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此见老氏之脉在此也。萧何薨，参入相，壹遵何为之约束。择郡县吏长，木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入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声名，辄斥去之。日夜饮酒不事事。见人有细过，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汉家之治，血脉在此。〔18〕
陆九渊认为，孔孟之学、老庄之道、佛教禅学都经历过自己的兴衰起落。儒家自孟子开始，就不得真传；老庄之道始于周末，盛于汉，迨晋而衰；佛教禅学始于梁代达摩，盛于唐，至今而衰。当今之世，三家都已没落，“有大贤出者，吾道其盛矣乎”。陆九渊也同韩愈、二程、朱熹等人一样，自我承当了复兴儒学的重任。不过，陆九渊心中的儒学，显然不同于韩愈、程朱等人所谓的“道统”之学，因为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家的客观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主张无谓的异端之辨。按照陆九渊所引《庄子·齐物论》“彼是相非”的话，那么，“彼出于是，是亦因彼”，似乎可以推知陆九渊的看法。即佛、道二家的争鸣构成了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外在动力，这个暗含的观点在下文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二、儒佛不相害
按照朱熹的看法，天下只有一个“理”，儒家盛，则佛教衰；佛教盛，则儒家衰，儒佛二家无共存共荣之理。他断定：
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儒、释虽不同，毕竟只是一理。惟其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圣人有两心，则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19〕
朱熹的观点，代表了宋代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和理学家的看法。而陆九渊则不同，他并不认为儒佛两家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有些儒者之所以攻击佛教危害儒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佛教，也对自己的家底不清楚。因为不知己也不知彼，变成了无的放矢，不著要害。陆九渊是这样来界定“三家”的：
大抵学术有说有实，儒者有儒者之说，老氏有老氏之说，释氏有释氏之说，天下之学术众矣，而大门则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说者，本于有是实，后之求是实者，亦必由是说。故凡学者之欲求其实，则必先习其说。既习之，又有得与不得。有得其实者，有徒得其说而不得其实者。说之中，又有深浅，有精粗，有偏全，有纯驳。实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论三家之同异、得失、是非，而相讥于得与不得，说与实，与夫浅深、精粗、偏全、纯驳之间，而不知其为三家之所均有者，则亦非其至者矣。〔20〕
儒、佛、道三教分家来历已久，〔21〕唐代三教鼎立，各有分治，已成客观事实。但自韩愈以来，儒家“道统”说流行，只推崇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将佛、道二家贬为“异端邪说”，不承认其学说的正统地位。不正统，也就意味着不合理，其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如“宋初三先生”、张载、二程、朱熹等人都是此种道统说的支持者和倡导者。陆九渊对此是不赞同的，他首先肯定，天下的学术门类繁多，而从大处着眼则不出儒、老、释三家，即所谓“儒者之说”、“老氏之说”、“释氏之说”。这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儒、佛、道三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无所谓正统与异端之分。陆九渊还认为，在儒、佛、道任何一家中，都可以分为理论(“说”)和实践(“实”)两个方面，要判断其正确与否，必须对其理论和实践都有确切的了解。有的人只知其实而不知其学，又有的人只知其学而不知其实，那是一知半解。即使知其学又知其实，也难免有深浅，有精粗，有偏全，有纯驳，需要仔细辨别，特别要防止一知半解就任意下结论。况且儒、佛、道三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任何一家都非完美无缺，都不是绝对不变的真理，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所谓的三家异同、得失、是非之辨就不是至高之论，不会让人信服。
陆九渊的学生朱季绎批评佛教禅学为异端邪说，危害了儒家的根本，遭到了陆九渊的严厉驳斥：
云：“近日异端邪说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禅家之学，人皆以为不可无者，又以谓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来？自不知己之害，又乌知人之害？包显道常云：“人皆谓禅是不可无者。”今吾友又云害道，两个却好缚做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这闲言语。”〔22〕
