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双峰与东山法门
第一节 达摩禅的新时代
西元三一七年以来，中国的政局，经二百七十多年的南北对立，才为隋文帝(五八九)所统一。炀帝末年，天下重陷于分崩离析，但迅速为李唐所统一。大唐的大统一，出现了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禅宗也在这个时代里，呈现了异样的光辉。
达摩禅在北朝，只是禅的一流，不太重要的一流。但一到唐初，达摩禅进入一崭新的时代。(四祖)道信住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三十多里的破头山(也名双峰山)，会下有五百多人。『续僧传』卷二０(附编)说：「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大正五０‧六０六中)。接着，(五祖)弘忍住黄梅县北二十五里的凭墓山；凭墓山在破头山东，所以也叫东山，受学的多到七百多人。盛况空前，如『传法宝纪』说：弘忍「既受付嘱，令望所归，裾屦凑门，日增其倍。十(此上疑脱一字)余年间，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达摩禅在黄梅的勃兴，五十多年来(六二０顷──六七四)，成为当代中国的禅法中心， [P40] 这当然应归功于道信、弘忍的深悟，而环境与门庭施设，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时地适宜于达摩禅的开展
禅，本来是不限于达摩所传的。重于内心的持行，为修道主要内容的，就是禅(慧)。从事禅的修持，而求有所体验，无论进修的程度如何，总是受到尊崇的。在南北对立的时代，梁武帝也有一番提倡，但江东佛法为清谈玄学的风尚所熏染、一时还扭不过来，如『续僧传』卷二０末(大正五０‧五九六上)说：
「梁祖广辟定门，搜提寓内有心学者，统集杨都，校量深浅，自为部类。又于锺阳上下双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侣，栖闲综业。于时佛化虽隆，多游辩慧，……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实」。
重于务实笃行的北方，禅法受到重视，受到王室的崇敬。文成帝复兴佛法(四五二)，匡赞复与的昙曜，是禅师。昙曜建议于京(平城)西武州塞，开辟石窟五所(即今大同云冈)，为了建福，也是为了禅居。献文帝(四六六──四七０)对禅的崇敬更深，竟放弃帝位(禅位)而专心于禅。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四九五)，为佛陀三藏造少林寺。嵩洛一带，成为北方禅学的重镇。佛陀的再传弟子僧稠，勒那摩提的弟子僧实，都受到帝王的征召与供养。北朝重视禅师，上有王室的崇敬，下有民间的仰信，传说为佛教僧众的典范。如『续僧传』卷一六「僧稠传」(大正五０‧五五四中)说： [P41]
北齐文宣「帝曰：佛法大宗，静心为本。诸法师等徒传法化，犹接嚣烦，未曰阐扬，可并除废。稠谏曰：诸法师……皆禅业之初宗，趣理之弘教，归信之渐，发蒙斯人」。
『伽蓝记』卷二(大正五一‧一００五中──下)说：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丘同阅」。 「一比丘，云是宝明寺智圣，坐禅苦行，得升天堂」。 「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 「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云：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阎罗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 「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象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 「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门」。 [P42] 「太后闻之，遣……访……，皆实有之。……自此以后，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从上两则，可看出北朝王室与民间传说──重禅轻教(宣讲经论)的情形。隋唐统一，奠都在长安(洛阳为东都)，军政大抵是继承北朝的传统；皇室对佛教的观念，也大致相近。复兴佛教的隋文帝，对禅师特别尊重，如『续僧传』卷二０末(大正五０‧五九七上)说：
「隋祖创业，偏重定门，下诏述之，具广如传。京邑西南置禅定寺，四海征引，百司供给。来仪名德，咸悉暮年，有终世者，无非坐化。具以闻奏，帝倍归依」。
