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順導師的律學思想
作者: 清德法師
序
昭慧序
作爲一個對成員的道德要求極高的宗教，佛門的「戒律」，無論是針對僧團所設計的製度，還是針對個人所製訂的規範，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學門。此中，尤其是攸關僧團製度與僧尼規範的律籍，部派衆多，篇幅龐大，豐富的素材，自然受到研究者的特別重視。
再者，戒律之實踐，是僧團和樂清淨、僧尼品格端正之必要條件；僧團和樂清淨、僧尼品格端正，又是「正法」得以「久住」世間的必要條件。然則僧伽戒律的研究，對佛門中的修行人而言，也就更形重要，因爲那已是「實務之學」。
佛陀時代，在家衆皈依叁寶，依例大都進受五戒以爲言行軌範；其後因有僧團之建立，佛又爲無緣出家的居士們，製訂短期習學出家生活的「八戒齋」法。僧團初創時期，原無成文軌範，比丘們但隨佛而學，不覺在耳濡目染之中，端正言行，調整威儀，自然形成一種「望之俨然，即之也溫」的沙門氣質，不但自利(可以進修定慧之學)，而且利他(可以令世人對佛教生起信心與好感)。
律典記載：自佛創立僧團以後，十二年來僧中無事，大致維持著和樂清淨的良好道風。十二年後，漸有比丘之言行不軌——或則敗壞品德，形成自身修道之障緣；或則贻世譏嫌，形成弘法利生之障緣。于是佛乃「隨犯而製」，逐漸形成一整套附帶重輕罰則的成文法(波羅提木叉)。其他一向隨佛而學的威儀法(原本只是不成文法)，與因應僧團運作之需要而不斷擴增的規製(所謂「作持」)，這些原未附帶罰則，但等到成文法陸續編出之後，這些威儀法與規製，其中一部分也逐漸化約爲成文法，連帶編派了較爲輕微的罰則。
而女衆、兒童出家，也都因應其根機與需求，在比丘毗尼(成文法與不成文法)的基礎上，酌予增減條目與內容。
這些規製，如果無關乎個人德行，有時佛陀會因應實際狀況而調整內容(開緣或重製)，有時也會因「邊地弘法得配合風土民情」之實務考量，而作重大的改變。總之，它們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但改變也不可能漫無章法，原來製戒也好，重製也好，開緣也好，背後莫不依于「十種利益」。
這「十種利益」，會歸到「一大理想」，即是「令正法久住」或「梵行久住」。印順導師慧眼獨具，在律籍之中爬疏出這十大「製戒秘笈」，嘉惠後學良多！筆者稱此爲「佛門憲法」，並認爲：一切規範之製定，都以積極達成此「十種利益」，或消極不抵觸此「十種利益」爲原則。終佛之世，爲使僧團能建立符合「十種利益」的，正確而清淨的生活，立法權一直在佛陀手中，至于行政權與司法權，則佛陀早已下放到僧團會議之中，顯然他是既要維持良好的道風，又要培養弟子們獨立行使僧團規製的能力。
佛滅之前，在戒律方面對弟子的重大叮咛有二：一、僧團不要有「接班人的迷思」，要依波羅提木叉爲師，以建立法治(而非人治)的精神。二、立法權將有限度地下放到僧團之中，只要是無關乎個人德行的「小小戒」(雜碎戒)，不妨因時因地製宜，而作適度的修正。
不料第一次結集大會中，當阿難向大衆據實報告佛陀曾有「小小戒可舍」的遺言之後，保守上座而又有教條主義傾向的大會主席摩诃迦葉，竟以「小小戒的衡量標准不易拿捏」爲理由，否決了佛陀的遺言，而裁定一切「率由舊章，不得增刪」的結論。即便是邊地弘法的富樓那趕來，告知佛世對邊地弘法的比丘，在部分戒律上已依實際需要而有所開緣時，摩诃迦葉依然置之不理。所以，表面上，他極度奉行佛所製戒，不敢有絲毫變更，實際上，他卻是兩度以自己的想法，推翻了佛陀的遺教。
此後，教條主義的保守派與實務主義的開明派，一直是並存于佛教之中，無法說服對方，卻也無法消滅對方。但由于保守派從一開始就主導著毗尼的結集權與解釋權，無法顧全邊地佛教的需求，也無法忍受開明派在規範方面務實作風的若幹調整，這就埋藏下了第二次結集與部派分裂的種子。
保守上座不但因教條主義而無以因應多方變局，而且許多保守派僧侶，有著濃厚的階級意識，俨然把比丘尼、年少比丘、沙彌與白衣都當作是「第二等人」。此中白衣由于擔負財力上的支持角色，僧侶們也不得不禮讓叁分；年少比丘與沙彌總有「媳婦熬成婆」之日，也不會永遠承受壓迫；卻唯獨比丘尼，如同《西遊記》中的孫悟空，被套上了那頂「八敬法」，緊箍——即非屬「隨犯而製」(所以來源可疑)，而且內容與罰則自相矛盾，對女性也極不公道的八頂「不平等條約」，只要比丘們一祭起「八敬法」的緊箍咒，就得痛得抱頭滿地打滾。
而且比丘尼的這頂緊箍，至死無有出脫之期，所以不似年少比丘與沙彌，還可以捱得到「媳婦熬成婆」，等得到出頭天之日！于是，受到男性沙文主義比丘們製度性壓迫的比丘尼僧團，很早就絕迹于印度佛教的場域之中。此後在南傳與藏傳佛教地區，凡有「複興比丘尼僧團」之倡議，也一概被比丘們以「傳承已斷」爲借口，予以封殺出局。佛陀欲令「梵行久住」而製訂戒法，卻被掌握著發言權的比丘們量身改裝，令世界一半人口不得「梵行久住」，這真是絕大的諷刺！
