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终生敬奉弘一大师的高文显先生
作者：王尔康
弘一大师与闽南结胜缘十又四年，肇始于和厦门大学二校主陈敬贤居士(一校主陈嘉庚先生之胞弟)的关系。一九三六年(丙子)
三月间，大师撰《记陈敬贤居上轶事》一文，记载民国“十六年丁卯二月，余在杭州云居山常寂光寺，敬贤居士过谈，所言皆禅理。
余勖以净土法门，未能契也。戊辰以后，余数至闽南，时敬贤方习止观，时时询除嗔习。因检贤首《梵纲疏》示之，颇为首肯。”(1)
一九二八年(戊辰)十一月底，弘一大师的朋友谢国梁(号仁斋，出家后法名寂云，号瑞幢)，尤秉彝(字雪行，号惜阴，出家后法名演本，号弘如)二居士相约赴暹罗(今泰国)弘法，在沪候船，适大师为编辑《护生画集》事赴沪，晤于客寓，知其事，大师亦欣然动远游之念，翌日遂下轮与结伴南行，但中途被陈敬贤居士挽留停居厦门。大师自述：“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法师、芝峰法师等”。(2)
从驻锡厦门南普陀寺时起，弘一大师凭其深遂的睿智、敏锐的洞察力注意到一位也住在该寺里的小孩——未来的佛学宣传家、英国生物学博士高文显先生。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间，新加坡《新明日报》发表专访，该文作者写道：“午后，龙山(新加坡龙山寺一笔者)香客渐渐稀落，我穿过烟气袅漫的正殿，迳自上了二楼。此行并非礼佛，是专诚找一位弘一法师的“忘年交”——高文显博士，聆听他讲一段法师的晚年旧事。高文显博士与弘一法师结缘，始于一九二八年法师从上海南下菲律宾(当为暹罗一笔者)．半路被陈敬贤居士(陈嘉庚胞弟)留下，住在厦门南普陀寺的时候。
那年，高文显还是个初二学生，寄宿在南普陀寺(他原籍福建南安，从小随父到菲律宾，后来被送回福建求学。)，因缘际会，十五岁的他和一代大师(四十九岁)不期而遇，法师对这名一脸敬诚、一脸腼腆，碰面不敢说半句话的小孩，留下印象。一九二九年，法师再到厦门南普陀，为闽南佛学院撰“悲智”训语，两人又曾见面，但止于打招呼”。(3)
专访的作者接着写道：“一九三二年，他(指弘一大师)第三次被请到南普陀，突然问起：“以前那个小孩可好？”
寺中人答，那小孩已是个高中生了。法师有感于时序更迭，小孩进步之速，所以传见了高文显，为他命名“胜进”。并赠以对联：“语言无所著，智慧不可量！”此后高文显一直亲近绝俗，但处处近人情的弘一法师”。(4)
关于弘一大师留意到少年高文显的事，后来高先生在多篇的回忆文章中屡屡深情的讲起，刊于《南洋佛教》127期的《弘一大师与闽南》(5)说得更仔细。
为什么弘一大师对“常在那里乱跑，或“学高甲戏的舞枪”，能画些“水彩画”的“跑跑跳跳的孩子”感兴趣，抿嘴“微笑”呢？
为什么结成“忘年交”？寅亮先生在《黄永玉与弘一大师》一文中说：“黄永玉是他出家后所收的仅有三名学艺弟子，另二人是李芳远和高文显”。(6)这三位确是与弘一大师关系甚是笃厚的“学艺弟子”。然而实际上向大师求道学艺，关系较密切的何止此“三名”呢？
高文显先生亲近弘一大师，终生敬奉大师，关系密切，是有一定的特殊因缘的。据我了解，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因佛化家庭和居住南普陀的关系而得以亲近大师
高文显先生生长的环境，具有特殊的佛教氛围。高先生的出生地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埕边村，是个滨海的村落，通过安平桥(俗称五里桥)与安海相接邻。高氏祖先随三王从河南入闽，居于安海，十四世祖高士泽迁埕边定居，衍为北角、顶份下份二支。下份派衍远珍、土楼、姑娘祧三支。高文显先主属于远珍这支派；而姑娘祧这支派因十九世高邦立的三女榜娘，四女瓜娘两组妹修练成佛而驰名，故称姑娘祧。据埕边《高氏族谱》记载：
“三女讳榜娘，持斋二十一年，少为后山乡朱家所聘。十月朱家欲行婚礼。榜娘辞婚绝粒，至四十六日，端坐龛中十二昼夜，而成正果也。佛号真人。姑娘迁入宫中，本省外江每日近悦远来祈祝者，万有余人。其资之余，修理师姑港桥二坎，灵圣极矣。乡绅士夫文武官员赠诗词联匾者，何可胜数。生于乾隆辛丑(公元1781年)
年六月十四日卯时；成佛于嘉庆辛酉(公元18101)年十一月廿六日子时。仅二十一岁，弃凡成果，宫在本乡新围内坐辛向乙。
四女瓜娘，持斋亦是。山前王家所聘，行礼期近，学三姐辞婚绝粒，两月有余，亦成正果。开龛门，现真容，男女环视者至三日皆见其颜不变焉。迁入与三姐同龛并坐，佛号四姑娘。远近祈祷者无忝前人。乡绅士者赠诗联匾有云：“持斋成佛称双美，绝粒登仙见二难”。有云双菩萨两慈悲显灵应，有求必应等者，难以枚举也。
是故宫遂以“双灵寺”号焉。生于乾隆癸卯(公元1783年)年十二月廿七日丑时；成佛于嘉庆甲子(公元1804年)年三月初八日子时。”
