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相影响，由于禅宗的灵动机趣，不著文字，以及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妙解，渗透于社会各阶层，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使得耽于义理的华严宗难免被逐步禅化，在遭受“安史之乱”和唐武宗灭佛两次惨重的摧折之后，华严宗哲学终于走向终结，其义理融入禅宗。作者于此用力尤深，不仅详细梳理了四祖澄观的观念体系，解析了五祖宗密的禅化华严学，而且探讨了晚唐五代禅宗对华严理论的运用，并进一步思考了宋代禅宗中的华严学，让读者领悟到华严思想潜流对民族精神的建构，作者在学术界首次提出“禅宗中的华严学”这一命题，并系统论述了禅学与华严学的合流经过与基本特征。作者把华严禅化与禅宗中的华严学分开，认为华严宗教理原为一种抽象理论，在禅宗中得到彻底的转型变态，成了一种心理调节理论。

　　此后，作者即开始清理华严学历元明清三代的流变与衰微，完成了华严宗历史的整体叙述。作者指出，在华严学传播的晚期，当众多华严注疏被束之高阁后，华严宗的某些重要思想，如“一即一切”、“事事无碍”等等，不仅浸透到佛学的诸多方面，而且为有识之士用作倡导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理论依据，用作抨击理学独霸的战斗武器。因此，华严学的传播过程，本质上是承受历史考验、鉴别和筛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适应中国封建社会最有生命力的部分越来越明显地突显出来。这是华严教理传播过程中永不衰落的一面。而最能使华严宗学保持活力的，是禅僧结合禅学发展需要对它的创用；最能反映禅宗创造力的，是促使华严某些教理在禅学中的彻底转型。

　　《通史》认为，从华严经学到华严宗学，再到“禅宗中的华严学”，一种域外佛教思潮在中国封建社会被改造、被变革、被创用的历史就终结了。

　　《通史》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勾画了中国华严宗兴起、发展、成熟、展开、衰微的历史轨迹，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命题(华严宗学与经学的差异；禅宗中的华严学等)，填补了学术界有关华严宗通史专题研究的空白，是一部有关华严宗发展的准确“时间地图”。 陶静该书基于文献学的精详考辨与梳理，敢于提出新见，决不妄附成说。如作为该书的开篇，后被作者单独发表的《〈兜沙经〉与华严学的开端》2一文，认为此经既带有从部派佛教脱胎出来的醒目印记，又具有大乘佛教的共同特征。它把对释迦牟尼的崇拜和多佛崇拜结合起来，与般若类经典走着完全不同的思维路线。它以释迦牟尼的“分身说”来论证多佛存在，“分身说”就成为《兜沙经》把释迦崇拜与多佛崇拜结合起来的理论纽带。作者指出了《兜沙经》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重视“十”这个数字，由此经开始，“十”逐渐被赋予多种超出计数范围的宗教象征含义。该书中另一被作者单独发表的内容《东晋南北朝华严学的发展趋向》3一文，指出中国僧俗认识和改造域外传入的华严经学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初步研究华严类单行经，以考校经典和探索义理为主要内容；然后是多途创用“晋译华严”，或运用于宗教仪式，或贯彻修禅实践，或凭之阐发新说，或赖以树立信仰；最后是通过诠释经文，启动了从形象描述的宗教文学向概念分析的宗教哲学的理论转型过程。经过这三个阶段，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佛学中国化的路子，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华严宗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准备了思想资料等等。这些观点，连同其“华严宗学与经学的差异”，“禅宗中的华严学”等命题一起构成了该书极富创新性的思想景观。

　　吕贗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4一书，在第八讲《宗派的兴起及其发展》和《附录·华严宗》中，对华严宗一派作了较为详细的讲说，较早对华严宗的思想来源和理论特色作了梳理考辨，(《附录·华严宗》一文作于1954年7月至8月。)首次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其中关于《华严经》的结集时间和地点，及其主干结构的思考尤为引人注目，作者参照高峰了洲《华严思想史》认为，在印度，华严一类经典是当公元第二世纪中期先流行于南方的，因为经文的重要部分《入法界品》以福城做根据地，并提到了当地的大塔，而福城即是东南印滨海的驮那羯磔迦城，大塔就是阿摩罗跋提塔，从该塔栏柱铭题上看，建于公元130年以后，故各有实地实物可考。作者又认为，《华严经》可能是在西域地方从各小品集为大部，其编撰地点不会离中国太远，或者就在西域的遮拘迦国(新疆境内)，因为译本经文《诸菩萨住处品》曾提到了中国的清凉山(山西五台山)和那罗延窟(山东牢山)。作者指出，《华严经》用《十地经》、《入法界品》和《兜沙经》三类主要思想做骨干，构成了一种体系。

