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的华严宗四祖澄观一生的行藏及其思想倾向。澄观对华严三祖法藏提出的“四法界”说加以系统整理，不过，澄观自己在观法上偏重理智圆融，更接近于中观之学，与法藏侧重于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有所不同。他批判分析了慧苑的“双重十玄”，恢复了法藏《探玄记》“十玄”的原说。在“禅教一致”、“禅教兼修”方面，澄观比华严宗前三祖走得更远，其思想融合三论、天台、南禅、北禅于一炉，博大精深，圆融无碍。
肖雨先生撰《五台山最早的华严论师灵辨》21一文，该文描述了晋译《华严》诞生后，在北朝的传播和研习状况，详细解析了五台山清凉寺圣僧灵辨的百卷《华严经论》残卷中有关《如来光明觉品》的部分，指出灵辨法师以“十种智力”为纲，五十二个问题为目，细致入微层层深入地论释了《如来光明觉品》的义理，启发了众生学佛的信心。虽然灵辨法师这部巨著较法业的《华严旨归》、玄畅的《华严经释疏》稍晚，但较其未遑曲尽、仅标举大致的《旨归》和不详卷数的《释疏》看来，确是纲举目张、细致入微、卷秩颇大的巨著，是五台山僧人对佛学的一大贡献。
上述四文均属个案研究，虽其各具深度，但毫无疑问，有关华严三圣，华严诸祖，以及历代各大华严注家的研究都有待学人的进一步开掘。
(五)文学研究
刘纲纪先生撰《唐代佛学与王维诗歌》22一文，就华严宗对王维艺术创作的影响作了深入研究。(作者另有《唐代华严宗与美学》(《东方丛刊》1992年第2辑。)一文，笔者手头目前没有此文，据作者转述此文意旨：华严宗是一种很富艺术意味的宗教，它对盛唐美学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唐代佛学诸宗派中，对文艺与美学发生了最为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宗派是华严宗和禅宗，而不仅仅是禅宗。就两者所发生的影响来看，盛唐美学精神主要是受华严宗影响，到了中晚唐，禅宗才上升至主导地位。至宋，禅宗影响又进一步扩大，但与华严宗相联的美学精神却消失于无形了。就唐代而论，应以华严说盛唐，以禅说中晚唐，并注意两者的联系与转变。王维生活于盛唐，但经历了天宝之乱，所以又具有由盛唐转入中唐的特点，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作者指出，从佛学义理来看，对于王维影响最深的，先是华严宗，后是禅宗(南派)。他29岁左右拜长安大荐福寺华严宗禅师道光为师，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后又结交了南禅著名人物神会，受其请而作《能禅师碑》，这是唐代著名文人第一次为南派禅宗的真正创立者慧能写碑。总的而论，王维在佛学义理上，由华严而南禅，两者有前期后期之分，但又是兼容的，这对他的诗歌创造有很大影响。他大量的诗不是以诗说佛理，而是通过对人生、社会、自然的丰富、生动的审美感受的描绘，抒写他对佛理的深刻体验，真正把佛理化为诗境，并找到了与之契合无间的高度艺术的形式，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创造。
作者历叙了皎然、司空图、严羽、王士祯的诗论，指出了他们论王诗时的偏失，没有注意到华严宗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作者认为，佛家精神的超越性在美学上的体现就是绝言绝虑的“空”、“静”之境，而在古今诗人中，王维正是最善于表现这种“空”、“静”境界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对“空且静”的追求是佛学审美境界的重大特色，但主要是与禅宗相联。华严宗虽然也与禅宗一样世界是由“心”所生的空幻的存在，但它强调“空不绝有”，认为世界虽如幻影，但仍然充满着声、光、色、香、味，美丽生动。而王维兼有华严宗和禅宗思想，所以在他的诗中，既有“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石》)这样明显有禅宗冷寂凄清之感的诗句，同时也有更多的诗在“空且静”中仍然显出美丽的色相和蓬勃的生机。这是王维所创造的佛家审美境界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和优点，它说明王维究竟是受过华严宗长期影响的盛唐诗人，不像中晚唐不少表现禅境的诗人那样，一味追求冷寂凄清的意味。其所达到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艺术成就与华严“空海澄波，万象宛然”、“重重无尽，圆融无碍”之境十分相合，是一种既十分真切、又具有高度审美超越性的描绘。作者将哲人的深度与艺术的审美眼光结合于历史真实之中，发掘出《华严经》对唐代文学的潜在影响，表明了一种深刻的洞见，值得人们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
侯传文先生撰《〈华严经〉与中印启悟文学母题》23一文，该文以四十《华严》为工作底本，认为该经所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不同于以抽象和繁琐教条为主的一般佛经，而具有启悟小说的性质。《华严经》作为启悟小说主要具备了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它表现了求道的主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直至悟入佛的圆融妙境，显示了对于道的执著追求；其次它表现了由启而悟的叙述程式。《华严经》中作为序幕的佛陀法会表现了“明道”的形势；文殊说法善财发愿则表现了求道动机和起始形势；文殊教导善财，指引他参访善知识，表现了引导传授的形势；善财经过周游参访之后再度回到文殊身边时，已境界大增，这种转益多师，辗转增胜也是启悟的基本形势；最终善财通过无限慈悲的普贤行愿，进入普贤道场，体验“一身充满一切世界”的法界实相，以悟道形势完成启悟文学的叙述程式；第三，《华严经》塑造了求道者形象。善财作为求道者形象具有鲜明的求道意识、好学精神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他的立愿、行为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这使《华严经》的启悟文学母题得以具体化、形象化、成熟化，作品以求道、悟道为核心，善财求道获得圆满结果的同时，启悟文学诸要素也得到圆满的体现。