其族人高振德搜集《高氏族谱》所载及二百多年来关于择万年香烟地吉葬上辈遗骸、观音堂两姑娘习教，学医济世、劝善度人、跨海救船、脱俗辞婚、悟道成佛、真身遭浩劫等等的传说，于一九九零年七月写成《双灵寺传略》(征求意见稿)，打字油印为小册子，供瞻仰者阅读。
滨海的埕边村是个侨区，往南洋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谋生者众；加上姑娘祧的事迹影响，在家妇女茹素习佛，以祈求夫君子侄平安特多，便是高先生生长环境的特殊氛围。
高先生的父亲高铭监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公元1867年)，早年就在外营生，原为菲律宾林氏酒厂的总管。母亲王趁(或写为“叹”，闽南话同音字)，生于清光绪三年丁丑(公元1877年)。高先生出生前，她已茹素持斋十数年，“乐善好施，笃信佛教，和诸法师广结善缘”。(7)泉州承天寺观严法师回忆道：“趁姑同情穷苦人，曾经于严冬时节从厦门乘船来安海，见穷苦人衣衫单薄抖飕，她把披在身上的毯子剪裂，一半送给他们御寒。”高芬陀说：“父亲本有二兄二姐，因解放前瘟疫流行，二兄一姐不幸死于瘟疫。姑母春姑也是绝处逢生。姑母的死里复生，父亲的出世，均有二个有趣、不可思议的真实的故事”。(8)“从此祖母更加笃信佛教，后来有一机缘就入住双灵寺做住持，带同姑母”。(9)
高文显先生生于民国二年(癸丑)二月十二日寅时(公元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其母已三十七岁，遂受“五戒”，为优婆夷，拜会泉法师为师，法号“宏贤”，常往来安海水心亭，厦门南普陀寺等寺院。高先生从小就和姐姐春姑(长先生十四岁，终身未出嫁，亦为优姿夷)，随母住在双灵寺，衣衲食素持斋，拜宏亮法师为师，法号“开平”。“文显”是进学堂的命名，族谱按行辈写为“泉显”。高先生九岁时(一九二二年)曾随其父在菲律宾读小学，一九二五年其父不幸病逝，回国在家乡埕边村渤海小学继续读书。
初中直至高中一年级就读于厦门同文中学。高芬陀说：“俗语道：“种善因，得善果。”父亲的一生读书，及生病时，均得佛陀及诸大师的庇护。父亲能在祖父逝世后求学，全赖当时膳宿均在南普陀，也因此和弘一大师有这段因缘”。(10)
弘一大师以其深度预知力观察着蹦蹦跳跳，学着高甲戏武生耍棍舞枪能画水彩画，同一膳堂共餐的少年佛弟子。少年佛弟子虽然知晓鼎鼎大名的弘一大师，“偶然在山门外和他相逢，也只有合掌致敬而已”。(11)还不敢接近他。
一九三二年高先生转学厦门大学附属高中部二年级，学校距南普陀更近了。
弘一大师说：“到了民国二十年九月的时候，广洽法师写信来，他说很盼望我到厦门。…于转年(即民国廿一年)十月，我才又到厦门来，那是我第三回来闽南的时候了”。(12)有一天，弘一大师忽然向广洽上人问起：“那个跑跑跳跳的孩子还在南普陀吗？”
广洽上人口答：“已经在念高级中学了。”高先生后来记载：大师遂要写一副对联给我，“所以第一次得到的墨宝是：“语言无所著，智慧不可量”的《华严》联句，他又特别交代说是最用功写的。仍由上人交给我，题名“胜进”，真是喜出望外，后来在妙释寺演讲，便由我译厦门话，接近的机会渐渐多了”。(13)
高文显先生说，那时他自己固然认识弘一大师是个“有学问的人”，因他生活在南普陀寺见到太虚、性愿、芝峰、大醒、谈玄、广洽、广义等诸高僧大德，“他们都尊敬弘一大师”，耳濡耳染，更加“引起我的景仰和崇拜”。而弘一大师的主动关怀与接触又使得他能直接聆受指导，不论学业或心身修养上，都日益进步。
中学阶段的高文显学业上全面发展，而文艺才能初露锋芒，尤擅散文与新诗创作。一九三三年高中三年级时，同窗叶肇栋(帆风)
组织“海啸文艺社”，徐君藩(现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原教育系系主任)、陈启肃(戏曲作家)、高文显等十几位参加，经常为厦门等地报纸副刊写稿。该年四月十五日曾摄影纪念。这一批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鉴于国是日非、时局垂危，发抒心声，以小说、诗歌、散文和剧本等文艺形式揭露黑暗统治，抨击社会制度，自费出版《厦门青年作品选集》，“请作家谢冰莹(当时在厦门十三中学执教)
作序。这册子虽不能称为厦门青年的代表佳作，政治观点和写作技巧均不很成熟，但可以看出当时厦门青年追求进步、渴望民主、自由、爱国的强烈时代感”。(14)该选集收入高文显诗作《病》《清醒的梦》两篇转录于下，从中可以看出他少年时代的思想。
病憔悴的心拚出鲜红的血，枯瘠的脸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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