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千佛万佛之祖，则千佛万佛正法眼藏，已被汉月抹杀。更谓五宗各出○……任汝作《五宗原》、《五宗救》，建立五宗，实乃抹杀五宗。[120]
圆悟认为汉月才是真正不识宗旨，妄捏一○，为千佛万佛之祖，才时真正抹杀五宗。关于临济为正宗为首出一说，圆悟也是大为反感。他驳斥说：“五宗各出一面，则当分此○相为五面；既分为五，则临济安得而直下抛出耶？”[121]大概汉月在世时没有对此质问作出回应，以致谭吉弘忍为救师说，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补救：
救曰：五宗各出一面，谓各出○相之一面以接人也……至临济宗，则直下抛出矣。故以临济为正宗，非简徧也。犹曰五宗之长也。辟书谓：五宗各出一面，则当分此○相为五面；既分为五，则临济安得而直下抛出耶？观其意，是以此○相为蠢然一物耳。不知此○相，出百千亿万面而相体不分；百千亿万面而相体不狭，法如是耳……可与言○相之开合矣。知相之开合，可与论诸宗之同异矣。[122]
观汉月对威音王和圆相予以新的功能,重新裁定五家宗旨源头，以及把临济宗提升为五宗之首，是发前人未所发，是汉月的新创，但对于禅宗的发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汉月对它们的论证，大概也只是为了激扬众人对宗旨的信奉，功用主义太强，根据又不足，自是难圆其说，也难怪传统禅僧对此深恶痛绝。
第二，强调宗旨与悟见并存，五家宗旨不仅是学人禅修必参的对象，更是勘验禅者见地的唯一有效标准，扫荡禅门弊病的利刃。师承重在宗旨，有宗旨在，则有禅宗宗脉在。
汉月认为，真正能接引学人的大开悟者，其悟见与宗旨是并存的。他说：
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者，言自悟者，单明心道，若无法曲尽差别智故，不能行也。说理者多通理者少者，言说理者，乃不悟心而伹传法者也。通理者，自心宗旨两得证悟者也。此叮咛，得心必得法而后能行，得法必得心而后实证，二者不可缺一，故当以法潜符密证也。[123]
此中的“法”与“理”即是宗旨。在道上有所见地者，若不通达宗旨，就不能真正行道，更不用说能否接引学人。空谈宗旨者是没有悟见的人，这样也是不行的。唯有“自心宗旨两得证悟”的“通理者”才是真正大彻大悟的宗师。“得心必得法而后能行，得法必得心而后实证”，汉月认为，宗旨与悟见，有则同有，无则同无，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五宗恐其法灭也，显言宗旨以付授。付授已久，因不悟心者，认有法可传，而学法不参心也。故后之悟心豪杰，欲抹杀宗旨，单存悟见也，此心法不同，各偏之弊耳。兹直注佛祖相传之心法，以示心法同传之旨……若必重自悟，而抹杀相传之法，必非悟心之士也。[124]
所以汉月进一步指出：若是单存悟见或单言宗旨，那都是“各偏之弊耳”，只重自悟而抹杀宗旨者，绝不是真正的悟心之宗师。真正的“悟心之士”，必定通达宗旨，而通达宗旨者，必定是有悟见的人。
宗旨与悟见并存之观点，是三峰宗人对宗旨与悟见关系的共同看法。如汉月弟子潭吉弘忍就认为：“未有大悟而不知宗旨者，亦未有不知宗旨而称大悟者”。[125]第三代门人晦山戒显的观点基本上也如此，他说：
夫所谓真禅者，有根本、有纲宗，根本未悟，而遽事纲宗，则多知多解，障塞悟门，必流为提唱之禅而真悟亡矣！根本既悟而拨弃纲宗，则承虚弄影，卤莽成风，必流为一橛之禅而宗旨灭矣！是故未悟之纲宗不必有，既悟之纲宗不可无也。[126]
正是因为三峰宗人如此强调悟见必须与宗旨同存的重要性，所以三峰宗人提倡的宗旨，位置极高，功能甚多。不仅是学人禅修必参必透的对象，禅师接引学人的方便，勘验禅者见地的唯一有效标准，更是扫荡宗门弊病、关系宗门存亡的根本。汉月《语录》说：“若人识得三句，则世出世间诸句无不收尽。欲透三句，必须会取三玄三要，不然不过儱侗真如、颟顸佛性而已”。[127]其《语录·示了素二禅人》也说：“大凡学道人，先须具择法眼。择法眼正则参处得力，参处得力即入处真实，入处真实即用处斩截，用处斩截即情见语言皆无渗漏，无渗漏处转入转湥，越参越透，曲尽五家宗旨……”。[128]三玄三要乃是临济宗的代表性宗旨，汉月认为要参透世间诸句，就要参透临济三句，而要参透临济三句，首先必须参取三玄三要，否则永远都见不到自已真正的本来面目，真正的真如佛性。临济宗人修学要以临济宗旨为对象来参，且要参透，才能透尽世间诸法，彻见本来风光，其它四宗亦是如此。“大凡学道之人”，都得先具“择法眼”，然后“越参越透”，乃至到“曲尽五家宗旨”。在汉月看来，五家宗旨为禅修必参必透的对象，成为所有学道人必经的过程。
