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律指南──印顺法师对《律藏》集成的探究
释清德
一 前言
释尊的成正觉，转*轮，只是“法”的现证与开示。释尊是出家的，说法化导人类，就有随佛出家的；人多了不能没有组织，“依法摄僧”而成立的僧制，不只是有关于身心的修证，主要是团体的制度；这些法制称为“律”，梵语vinaya，音译为“毗尼”、“毗奈耶”。毗尼是依于法而流出的规制，等到僧伽日渐发展，终于形成与法相对的重要部分；结集时，就结集为“法(经)”与“毗奈耶(律)”二部。
“原始佛教”的研究，是探求“根本佛教”，理解“部派佛教”的线索。这首先要对“原始佛教”时代集成的圣典，作一番历史的考察，理解其先后成立的过程。民国六十年印顺法师作《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内容主要在探讨《阿含》与《律藏》的结集次第与义涵。而其动机乃感于近代的佛学研究，特别是在印度佛教、原始佛教方面，由于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多重视巴利语而不重华文。但事实上，现存一切圣典都具部派色彩，而华文圣典富有代表不同部派经律的特色，这要比单一的巴利圣典，更具比较价值；唯有超越部派立场，从种种华文经律与巴利圣典的比较研究中，才能得知“原始圣典”结集的实际情形。
此中，在《律藏》资料的研究上，印公从日本学者平川彰《律藏之研究》中得到许多帮助；但对平川彰虽比较各部广律各种语本，也论到律藏各部份成立的新古，结论大致仍以《巴利律》为较古。印公认为：从原始圣典次第集成现存的各部律，是错综复杂的；有材料内容与结构组织的新古，在材料内容中又有主体与附属部份的新古，还有语文的新古；应从一一部类分别观察，不可一概而论。
笔者认为：印公《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的前半部(有关《律藏》方面)，实为现今教界最佳“研律指南”；但自出版以来，知道的似乎不多。此或因“律”的不受重视，或因本书也不是很好读；故就其内涵次第(圣典结集、戒经、经分别、犍度、比丘尼律与律藏组织)一一整理其要，以利后学。
二圣典的结集
(一)圣典的由来与结集
佛法不只是佛所说的；从佛的三业(身语意)大用而表达出来的佛法，早在结集前就存在的。原始的佛教圣典，是以佛陀的三业德用为本源；以僧伽为中心，统摄七众弟子，推动觉化的救世大业。经弟子的领会，实行，用定形的文句表达出来，经当时大会的审定，确定为佛法，圣典。
“结集”是经大众的共同审定，确定为佛说，佛制的；并将一定的文句，编成部类次第，以便于传诵。此乃因释尊涅槃后，不同地区、不同族姓的出家者，对于广大的法义与律制，为了保持统一的需要。传统佛教传说：佛灭第一夏的王舍城结集时，一切经律都已结集完成。其实，经律是在不断结集中成立的；这可从经律自身去研究得知。
原始结集，法与律是分别结集的；却同样的以“修多罗”(散文)为主体，附以偈颂的“只夜”。经律集成的二大阶段，与传说的二大结集相合。在经部方面，第一结集的长行是“杂阿含”，到第二结集时，已完成“四阿含”。在律部方面，第一结集的长行是“波罗提木叉”(戒经)；偈颂是“随顺行法”(分二部)。 到第二结集，“波罗提木叉”已完成“经分别”；而偈颂部分，已分为三部，倾向于不同事项的类集(犍度部由此而集成)。
原始圣典，是经长期一再结集而成的；这是部派未分以前，为一切部派所公认的。在原始圣典(“四阿含”及“律部”原型)凝定后，仍不断的传诵；于是部派的圣典，呈现组织的，内容的，文句的种种差别。所以“经与律”是经不断结集而完成的，并非如传说那样，最初结集就一切完成了。
(二)圣典的语言
佛教的学派分化，与区域文化有关。不同地方的信徒，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在这区域文化的熏染中，引起学派的分裂。
“巴利语”为铜鍱部圣典的语文，因其三藏保存完整，且为印度古方言之一，故为近代学者所重视；甚至以为是原始圣典的语文。
但考察佛陀对佛法与语言的立场，佛世虽有“佛教用语统一化”的要求，郤为佛所拒，而指示“听各以自己言词诵习佛语”。但铜鍱部学者觉音，郤把“自己言词”解释为“佛陀自己的语言”，进而以其为摩羯陀国的语言，第一结集所用的语言；以加强巴利圣典的教学权威；这实违反佛陀普应无方的平等精神。因从原始佛教口口相传的实情去理解：第一、二结集是佛法的诵出与审定，不是语言的审定传授；故无必要推想佛陀自己所用的语言，第一、二结集使用的语言。且根据近代学者研究，巴利语只是阿育王时代，优禅尼河一带的佛教用语。
三
戒经
(一)戒经的由来与意义
＜戒经＞的主体是“学处”(波罗提木叉)，这是有关僧众的道德轨范，经济准则，团体纪律等；是佛应当时事实需要(或为制止罪恶，或为避世讥嫌)随犯而制的。经持律者依罪犯轻重集成部类，以维护僧伽的清净和合。因采简练的修多罗文体以方便忆持，而被称为“经”。