作者认为，古代印度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人们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玄想精神和人生探求热情，这为启悟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启悟母题早在印度的两大史诗即《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即有充分表现，而佛教的《本事》、《神通游戏》以及马鸣的《佛所行赞》和《舍利弗传》等更具启悟性质。《华严经》即于此语境中产生，它既继承了佛教文学的传统，又从其他宗教典籍中汲取了营养，因而表现出新的特点。在善财所参访的五十三位善知识中，有佛教的大菩萨，有普通的比丘比丘尼，有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又有世俗的国王、长者、法师、工匠，还有外道婆罗门以及天神、地神、夜神等民间信仰的神灵。这就打破了佛教与外道的界限，从而体现理事无碍、事事圆融的世界观。作者站在大乘佛教立场上，融汇各种信仰，表现了宏通开阔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其二是作品的虚构性。《华严经》无论是整体宏观构思还是具体细节描述都是想象创造的，这种虚构性使它超越了传记文学的局限，成为一部真正的启悟文学作品；其三是以散文为主的长篇叙述方式。该经文体韵散结合而以散文为主，与史诗相比，它的散文叙述显得更自然更富有活力。与一般佛经相比，它以叙事为主而从“说经”中脱离出来，从而为长篇散文叙事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华严经》是印度启悟文学发展的高峰。
作者由此想到了中国的启悟文学，认为我国的启悟文学发展有两条线索，都与佛教有关。其一是僧传文学。如梁慧皎的《高僧传》，宋普济的《五灯会元》等。这些僧传记录了僧人的求道经历，赞扬了他们的求道热情，具有启悟文学的特点，但它们一方面叙述简略，不能展开情节；另一方面没有跳出历史的框子，不能虚构，因此作为启悟文学有其局限性；其二是由讲唱佛经发展起来的通俗说唱文学。唐代盛行的讲经变文及其后出现的宝卷、弹词等所开创的长篇叙事文学形式为中国启悟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僧传文学和通俗说唱文学形式的结合，使中国启悟文学发生了飞跃。其最有代表性的是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经过多次演变，最后经明末吴承恩的创造性加工，完成了举世瞩目的神话小说《西游记》。
作为中国启悟文学的代表作——《西游记》，包含了三重启悟母题：第一重是唐僧取经故事原有的。小说虽然删掉了玄奘生平中的国内游学和国外参访等启悟性质的内容，但增添了观音菩萨不断现身指引等神话情节，因而保持了作品的启悟文学性质；第二重是度化情节所包容的。唐僧的几个徒弟以前都是妖怪，经观音点化，保唐僧取经，历尽磨难，终成正果；第三重体现在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
作者认为，《西游记》与《华严经》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唐僧发愿西天取经与善财童子发菩提心一样表现了求道精神。特别在叙述模式上，取经的八十一难与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在构思、设计、编排、叙述上都有惊人的一致。难与难、参与参之间又有基本相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内容，形成多样的统一。
该文基于深厚的中印文学修养，旁征博引，在文学、史学、人类学等各学科之间跨越自如，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有关中印启悟文学的观点，是从文学视角解读华严的重大创获。该文后被收入其专著《佛经的文学性解读》(《中华书局》2004年版)一书中。
吴言生先生撰《华严帝网印禅心》24一文，认为《华严经》蕴含着深邃灵动的禅悟思维。
以《华严经》作为宗经的华严宗，构建起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无碍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以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圆融境为根本特征。圆融既是华严的至境，也是禅的至境。华严的圆融境对禅诗、禅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禅宗诗歌的理事圆融境、事事无碍、现量直观境。表达圆融境的禅诗彰显出重重无尽、圆融谐和的美感特质。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具体探讨《华严经》、华严宗的禅悟思维对禅诗、禅思的影响，对构建21世纪的中国禅诗研究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此文于此正做了极有价值的探索。
上述三文暗示了对《华严经》进行文学把握的广阔前景，论文本…
《五十年来《华严经》研究综述(桑大鹏)》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