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观音灵验信仰的基本形态与流传
李利安
观音信仰在古代印度的流行，一方面是通过大量的阐释或者涉及观音信仰的经典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灵验事迹来体现的。越来越多的观音经典的出现和流行既表明了观音日益受欢迎的现实，又进一步扩大了观音的神力，完善了观音的品格，从而使观音更加深入人心。现实生活中的观音灵验事迹既是各类观音经典对观音菩萨修行法门不断扩充、丰富的结果，也是历代观音信仰者对观音神力和品格努力阐释、大加敷衍、尽情渲染的产物，而其间又必然包含着大量观音信仰者虔诚的宗教实践活动和深切的心理体验。这种灵验信仰的流行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映。它会推动观音经典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甚至导致新的观音信仰内涵的出现，进一步激发信徒的宗教实践活动，强化信徒的宗教心理感受，促使观音信仰总体上的不断发展和更加广泛深入地流传。所以，与上面我们所探讨的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几个重要发展演变阶段相比，这里探讨古代印度观音灵验信仰主要就是探讨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在宗教实践体系中的表现，是古代印度各种类型的观音信仰在信徒宗教生活中的反响，这是完整把握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发展演变及其基本特征的重要方面。
观音灵验就是观音菩萨修行法门在宗教实践中的具体实现。所以，观音菩萨修行法门有多少种类，观音灵验就可以划分为多少类型。观音菩萨修行法门通过各种与观音相关的佛教经典得以体现。通过这些经典的确定和阐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观音菩萨修行法门的基本轮廓，这就是：观音具有什么样的神力？能够解决众生什么问题？以及众生如何让观音来解决这些问题？前面所论述的观音现世救难、来世接引、般若解脱、密印神咒等不同类型的观音信仰也代表了古代印度最主要的几种观音菩萨修行法门。关于它们在信徒宗教实践中的表现，我们在相关部分均已有涉及和论述。这一节我们重点探讨古代印度综合性的观音灵验信仰。所谓综合性，就是更强调把观音视为一个完整无缺的整体，换一句话说，就是跨类型的或超越上述各类型的观音灵验信仰。
一般来说，考察宗教历史上的灵验信仰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考察信徒个人亲身经历的灵验事迹；二是考察信仰对象及其外在化象征特别是某个具体神圣物如神像、经典、道场、圣物等的灵验记述。当然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是前者是从宗教灵应的获得者的角度来讲的，这是灵应体验的主体，只局限于体验者的某个具体体验，所以带有个人化、具体化的特征；后者是从所谓宗教灵应的发生者的角度来讲的，这是灵应体验的客体，可以面对所有信徒，所以带有社会化、笼统化的特征。
在古代印度，观音灵验信仰中的客体当然就是观音。观音作为一种具有超人间力量的神灵，它的外在化象征首先是其名号，其次便是各种形式的观音造像，另外还有观音道场、观音经典以及由这些象征所衍生的各种神圣物。关于称念观音名号所获得的灵验，我们在探讨称名救难型观音信仰的产生与流行时已经作了许多例证分析。这恐怕是所有观音灵验事迹中最普遍的一种。关于古代印度各种观音像的灵验信仰，我们从相关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其广泛的流传和基本的特征。
一、从信仰客体看观音灵验信仰的基本模式
伴随着观音信仰在民间的传播，许多信徒为了表达对观音的敬奉而通过各种形式制作出各种不同的观音像。这些观音像尽管大小、形制、质地、姿势、相貌等都可能不相一致，但作为观音的象征，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作用。按照佛教的教义来说，只要这些观音像都是如法而制的，它们都会具有感应的神力。不过，在历史上，作为社会化的灵应体验客体，只能是部分特别的观音像，这些观音像因为各种特殊的因缘才脱颖而出，成为大家一致认可的灵像，从而富有盛名，并引发越来越多的灵应体验，不断加深信徒的宗教信仰，推动这种信仰的广泛流行。
在长期的观音信仰实践过程中，古代印度也不断出现观音造像并相继涌现出许多被信徒认为灵验无比的观音造像。如唐代赴印度求法的高僧义净记载，出身于康国的僧伽跋摩到了印度之后，根据当地人的习惯，在佛陀成道的地方，“七日七夜然灯续明，献大法会，又于菩提院内无忧树下，雕刻佛形及观自在菩萨像，盛兴庆赞，时人叹希”[1]。这棵菩提树是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历来被佛教徒视为最能代表佛法的所在，是佛教徒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僧伽跋摩在这里不但雕刻了佛像，还雕刻了观音像，而且得到当地人的赞赏，这说明观音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同早期大乘佛教般若学相比，那时观音还不能作为释迦牟尼佛般若讲席的的一员，而现在，观音同释迦牟尼佛可以并列佛陀之圣地。这样的观音造像必然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