〈戒经〉的由来，来自布萨说戒。此乃因佛陀时代，印度的一般宗教都有在“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举行布萨集会的习惯；适应这一般的宗教活动，佛教也成立“布萨”制。由律典中知：早期在家出家是共同布萨的，内容即是“偈布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后来布萨制分化了，在佛法开展中的“僧伽布萨”，印公推论其发展可分三阶段：一、初十二年未制学处，是“偈布萨”又称“教授波罗提木叉”。二、有比丘犯不净行，佛开始制立学处并作解说，称“说波罗提木叉”。三、比丘犯重罪而不知发露，佛从此不再说戒，而由比丘们自行和合推一上座宣说，发挥集团约制力量，称“威德波罗提木叉”。
此中演变之因，印公解释说：一、起初，随佛出家的佛弟子，道心都很真切，所以布萨时佛只说“教授波罗提木叉”；这是道德的，策励的，激发比丘们为道的精进，清净身心以趣向解脱。二、后来，有比丘犯不净行，佛开始制立学处并作解说，称“说波罗提木叉”。三、等到佛法广大宏传，出家的愈来愈多，不免有流品杂滥(动机不纯，赖佛以求生活)的情形；于是制立学处，发挥集体的约束力量；此“威德波罗提木叉”是法律的，强制的；以团体的，法律的约束，诱导比丘们以趣向解脱。而这三次第，是佛法开展中，从佛的摄导，演进到僧伽(教团)的领导的自然历程。
在佛指导下“僧伽布萨”具有的深义是：每月二次的布萨说戒，界内者如不参加须“与欲”、“与清净”。布萨前要先处理僧事(有犯依法处理出罪)；诵戒前要三问“是中清净否”，诵戒过程中对每类戒法世都再三问清净；如此不断警策要大众反省发露，才能不受罪过的障碍，出罪清净而向圣道解脱。所以布萨“说波罗提木叉”(说戒)是教育、净化僧众，使成为清净和合的庄严法会；对于个人的修行，僧伽的和合清净，有重大的意义，不只是熟诵就好。
又，毗尼是以种种方法制度，使调伏身语纳于正轨；有法律的特性，运用集体力量发挥平等制裁作用。但印公也提示：运用时一定要出于善意的和平精神，融入了德化、善诱的教育作用；使比丘众乐于为善，不敢为恶。
(二)戒经的内涵组织
〈戒经〉初为五部，但因学处不断增加，后开展为八部：
1“波罗夷”译义为“他胜处”“堕不如”，为最严重罪行；失比丘资格，不共住。
2“僧伽婆尸沙”译义为“僧残”，犯者要受六夜摩那埵的别住处分(褫夺应有权利，期满要在二十清净比丘中举行出罪)。
3“波逸提”译义为“堕”，犯者应向一位清净比丘发露出罪。
4“波罗提提舍尼”译义“对说”，犯者只要对一比丘承认己过。
5“众学法”即有关衣、食、行来出入的威仪法式。
6“尼萨耆波逸提”译义“舍堕”，是指超过水准的资生物品，物应舍、罪应悔。此乃因比丘本过着少欲知足的独立生活，佛法开展中信众越多供养越厚，比丘不免有求精求多现象，而不能不加限制。
7“不定法”是二条与欲事有关的。制立因缘是由“可信优婆夷”举发，所以犯是确定，但罪名未确定；这是前三部戒法成立后，适应特殊情形的补充条款。
8“灭诤法”是处理僧伽四种诤事的七项法规。由于布萨说戒前要先处理诤事，大众清净才进行说戒；因此七项法规被附于＜戒经＞后，传诵久了也成为＜戒经＞的一部分。
(三)戒经的条数
古有“百五十余学处”之说。对此，平川彰及B. C. Law认为：此乃＜戒经＞八法中除去“众学法”。巴宙则认为“众学法”中所立说的一般行仪之作法或说法，与《阿含经》一致，故“众学法”非后世才成立；此点与印顺法师观点相似。但巴宙把“百五十余学处”的“余”，解释为“百五十学处”以外的“众学法”。但印公认为：＜戒经＞初编为五部时已有“众学法”，故“众学法”应在“百五十学处”内；至于五部中的第五“学”法与前四部“学处”的不同，是因在佛法开展中是先有“学”而后有“学处”；“学”是应学的一切，“学处”也还是应学，但为有限的一分戒条。“学”法初无制罪之意，但在律制精神发达后也制立罪名，并通摄四部学处以外的一切罪名；所以各部派＜戒经＞的第五部虽同名“学法”，而违犯的罪名不一(如《僧只律》作“越毗尼”，《十诵律》作“突吉罗”)；此乃由于“学法”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等到部派开始分化，判决的罪名也就不能统一之故。
现存各部派＜戒经＞条数的不一致，主要是“学法”与“波逸提”的不同；此中“波逸提”有二条之差，这主要是各派意解不同引起的开合不一。至于“众学法”，虽在制立学处前早已成为比丘们的威仪法式，但因初无明确条数，故出入最大；而各部派虽各有所重的内涵，但大纲一致(即衣、食、行来出入等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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