待到大乘興起，仰贊佛菩薩的聖德，令人興起了「有爲者亦若是」的奮發之志。然而千裏之行，始于足下，要效法偉大的佛菩薩，也應從基礎做起。于是，發菩提心，持菩薩戒，成爲菩薩行人奉行六波羅蜜的「初階學習科目」。
起先只依「十善」而爲軌範，漸漸地，出現了專門記載「菩薩戒法」的大乘經論。但是，由于出家菩薩多寄身在聲聞僧團之中，在家菩薩也以個人爲主，終印度大乘佛教之世，始終沒有出現一個純依「菩薩戒法」而成立的「菩薩僧團」。于是，「菩薩戒」之于比丘僧尼，變成是在既有聲聞毗尼基礎上的個人道德要求，它無法完全取代聲聞毗尼「團體共治」的功能。
佛教傳到中國之後，諸部廣律陸續譯出，男女二衆也先後建立了僧團。爲了實踐的需要，戒律的研究變成刻不容緩的一件大事。中國傳統佛教對戒律的研究方式，大都依諸廣律版本而作抉擇，先作部派認同，然後以所屬部派之廣律爲標准本，分門別類展開解義、注疏的工作：依此研究結論，形成行爲依據。
然而，毗尼依古印度之時空背景而製訂，古德縱使再以殷重心，意圖全盤移植到中國來，都因時空、文化因素丕變，而勢必不得不面對著無法「率由舊章」的困境。于是，開明派不免參酌舊製，修訂一套「在中國社會行得通」的新製——禅門清規即是在這情況下的曆史産物。保守派則呼應摩诃迦葉之論，認爲律乃佛製，不宜作任何增刪；而行有不得，只能反求諸己，認定是「時丁末法，吾人業障深重」所致。
好在中國文化中一向有「通權達變」的處世哲學！——窮則變，變則通！達到「令正法久住」的效果，當然比斤斤計較「小小戒」來得更形重要。所以保守派在中國，也只能困守一隅，縮爲一宗，無法與「臨天下，曹半邊」的禅門兒孫分庭抗禮。
然而開明要開明到什麼程度？會不會因標准太寬松而形成僧格的低落？中國社會的大環境也與時俱移，禅門清規難道就能全盤適用于今之漢傳佛教地區嗎？還有，中國佛教僧團之中，也已不自覺地承襲了某些來自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封建氣息(如歧視女性與宗法世襲的階級意識)，卻與佛陀平等無我的精神有所扞格，這些難道都應概括承受，而奉行于今之漢傳佛教僧團之中嗎？
還有，中國佛教既名之爲「大乘佛教」，當然不會不重視菩薩戒法，但是行諸僧團之中的菩薩戒法，一樣是在聲聞毗尼基礎之上而增益之，無法取聲聞毗尼而代之。故受戒登壇，在中國發展出了所謂「叁壇大戒」的特殊戒場文化。然則當代志在行菩薩道的僧衆，是否可以圓成龍樹未竟之志，創立理想的菩薩僧團呢？
面對這些困惑，民初高僧太虛大師已開始尋求答案了。他並以雄心壯志，全盤規劃中國佛教「整理僧伽製度」的願景，試圖展開霹雳手段的教製革命與教産革命。
大師的改革精神雖受到曆史的肯定，然而在事功上，他是失敗了。原因不外乎保守勢力反撲，舊習積重難返，改革亦本非易事。除此之外，也與他未能充分理解律製形成之曲折原委及戒律學的關鍵法理有關。所以他但憑一股充沛的熱情與高遠的理想，沖鋒陷陣，既未能關顧現實因緣，又欠缺對保守派在學理上的說服力，這樣的教製改革，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業已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印順導師承太虛大師「入世關懷」之精神，提倡「人間佛教」，並觀察現實，回顧曆史，展開了多面向的教史、教理與教製之研究，在每一領域裏，都可說是成果斐然。藍吉富教授曾盛贊他是「玄奘以來之所僅見」的大成就者，此點絕非虛譽。
在教製方面，他的成就也是多面向的，從律典的部類與內容，到戒律的法理與條文，他無不細心爬梳原典，挖掘關鍵性的文字紀錄，而提出衆多前所未見卻又有所依憑的卓越見地。
這些卓越見地，區區短文，當然無法詳備，茲舉其荦荦大者：
一、他依于「緣起中道」的根本見地，主張「衆生平等」，檢討佛教發展史上男女、僧俗、大僧與小衆處于不平等地位的偏差現象，特別爲女衆作了篇幅極多、說服力極強的不平之鳴。
二、他直截了當地點出了佛法之思想與製度，都是「世谛流布」，不能脫離「叁法則」的事實。這叁個檢驗法則，在戒律方面的提撕有叁：㈠、提醒著那些教條主義者，戒律不可能脫離「諸行無常法則」，所以不可能一成不變！㈡提醒著那些宗派兒孫，戒律不可能脫離「諸法無我法則」——所以研修戒律，在主觀上不宜獨尊己宗；在客觀面，也要善觀不同時空背景所呈現的不同因緣，以作最切當的對應。㈢、提醒著那些陷于戒禁取見的人：不要忘了「涅槃寂靜」的法則，應時時檢視自己所自以爲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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