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导师的律学思想
作者: 清德法师
序
昭慧序
作为一个对成员的道德要求极高的宗教，佛门的「戒律」，无论是针对僧团所设计的制度，还是针对个人所制订的规范，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学门。此中，尤其是攸关僧团制度与僧尼规范的律籍，部派众多，篇幅庞大，丰富的素材，自然受到研究者的特别重视。
再者，戒律之实践，是僧团和乐清净、僧尼品格端正之必要条件；僧团和乐清净、僧尼品格端正，又是「正法」得以「久住」世间的必要条件。然则僧伽戒律的研究，对佛门中的修行人而言，也就更形重要，因为那已是「实务之学」。
佛陀时代，在家众皈依三宝，依例大都进受五戒以为言行轨范；其后因有僧团之建立，佛又为无缘出家的居士们，制订短期习学出家生活的「八戒斋」法。僧团初创时期，原无成文轨范，比丘们但随佛而学，不觉在耳濡目染之中，端正言行，调整威仪，自然形成一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沙门气质，不但自利(可以进修定慧之学)，而且利他(可以令世人对佛教生起信心与好感)。
律典记载：自佛创立僧团以后，十二年来僧中无事，大致维持着和乐清净的良好道风。十二年后，渐有比丘之言行不轨——或则败坏品德，形成自身修道之障缘；或则贻世讥嫌，形成弘法利生之障缘。于是佛乃「随犯而制」，逐渐形成一整套附带重轻罚则的成文法(波罗提木叉)。其他一向随佛而学的威仪法(原本只是不成文法)，与因应僧团运作之需要而不断扩增的规制(所谓「作持」)，这些原未附带罚则，但等到成文法陆续编出之后，这些威仪法与规制，其中一部分也逐渐化约为成文法，连带编派了较为轻微的罚则。
而女众、儿童出家，也都因应其根机与需求，在比丘毗尼(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的基础上，酌予增减条目与内容。
这些规制，如果无关乎个人德行，有时佛陀会因应实际状况而调整内容(开缘或重制)，有时也会因「边地弘法得配合风土民情」之实务考量，而作重大的改变。总之，它们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但改变也不可能漫无章法，原来制戒也好，重制也好，开缘也好，背后莫不依于「十种利益」。
这「十种利益」，会归到「一大理想」，即是「令正法久住」或「梵行久住」。印顺导师慧眼独具，在律籍之中爬疏出这十大「制戒秘笈」，嘉惠后学良多！笔者称此为「佛门宪法」，并认为：一切规范之制定，都以积极达成此「十种利益」，或消极不抵触此「十种利益」为原则。终佛之世，为使僧团能建立符合「十种利益」的，正确而清净的生活，立法权一直在佛陀手中，至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则佛陀早已下放到僧团会议之中，显然他是既要维持良好的道风，又要培养弟子们独立行使僧团规制的能力。
佛灭之前，在戒律方面对弟子的重大叮咛有二：一、僧团不要有「接班人的迷思」，要依波罗提木叉为师，以建立法治(而非人治)的精神。二、立法权将有限度地下放到僧团之中，只要是无关乎个人德行的「小小戒」(杂碎戒)，不妨因时因地制宜，而作适度的修正。
不料第一次结集大会中，当阿难向大众据实报告佛陀曾有「小小戒可舍」的遗言之后，保守上座而又有教条主义倾向的大会主席摩诃迦叶，竟以「小小戒的衡量标准不易拿捏」为理由，否决了佛陀的遗言，而裁定一切「率由旧章，不得增删」的结论。即便是边地弘法的富楼那赶来，告知佛世对边地弘法的比丘，在部分戒律上已依实际需要而有所开缘时，摩诃迦叶依然置之不理。所以，表面上，他极度奉行佛所制戒，不敢有丝毫变更，实际上，他却是两度以自己的想法，推翻了佛陀的遗教。
此后，教条主义的保守派与实务主义的开明派，一直是并存于佛教之中，无法说服对方，却也无法消灭对方。但由于保守派从一开始就主导着毗尼的结集权与解释权，无法顾全边地佛教的需求，也无法忍受开明派在规范方面务实作风的若干调整，这就埋藏下了第二次结集与部派分裂的种子。
保守上座不但因教条主义而无以因应多方变局，而且许多保守派僧侣，有着浓厚的阶级意识，俨然把比丘尼、年少比丘、沙弥与白衣都当作是「第二等人」。此中白衣由于担负财力上的支持角色，僧侣们也不得不礼让三分；年少比丘与沙弥总有「媳妇熬成婆」之日，也不会永远承受压迫；却唯独比丘尼，如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被套上了那顶「八敬法」，紧箍——即非属「随犯而制」(所以来源可疑)，而且内容与罚则自相矛盾，对女性也极不公道的八顶「不平等条约」，只要比丘们一祭起「八敬法」的紧箍咒，就得痛得抱头满地打滚。
而且比丘尼的这顶紧箍，至死无有出脱之期，所以不似年少比丘与沙弥，还可以捱得到「媳妇熬成婆」，等得到出头天之日！于是，受到男性沙文主义比丘们制度性压迫的比丘尼僧团，很早就绝迹于印度佛教的场域之中。此后在南传与藏传佛教地区，凡有「复兴比丘尼僧团」之倡议，也一概被比丘们以「传承已断」为借口，予以封杀出局。佛陀欲令「梵行久住」而制订戒法，却被掌握着发言权的比丘们量身改装，令世界一半人口不得「梵行久住」，这真是绝大的讽刺！