　　作者对华严宗的判教说颇多批判，认为华严诸祖的判教、观行理论大多采用天台、慈恩之说，毫无创意，贤首的“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因袭了天台的五时八教说，而天台的五时八教是从形式与内容两个范畴来划分，十分合理，贤首硬把它们混为一谈，一种分类里用上了两个标准，逻辑上犯了根本错误。本书关于华严的文献与历史梳理较魏道儒《通史》要早几十年，很多观点对魏书亦有相当大的启发，但读者读后终觉缺少实证，令人颇涉疑念。总之，此书有关华严经和华严宗的诸多结论都有待充实和展开。

　　真禅先生著《〈华严经〉与华严宗》5一书，对《华严经》与华严宗的方方面面作了全景式描述。该书共分六章：《华严经》译本；《华严经》注疏；《华严经》基本思想；华严宗传法世系；华严宗基本思想；华严宗的判教与观法。作者是一位虔诚的华严宗弟子，早年曾随华严座主应慈老法师修学华严大教达十六年，后又受十方信众之请多次宣讲“普贤行愿品”、“十地品”，故此本书不特仅为华严经、宗的历史文献梳理，亦复含有作者个人的修行体验。又因作者法脉本属华严一系，故对华严传法世系关注尤切，了解亦十分周详，“华严宗的传法世系”一章历叙了从初祖杜顺直至民国月霞、应慈的法脉，是不可多得的文献，其余各章亦复真实质朴，学理的深透与个人修行体验的深切并见其中。

　　启明先生撰《〈华严经〉及其宗派的成立》6一文，是一篇简史性的文章。该文首先讨论了《华严经》的译介情况。作者根据隋法经所著的《众经目录》卷一、唐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唐法藏的《华严经传记》、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唐圆照所编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以及《大正藏》等文献，编制了一个列表，表明三种《华严》产生的三百八十年间，众多被陆续译介过来的《华严》支流单本经的经名、译者以及与《八十华严》相对应的品目，这些支流别品与大本《华严》相对应的品目主要是净行品、名号品、十地品、十住品、十定品、离世间品、如来寿量品、如来性起品、入法界品等。作者认为，这些支流别品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华严经学的发展，对于华严经学在中国的弘传起着铺垫作用，而且对华严经学在义理研究上也导向上述品目的研究，作者进一步指出：《十地经论》、《十地品》、《十住经》、《菩萨十地经》、《渐备一切智德经》及《十地断经》等有关十地品之译传，为地论宗提供了理论资料。

　　作者对华严经学向华严宗学的演化之路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叙述了晋《六十华严》的翻译及研习热潮、《华严十地经论》译出后的情形以及唐朝华严义学僧人的研习情况，作者特别提到地论学派在解释《华严经·十地品》上有其独到的思维模式：其一，沿用以往“十”数来解经的传统；其二，对三昧禅定现象本体上加以论述，引出体用关系的思路；其三，以“六相(总、别、同、异、成、坏)”来分析十句排比的句式，认为地论学派活用了“六相”概念。按照作者的观点，慧观、玄畅、灵辩、昙无最、慧远等地论师的释经方式，使华严经学走上了中国特征化的理论道路，并延续至唐代华严宗的创立，也为华严宗教理的体系化起着引导作用。

　　在谈到唐朝华严义学僧人的研习情况时，作者指出：以李通玄为代表的纳《易》于华严的思想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其在注经中往往“取像以表法”还是相当可取的，他也曾提出“是故如来取像世间法用表其法”等论说。这也是地论师注释经典的一贯原则；给予各家作注诠释经典提供变革华严理论体系的有利空间，这也是从华严经学到华严宗学演化的道路体现出的独具中国特色化的佛学新理念。

　　在“华严的创宗及传承”这一关目中，作者历叙了中土华严五祖在华严宗创立过程中各自的独特贡献，他们的理论造诣及实践智慧，于华严宗的真正创立者法藏大师着墨尤多。接着，作者详细解释了本宗由《华严经》演绎的主要观行思想，即“法界缘起”、“四法界”、“十玄门”和“六相圆融”观。

　　最后，作者探讨了华严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者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华严宗自创宗以来，就面临天台、三论、唯识、律宗等诸宗和学派的四面围绕，为了确立自身在诸宗派中的地位，必然要博采众长，融合各家思想学说，又得力于大量佛教经典翻译完备之势，使华严宗有了广泛参照的理论依据。而武则天的扶持，更使华严宗得以全方位地发展。在义理方面，华严宗的“圆融无碍”观补救了空有二宗执空执有之偏；禅教合一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当时教下与宗下的门户之见以及宗下内部的门庭之争；宗密的三教合一论启示了往后的宋明理学；此外，华严宗广泛地运用理事、总别、一多等范畴，来揭示本体与现象，现象与现象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精辟地解决了一般与个体，同一和差异，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对以后中国哲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该文虽是简史性的文章，但对华严体系演化路径的勾勒清晰而精要。只有对华严体系的相关文献有细致的梳理、深入的领悟和精到的概括，方能臻此境界。

　　综上所述，笔者描述了有关《…

《五十年来《华严经》研究综述(桑大鹏)》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