忏法仪轨，实现灭罪、得定、发慧的目的。但是，他又将四种忏法纳入“四种三昧”中，而“四种三昧”又是“十境十乘观”的外缘。这样，忏法在其修证体系中，从事相提升到理法，最后入中道实相，这是智者大师忏法思想的特质所在。[42]天台忏法的殊胜处在于事理并重，事忏与理忏并行，持戒清净，最终促使三昧禅定现前，成就止观。所以，智者大师提出“十心忏悔”，将顺流十心、逆流十心、深观三谛理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究竟悔罪。
遵式将天台忏法的中心思想——五悔与顺逆十心，贯通于所有的忏法中；并且重视事行与理观的有机统一，强调灭罪而证得三昧，最后将忏悔导入往生净土的最终目的，这点也是他的创新与发展。
1、五悔与顺逆十心
智者大师认为凡夫业障深重，修观难以相应，必须六时实行五悔以作为方便。同时，修忏
必须具有内在的运心，观察罪障业缘，从而真正生起忏悔心，这就需要观察顺逆十心。
遵式对五悔、顺逆十心非常重视，凡是后代流行忏法中缺乏的，便加以补入。如《金光明忏法补助仪》便说：“又《百录》不出五悔，后人滥用，今并补助，非徒然也。”[43]所以，在《补助仪》第八“修行五悔”中说：
《灭障品》云：有四种业难可灭除：一者于菩萨律仪犯极重罪，二者于大乘经心生诽谤，三者于自善根不能增长，四者贪著三有无出离心。有四对治能灭四罪：一者于十方佛至心亲近说一切罪，二者为一切众生劝请诸佛究深妙法，三者随喜一切众生所有功德，四者所有善根悉皆回向无上菩提。文但有四悔，于理亦足。若开五悔者，但于回向开出发愿，上虽能回向，更须加愿乐。[44]
这是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灭业障品》，知道有四种罪难灭，有四对治能灭此四罪，即四悔。同时，由此四悔中的“回向”开出“发愿”，便成五悔。而且，忏悔必须以顺逆十心为方法。
《炽盛光忏仪》虽然没有详细列出五悔，但是强调运顺逆十心，成就忏悔。《大净土忏》则五悔完备，运顺逆十心求忏，愿重罪得灭，如愿往生。《请观音忏仪》不具五悔，但仍然强调运顺逆十心忏悔，而且所引用文字出自《法华三昧忏仪》。
五悔、顺逆十心是天台忏法理观的重要内容，遵式在整理、修订、制作忏法时，都十分强调需要运顺逆十心。尤其在修订原有忏法，都会将五悔、顺逆十心补助进去，以作观心之用，这是遵式重视忏法中“理观”真实内涵所导致的。
2、事行与理观
天台忏法之所以成为宋代天台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根本原因是观心与忏法的结合。观心即是忏悔，因此忏法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即是观心问题。[45]《摩诃止观》将忏法摄入四种三昧中，而四种三昧的修行是以直接观照实相之理观为目的，四种三昧是修习法华圆教“十境十乘观”的外缘，理事兼备，才能成就圆顿止观。
遵式在整理、修订、制作天台忏法时，都是以《法华三昧忏仪》“十科”为组织。“十科”可以分为事行与理观两方面，事行为忏法的事相方面，理观才是忏法的真实内涵与精要。他在《法华三昧忏仪勘定元本序》中说：“患其稍易旧章，或亡精要。且十科行轨，理观为主，倘一以误，九法徒施。”[46]遵式对当时忏法实践过程中，任意删减仪轨的现象感到不满，所以极力提倡“理观”。遵式在叙说《请观音忏仪》缘起时说：
尽取观慧诸文，安于事后，令运念周备，免使行人时有虚，掷。应知大乘三种忏悔必以理观为主。《止观》云：观慧之本，不可缺也。《辅行释》云：若无观慧，乃成无益苦行故也。《禅波罗蜜》云：一切大乘经中明忏悔法，悉以此观为主；若离此观，则不得名大乘方等忏也。《补助仪》云：夫礼忏法，世虽同教事仪，运想多不周旋；或粗读忏文，半不通利。或推力前拒，理观一无，教精进之风，缺入门之绪。故言勤修苦行，非涅槃因。[47]
遵式引用《摩诃止观》、《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等天台文献，突出理观对修行的重要性。尤其对于忏法修行来说，观心是基础。如果缺乏理观的含摄，则一切事仪只能成为无益的苦行。所以，遵式要求在忏法修行时，将理观贯彻于一切仪轨次第之中，能够历事观慧，真正能够将理观成为忏法的核心。
如《金光明忏法补助仪》中，遵式将“修行五悔方法”补入，这是与智者大师《金光明忏法》最不同之处。同时，《补助仪》特别强调事修、理观相摄，遵式规定：“应先谛了识忏悔处，及忏悔法，法有正助，一一细知。若尊容道具，历事观慧，当寻《止观》、《方等》忏文。若十科始终，事仪之后，一一观想，应寻《法华补助仪》，并须熟诵，令运念无滞。”[48]这是指从初入坛场到七日竟，必须遵循《法华三昧忏仪》的“事一心，理一心”原则。所以，《国清百录》中《金光明忏法》不谈坐禅法，只专唱诵，但遵式依《金光明经·空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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