汉月在安隐寺提《智证传》时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老僧于安隐凡三赴其请，前两期上堂，已委曲指示五家宗要，未能彻上彻下，禅教相印，以收诸根器。今乃为提觉范禅师《智证传》，凡四十余日，至第三卷，《曹山三堕》章中，叙五家宗旨，各因其悟入，从首至尾，以印定纲宗。盖各家流传密印，务在得人，须透尽其法，然后记为真子。若一丝毫有未尽处，则法见未了，功熏犹在，还是心意识边微细无明，不能真到。[129]
从汉月感叹自已“指示五家宗要”，但“未能彻上彻彻下，禅教相印，以收诸根器”与强调“各家流传密印，务在得人，须透尽其法”，然后才能“记为真子”之语看，汉月相当的重视以宗旨作为接引学人的手段。实际上，把临济之三玄三要、四料简、四照用、四宾主，曹洞之五位，云门之三句，沩仰之圆相，法眼之六相等五家宗旨作为接引学人、勘验禅者的方便，这与临济等五家创立之初，以这些门庭设施作为各自教禅学禅、接引勘验学人的手段，其性质是一致的。但三峰学人把五家纲宗提升为检验禅者见地的唯一有效标准，把它们看作扫荡宗门弊病的利器、关系宗门存亡的根本，却是三峰宗人认识和运用五家宗旨的独到之处。如上面说到的“须透尽其法”，然后才能“记为真子”，“透尽其法”，即是透尽五家宗旨，“真子”即是真参实悟的人，可见汉月衡量真参实悟的最后唯一标准就是看禅人是否透彻了五家宗旨。潭吉对此则说得更明白不过，他说：“证之一字，惟宗旨可以辩验，否则金伦混杂，孰敢孰谁何？”[130]三峰宗人对这个标准可以说是非常严肃的，就是对汉月的师父、潭吉等人的师公，密云圆悟见地的衡量也是一视同仁。由于圆悟自述自已开悟经历时说过，有一天，他在江苏宜兴的铜棺山顶，突然如世尊睹明星一样大悟，顿见“一切有情无情，焕然等现”。而圆悟付汉月临济源流时，汉月曾向圆悟索取三玄三要等临济要旨，圆悟则以“宗旨太密”，拒绝回答，后来汉月又与之书信来往讨论五家宗旨，圆悟均持否定态度，而据自己的“一条白棒”、“一棒到底”即是临济宗旨。所以汉月非常怀疑其师是否真的开悟？按他的标准，是通达宗旨，才可能彻底开悟。相同，彻悟之人必定是通达宗旨的。而授法之师不是拒绝回答宗旨，就是否定宗旨。由此，他无法证明圆悟的悟境，从而怀疑他大概是在铜棺山上看花了眼，才会有“一切有情无情，焕然等现”的景象。同时进一步怀疑到圆悟不以宗旨为基础的“一棒到底”的教学方式也有问题，而认为这种接引学人的方法只不过是“相似野狐涎”的“一橛头硬禅”而已。这种行为在宗法制分明的封建社会中被视为不忠不孝不敬，为“欺师灭祖”，是很正常的事。作为长辈的圆悟自然大为气愤，难以容忍，而作为当时临济正宗的代表人物，徒弟对自己的修证功夫如此的否定和批判，又大大地损害了他的社会威信，所有这些都为师徒之讼埋下祸根。且汉月去世后，潭吉等人又作《五宗救》继其师说，圆悟更是忍无可忍，终于写下《辟妄救略说》对汉月师徒进行一次总的清算也就成为必然。
在《辟妄救略说》中， 圆悟辟之曰：
世尊睹明星大悟，普观一切众生与自无异，故叹曰：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老僧于铜棺山顶，一切情与无情，焕然等现。汉月谤为一个眼花！岂世尊亦一个眼花耶？[131]
谓五宗各出○之一面以接人，则汉月不当诬谤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者为一橛头硬禅，相似野狐涎也。 [132]
今汉月好高逞已，以致慢尊，欺压老僧为一橛头硬禅，更加人我是非，争论不已。老僧要将极粗一棒，整顿汉月到底。[133]
圆悟不同意汉月的五家宗旨说，但圆悟对汉月师徒的怨恨也许更多是源于汉月否定自己的悟见和禅法，源于汉月“好高逞已”，不仅敢“慢”待作为长辈作为“尊”者的自己，而且还竟然敢“欺压”自己，“更加人我是非”，与自己“争论不已”。圆悟非写《辟妄救略说》，对汉月师徒进行总的清算，这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一百多年后，雍正以帝王身份再辟汉月师徒，以王法手段强行取缔三峰宗派，汉月这种“欺师灭祖”的“罪状”也确实成了雍正封杀三峰宗派的主要理由之一。
至于说三峰宗人把五家宗旨看作扫荡宗门弊病的利器、关系宗门存亡的根本观点，在三峰宗人的著作中更是随处可拾。如《五宗原》中：“……故建立其宗以防伪……盖传宗旨者不悟宗旨者也；抹宗旨者不知宗旨者也。兹当操提未破之密印，以擒托伪之奷党，此正今时荷担如来命脉之真子也，岂浮滥者可混入哉？”。[134]说明宗旨可防禅林之“伪”，擒禅林之“奸党”。又如《五宗救》卷九说：“夫五家纲宗，即是俱胝之利刀也。今无论棒喝言诠，真者如角，似者如毛，不以宗旨，焉能尽斩其臂哉！”[135]这是以俱胝断指的典故来比喻五家宗旨可以制止胡棒乱喝的弊病。同书卷五说：“……必欲灭宗旨，是除医矣。况今乱统之病，方炽然于丛林，师家头破额裂而不能禁，对打还拳而不能辨，裨贩…
《明末清初禅门“异端”——关于临济三峰宗的几点研究(修明)》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