被推为华严宗初祖的杜顺(法顺)，唐太宗曾引入内禁，为王族懿戚所归敬。到则天与中宗、睿宗，对弘忍门下大弟子，多数礼召入京。王室的崇敬，宰官与民间也当然崇敬：这样的佛教环境，禅法是最适宜于开展的了。
达摩禅在北朝重禅的环境中，障碍重重，并不容易开展，到唐代却勃然而兴，这应该重视「禅法南行」的事实。北方是重于事相，重于实行的。然北方的实行，重于有相的，即使是禅观，也都系心为止，托境成观。所以达摩禅在北方，「取相存见之流，乃生讥谤」；听说「情事无寄，谓是魔语」。「得意」的领会，原是南方所长的。但南朝佛教受魏晋以来的清谈影响，只会娓娓谈玄，而笃行的精神不足。这是达摩初来，在南方没有法缘的原因了。隋唐结束了南北对立的 [P43] 局面，南北文化特性，也在大统一下调和起来。虚玄而缺乏笃行精神的南方，因政局的变化，都市的「义学」衰落，而山林重行的佛教兴起(参看下一章)。在这一情况下，达摩禅由北而南，也就时地相宜而获得了有利的开展。说到南方北方，就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当时是中原)。南方佛教，以江东为重心。江东，为今江苏、安徽的江南，及浙江的大部分。江东的核心，是杨都──当时的政治中心(今南京)。南方佛教与政治一样，以江东为重心(这里的南朝传统最强)，沿长江而上，上游的重心是荆州。达摩禅向南移动，传说因周武帝灭法(五七四)，慧可到了舒洲的!2鲠公山(今安徽潜山县西北，离湖北的黄梅不远)。道信的禅法，就是从这里学来的。道信到长江以南，在今江西省，住了近二十年，然后渡江，在黄梅的破头山住下来。这里是长江中游，离江不远。顺流东下，是江东；上行到荆州。从这里渡江而南，是庐山，再向南是衡岳，岭南。向北上，到襄阳，南阳，洛阳，进入北方的中枢。在这时地相宜的环境下，道信与弘忍，五十多年的为法努力，达摩禅终于一跃而成为中国禅法的主流！
黄梅的门庭施设
世界是名相的世界，人类是共住的人间。在现实人间来弘阐禅法，是不能忽视于此的。道信的「营宇立象」，弘忍的「念佛净心」，黄梅树立起新的家风，对达摩禅的兴盛，是大有关系的。如『传法宝纪』说：
「天竺达摩，褰裳导迷。息其言语，离其经论。……是故慧可、僧璨，(疑脱一字)理得 [P44] 真。行无轨迹，动无彰记。法匠潜运，学徒默修」。 「至夫道信，虽择地开居，营宇立(原误作「玄」)象。存没有迹，旌榜有闻」。
达摩以来，慧可，那禅师，满禅师等，都是随缘而住，独往独来的头陀行，近于云水的生活。自己既来去不定，学者也就不容易摄受。道信到了双峰，就改变了从上以来的旧传统。「择地开居，营宇立象」，就是选择地方，开创道场，造寺院，立佛像。后来，弘忍也在凭墓山立寺。道信与弘忍，安定的在黄梅五十多年，接受天下学众。这更符合了释迦佛正法住世的大原则，从团体生活轨范中，陶贤铸圣。「择地开居，营宇立象」，对黄梅禅法的隆昌，是有重要意义的。禅者开始独立的发展，为未来创立禅寺(丛林)的先声。
还有弘忍的「念佛净心」，如『传法宝纪』说：
「及忍、如、大通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密来自呈，当理与法。犹递为秘重，曾不昌言」。
忍是五祖弘忍，如是弘忍弟子潞州法如，大通是玉泉神秀。在弘忍以前，禅法是「法匠默运，学徒潜修」的。这是审察来人的根性，决不轻易的传授。这是禅者，尤其是高深禅门的风格。即使聚众数百，在深山潜修，或在都市里掩室潜修，一般佛弟子、社会人士，始终是隔着一层，不知底细，只能投以景慕的、神奇的眼光。但到了弘忍，在西元七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将禅的初 [P45] 方便开放了。不问根机怎么样，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一齐都教他修习──念佛、净心的禅门。禅法的普遍而公开的传授，引起了「东山法门」的兴盛。弘忍的东山法门，被称誉为：「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法门大启，根机不择」，正是东山法门大盛的重要因素。
「念佛净心」，是本于道信的。道信是「心心念佛」，弘忍才以「念佛名」为方便，成为公开的，普遍的禅门新方便。从「念佛名」以引入「净心」，终于念佛成佛。这对弘忍门下，以及未来「南能北秀」的禅风对立，都有重大的意义。「念佛名」与「令净心」的新方便，虽引起了部分禅者的形式化，然对促成东山法门的隆盛来说，到底是重要的一着。
道信「营宇立象」，弘忍「念佛名，令净心」：黄梅树立了新的禅风，达摩禅也就进入了新的时代，大放光芒！
第二节 道信与入道方便
禅宗四祖道信，在中国禅宗史上，是值得重视的，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达摩禅进入南方，而推向一新境界的，正是道信。他的事迹，禅学，应给以特别的注意！
道信传
道信一生的事迹，最早见于道宣『续僧传』卷二０(附编)「道信传」(大正五０‧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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