玄奘记载在著名的那烂陀寺附近，有印度佛教徒制作的石质观音立像[2]。北宋时期，陕西耀县的僧人继业旅印时也在这里看见了一尊有名的观音像[3]。近代在那烂陀寺遗址发现了5世纪制作的观音石像，或许就是中国取经僧人记载的这尊著名的观音造像[4]。
在长期的宗教实践过程中，古代印度逐渐形成了几种基本的观音造像类型，从组像来看，主要有三种：一是同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为一组，其中释迦牟尼佛居中，观音和弥勒为两旁的胁侍；二是观音同释迦牟尼佛、多罗菩萨为一组，释迦牟尼佛居中，观音和多罗菩萨位居两侧；三是以观音为主尊，周围则为接受观音拯救者的形象，这是观音救难信仰的体现。非常奇怪的是，考古所发现的印度古代观音造像中西方三圣像不多，而这在中国却是非常普遍的。玄奘记载，在中印度摩揭陀国的一处佛寺里，有“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罗菩萨像，右观自在菩萨像。凡斯三像，鋀石铸成。威神肃然，冥鉴远矣”[5]。考古发现的观音、弥勒、释迦牟尼三尊一组式造像和观音救难组像我们在前面曾经介绍过，并附有图片，所以，这里不再赘笔。单独的观音造像形式极其多样，特别是密教的观音造像，从四肢头目到坐式手印，从衣服宝冠到手持之物，从背光等背景到座台、陪衬以及四周环境，都极其复杂，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关于观音像灵验信仰在印度的流行情况，我们可以借助中国古人的记载来进行考察。玄奘旅印期间，在摩诃剌陀国的一个古寺里，看到有一尊观音石像。据说，这尊石像“灵鉴潜被，愿求多果” [6]。观音像可以默默地发挥其灵验，使信仰者所求得到满足，这说是古代印度观音造像灵验信仰的模式之一，起效而不显相，即不显出可以感知的形象、声音、气味、触动等外在的对象，只是在信仰者不知不觉当中发挥其灵验作用。在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有一尊观音立像，“其有断食誓死为期愿见菩萨者，即从像中出妙色身”[7]。这是又一种观音像灵验信仰模式，可算作模式之二，即观音可以在虔诚的敬拜者誓死祈求下，在敬拜者面前显化出他的另一种微妙神像。这种灵验信仰的核心是观音显相，最终目标也是观音显相。因为显相被认为是一种吉祥无比的现象，敬拜者由此可以得到巨大的心灵安慰，至于敬拜者到底有无其他现实生活中的祈求以及这些祈求是否能立即或显或隐地得到满足则不予计较。这种妙相显化信仰本源于《普门品》“重颂偈”中对“见身”[8]作用的肯定以及《观无量寿佛经》等经典对于观音庄严法相以及如何观想的说明，一直是后世观音灵验信仰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到中国以后，这种法相显化信仰对中国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北印度的乌丈那国，有一佛寺，寺内供奉的观音像“威灵潜被，神迹昭明”，所以，“法俗相趋，供养无替”[9]。道宣的《释迦方志》和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此都作了记载，并分别给予“感灵远照”[10]和“威灵极著”的评价[11]。这可以算作古代印度观音像灵验信仰的模式之三，即起效与显相都发生，但不同步，就是说，灵验不觉间产生，而神迹也会显示，但神迹的显示和神力的起效不在同时，或看不出二者之间直接的、明显的联系。在中印度奔那伐弹那国一个有远古四佛遗迹的地方，“有精舍，中作观自在菩萨像。神鉴无隐，灵应有徵，远近之人，绝粒祈请”[12]。这是古代印度观音像灵验信仰模式之四，显相与起效同时发生，即直接地、立即地、可感知地发生应验。观音化身多罗菩萨的造像在印度也非常流行。例如在中印度摩揭陀国，“有多罗菩萨像，其量既高，其灵甚察。每岁元日盛兴供养，邻境国王大臣豪族赍妙香花，持宝旛盖，金石递奏，丝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会”[13]。这应该算是观音像灵验信仰的第五种形态，即观音各种化身像灵验信仰。密教观音造像灵验信仰是同密教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体系相一致的，必然相伴着一定的神咒、一定的作法、一定的印契等密教的礼仪和密教特殊的观想理论，那又是一种同显教观音信仰有很大区别的全新观音像灵验信仰模式了。《三宝感应要略录》中记载的南印度某观音像显灵故事称，观音显相，相中有更为奇妙具体之相，这可算是古代印度观音像灵验信仰的模式之六。由于这则记载中还包含着其他一些观音信仰特色，我们下面再作具体分析。
《三宝感应要略录》中的这个观音灵验故事是关于中国姚秦时代僧人智猛在巡礼南印度时所听到的一个传说。其文曰：“秦姚兴京兆沙门释智猛，往游西域，少年至南天竺尸利密多罗菩萨塔。侧有精舍，破坏日久。中有金色观世音菩萨像，雨霜不湿像身。诚心祈请，见空中盖。传闻于耆旧曰：昔有菩萨，名曰尸利密多，利生为怀，慈悲兼济，最悲三途受苦众生。更发造观世音像，三年功毕。灵异感动，若专心祈请，为现妙身，指诲所愿。菩萨于其像前，而作是念：“观世音菩萨，能灭二十五有苦，于中三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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