待到大乘兴起，仰赞佛菩萨的圣德，令人兴起了「有为者亦若是」的奋发之志。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效法伟大的佛菩萨，也应从基础做起。于是，发菩提心，持菩萨戒，成为菩萨行人奉行六波罗蜜的「初阶学习科目」。
起先只依「十善」而为轨范，渐渐地，出现了专门记载「菩萨戒法」的大乘经论。但是，由于出家菩萨多寄身在声闻僧团之中，在家菩萨也以个人为主，终印度大乘佛教之世，始终没有出现一个纯依「菩萨戒法」而成立的「菩萨僧团」。于是，「菩萨戒」之于比丘僧尼，变成是在既有声闻毗尼基础上的个人道德要求，它无法完全取代声闻毗尼「团体共治」的功能。
佛教传到中国之后，诸部广律陆续译出，男女二众也先后建立了僧团。为了实践的需要，戒律的研究变成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中国传统佛教对戒律的研究方式，大都依诸广律版本而作抉择，先作部派认同，然后以所属部派之广律为标准本，分门别类展开解义、注疏的工作：依此研究结论，形成行为依据。
然而，毗尼依古印度之时空背景而制订，古德纵使再以殷重心，意图全盘移植到中国来，都因时空、文化因素丕变，而势必不得不面对着无法「率由旧章」的困境。于是，开明派不免参酌旧制，修订一套「在中国社会行得通」的新制——禅门清规即是在这情况下的历史产物。保守派则呼应摩诃迦叶之论，认为律乃佛制，不宜作任何增删；而行有不得，只能反求诸己，认定是「时丁末法，吾人业障深重」所致。
好在中国文化中一向有「通权达变」的处世哲学！——穷则变，变则通！达到「令正法久住」的效果，当然比斤斤计较「小小戒」来得更形重要。所以保守派在中国，也只能困守一隅，缩为一宗，无法与「临天下，曹半边」的禅门儿孙分庭抗礼。
然而开明要开明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因标准太宽松而形成僧格的低落？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也与时俱移，禅门清规难道就能全盘适用于今之汉传佛教地区吗？还有，中国佛教僧团之中，也已不自觉地承袭了某些来自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封建气息(如歧视女性与宗法世袭的阶级意识)，却与佛陀平等无我的精神有所扞格，这些难道都应概括承受，而奉行于今之汉传佛教僧团之中吗？
还有，中国佛教既名之为「大乘佛教」，当然不会不重视菩萨戒法，但是行诸僧团之中的菩萨戒法，一样是在声闻毗尼基础之上而增益之，无法取声闻毗尼而代之。故受戒登坛，在中国发展出了所谓「三坛大戒」的特殊戒场文化。然则当代志在行菩萨道的僧众，是否可以圆成龙树未竟之志，创立理想的菩萨僧团呢？
面对这些困惑，民初高僧太虚大师已开始寻求答案了。他并以雄心壮志，全盘规划中国佛教「整理僧伽制度」的愿景，试图展开霹雳手段的教制革命与教产革命。
大师的改革精神虽受到历史的肯定，然而在事功上，他是失败了。原因不外乎保守势力反扑，旧习积重难返，改革亦本非易事。除此之外，也与他未能充分理解律制形成之曲折原委及戒律学的关键法理有关。所以他但凭一股充沛的热情与高远的理想，冲锋陷阵，既未能关顾现实因缘，又欠缺对保守派在学理上的说服力，这样的教制改革，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业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印顺导师承太虚大师「入世关怀」之精神，提倡「人间佛教」，并观察现实，回顾历史，展开了多面向的教史、教理与教制之研究，在每一领域里，都可说是成果斐然。蓝吉富教授曾盛赞他是「玄奘以来之所仅见」的大成就者，此点绝非虚誉。
在教制方面，他的成就也是多面向的，从律典的部类与内容，到戒律的法理与条文，他无不细心爬梳原典，挖掘关键性的文字纪录，而提出众多前所未见却又有所依凭的卓越见地。
这些卓越见地，区区短文，当然无法详备，兹举其荦荦大者：
一、他依于「缘起中道」的根本见地，主张「众生平等」，检讨佛教发展史上男女、僧俗、大僧与小众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偏差现象，特别为女众作了篇幅极多、说服力极强的不平之鸣。
二、他直截了当地点出了佛法之思想与制度，都是「世谛流布」，不能脱离「三法则」的事实。这三个检验法则，在戒律方面的提撕有三：㈠、提醒着那些教条主义者，戒律不可能脱离「诸行无常法则」，所以不可能一成不变！㈡提醒着那些宗派儿孙，戒律不可能脱离「诸法无我法则」——所以研修戒律，在主观上不宜独尊己宗；在客观面，也要善观不同时空背景所呈现的不同因缘，以作最切当的对应。㈢、提醒着那些陷于戒禁取见的人：不要忘了「涅槃寂静」的法则，应时时检视自己所自以为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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