朱季绎的看法与二程、朱熹类似。程朱都认为佛教有“内圣”之学无“外王”事业，佛教有形而上的“敬以直内”而无形而下的“义以方外”，结果是有内无外，上下脱离。又认为佛教禅学的形而上之学同儒家的“内圣”之学容易混淆，使不明真相的儒家学者忘了自家的根本。陆九渊批评说，朱季绎“平生恶释老儒仇雠”，便“凑合得元晦说话”，不明真相而听信“闲言”，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既不懂儒学、也不懂佛教。客观地说，儒家和佛教本来都有心性修养的内容，通过长期的影响和融合，儒家的“修心养性”和禅学的“明心见性”在精神境界方面往往存在着相似性和共通性。如果非要严格区分哪是儒家、哪是佛教，井水不犯河水，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程朱的问题正在于此。
陆九渊对儒家学者惑于异端邪说的根源分析说：
近日学者无师法，往往被邪说所惑。异端能惑人，自吾儒败绩，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时，道在天下，愚夫愚妇，亦皆有浑厚气象，是时便使活佛、活老子、庄、列出来，也开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孙，败坏祖父家风。故释老却倒来点检你。如庄子云：“以智治国，国之贼。”惟是陋儒，不能行所无事，故被他如此说。若智者行其无所事，如何是国之贼？今之攻异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点检，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须先须理会了我的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23〕
儒家的信徒能够被佛教迷惑，那不仅是因为佛教学理上的“高明”，也因为儒家自身的根基不固，宋代的儒家学者对此基本上形成共识，欧阳修提出要“修本以胜之”，二程、朱熹都有过较精辟的分析。二程说：“儒者而卒归异教者，只为于己道实无所得，虽曰闻道，终不曾实有之。”〔24〕朱熹则有更具体的说明：
今之学者往往多归异教者，何故？盖为自家这里工夫有欠缺处，奈何这心不下，没理会处。又见自家这里说得来疏略，无个好药方治得他没奈何的心。而禅者之说，则以为有个悟门，一朝入得，则前后际断，说得恁地见成捷快，如何不随他去！此都是他实要心性上理会了如此，不知道自家这里有个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独如今学者，便是程门高弟，看他说那做工夫处，往往不精确。〔25〕
比较陆九渊和朱熹的说法，几乎是所见略同。不过，两家的态度还是不同。陆九渊说儒家受异端所惑，是因为“吾儒败绩”、“陋儒不能行道”，则是气势非凡，说明他并不以儒家的是非为是非，不是韩愈、朱熹式的原教旨主义者。
由于陆九渊不以儒家的是非为标准，也不视佛、道为异端，他才能对诸家学说抱以宽容之心。即使他的学生刘淳叟迷恋参禅，他也无意指责：
刘淳叟参禅，其友周姓者问之曰：“淳叟何故舍吾儒之道而参禅？”淳叟答曰：“譬之于手，释氏是把锄头，儒者是把斧头。所把虽不同，然却皆是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
友答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头处明此手，不愿就把锄头处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谓善对。”〔26〕
其实，无论是儒学还是禅学，其本身很难用某个固定的标准去判断它的是非对错，关键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陆九渊的学生刘淳叟等人讨论说，佛教好比是锄头，儒家好比是斧头，无论锄头还是斧头，都不过人使用的工具，如果要发挥其作用，那得看一个人的手如何去操作。陆九渊对此表示了赞同。
三、公私之辨
张载、二程、朱熹、张栻等人皆严于儒佛之辨，力图在儒家和佛教之间划清界限。而陆九渊不同，“儒释之辨，某平时亦少所论者”。他的理由是，“有相信者，或以语之，亦无所辩难，于我无益；有自立议论与我异者，又多是胜心所持，必欲己说之伸，不能公平求是，与之反覆，只成争辩，此又不可与论。今之僧徒，多担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发胡服，又安能使之髡洁缁，而徒从吾游耶？至于士大夫之好佛者，虽其好佛，亦只为名而已！此又不足与论也。”因为应王顺伯之请，且王氏“不为名，不好胜，凡事皆公心求是”，才觉得有必要讨论。〔27〕
《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载，陆九渊针对王顺伯的“儒释相同论”做了回答，并提出个人的看法：
兄前两与家兄书，大概谓儒释同，其所以相比配者，盖所谓均有之者也。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人有五官，官有其事，于是有是非得失，于是有教有学。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义、曰公。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则知本无生死，本无轮回，本无烦恼。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谓菩萨发心者，亦只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曰利、曰私。惟义惟公，故经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28〕
陆九渊不否认儒佛之间有相同之处，但儒佛之间有相同之处并不表明两家无差别。他认为，儒佛之间的根本差别只有两个字，即公与私，或义与利。将公私等同于义利，来源于孟子〔29〕，不算是陆九渊的发明。但是，陆九渊从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及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极的高度，提出人类必须靠公、义之教化才能生存和发展，从而肯定了儒家基本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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