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更多的实践功能。又如他对“禅和子”的引导与勘验，主张用“三玄三要”等宗门宗旨来实现，而反对只以棒喝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对于禅门中丛林生活的流弊，禅修人士的“禅病”，宗师接引学人的下劣方式等，更是痛心疾首、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就是对其嗣法之师天童圆悟，也毫不客气地斥之为“一橛硬棒”。[53]
汉月的思想见解，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也遭到不少人的异议，其学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如他“提《智证传》，力阐纲宗”，就遭到“诸方惊疑，谤议竞起”。[54]而且，汉月批判别人，别人也反过来抨击他。首先是汉月的师父密云圆悟对其学说非常不满。汉月与圆悟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在天启四年(1624年)，汉月拒受圆悟源流之际，彼此就产生了不快。展转三年，汉月还是嗣承圆悟门下，但师徒彼此不满是当时公认的事实。不过，双方似乎都刻意掩藏这种矛盾，而是转向学说观点上的争论。这主要体现在“七辟”与“三辟”事件中。据木陈道忞《天童密云禅师年谱》(崇祯)七年(1634年)条：
闻藏公(汉月)犹弗悛，复与书曰：祖师西来，秉教外单传，别行一路。自佛果作《碧岩集》，大慧谓宗门一大变，故特毁其板。后曹洞宗人入少室，无本分为人，而提唱评唱少室，无本分衲僧出者，天下共知之。今吾徒提《智证传》，则临济宗至吾徒又一大变为讲席矣。且教中尚忌所知障为智障。吾徒到处提唱《智证传》，为出入之表，拟临济儿孙而贬剥他人者乎？故老僧去夏与吾徒云；当以本色本分行之在吾徒，信与不信在学者，宁可遵上古之规绳，饿死于林下，不可好热闹而耻辱于先圣云云。时藏公执吝如故，乃因书复刘孝亷中，痛斥其非，故有《辟妄七书》出焉。[55]
潭吉《五宗救》所引圆悟復汉月藏首座书：
(自注云崇祯三年春)老僧去冬患痢，至今犹未绝迹。故益眼昏。适接《语录》及《五宗原》，并不能览，但目原之一字，老僧智识暗短，不若上座远矣。然而第恐不出六祖道成知解宗徒，不得不说破耳。[56]
潭吉就之救曰：
此书出于崇祯三年(见自注)，七辟出于七年，三辟出于九年，而忞公为之序曰：“此驳汉月藏公书也。属藏公掩息之后，而驳之者，盖师顷始见其书也。非世出世间之道，总成一妄语乎？方七辟之传也。吹毛求疵，不遗余力矣。独〈五宗原〉一书，入手五、六年，云今始见，岂理也哉！[57]
从上引文可知，圆悟之《七书》是与汉月及刘孝廉往返争辩的书信，主要是反对汉月提倡《智证传》而作，成于崇祯七年(1634年)。《三书》是反对《五宗原》的，作于崇祯九年(1636年)，此时汉月已去世(1635年逝)。汉月之《五宗原》作于天启五年(1625年)，天启六年(1626年)，使行圆上人将新刻送至密云处，而圆悟说自已因患痢疾没有看此书，直至崇祯三年(1630年)才知道，但当时并不曾阅读，只是看了题目就对汉月的思想提出异议。然后复书提醒汉月说：“目原之一字……第恐不出六祖道知解宗徒，不得不说破耳”。不久，密云又闻汉月提倡《智证传》，恐其禅风为之转变，愈陷愈深，所以连续二年以师父身份(崇祯六年、七年)去书规劝汉月要按照临济“本色本分”行事。圆悟对汉月的学说是非常有意见的。
“三峰学说”除了密云有异议外，在整个佛教界也引起了两极化的看法。如《宗统编年》崇祯二年条有段话说到汉月在佛教界的影响问题：
八月，金粟悟和尚受福建黄檗山万福寺请。九月，归龙池扫祖塔，还展先茔。入邓尉山天寿圣恩禅寺，扫万峰、宝藏两祖塔。嗣法主席汉月藏率大中丞赵士谔、孝廉周永年等请升座。君之士衿，皆斋候于城东之瑞光寺。万众喧闹，街衢巷陌为之不通。乃登塔之绝级，一受瞻礼。过虎邱扫隆祖塔，阖寺办严，而哗逐愈甚。遂不及举七而还。过松陵，舟人不敢维舟近岸，仅于中流受熊明府开元一斋。[58]
同在苏州境内，前者是夹道欢迎，“万众喧阗，街衢巷陌为之不通”。后者则“阖寺办严，而哗逐愈甚。遂不及举七而还”。甚至行舟靠岸都不敢，从虎丘回邓尉，“仅于中流受熊明府开元一斋”。从苏州一地瑞光、虎丘二寺僧俗两极化的反应，可知汉月在佛教界的声誉是极具争议性的。
不仅如此，公开斥其为魔说者也比比皆是。早在尚未嗣法密云前，曹洞宗泰斗湛然圆澄听人说汉月“锻炼学人，有三七日中了毕大事”就“终岁骂詈，数为魔外”。[59]此外，在文人居士中也不乏此说，如与汉月相当亲近，也护持过汉月的士大夫兼居士钱谦益在汉月过世不久就极为苛刻地抨击三峰学说，他说：
自国家多事以来(指明亡)，每谓三峰之禅、西人之教、楚人之诗是世间三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陆沉鱼烂之祸。今不幸言中矣，迩来开堂和尚到处充塞......假借缙绅之宠灵，以招摇簧鼓，士大夫挂名参禅者，无不入其牢笼；此时热喝痛骂，斥为魔民邪师，不少假借，吴越间只老夫一人耳。[60]
汉月自己身边的护法居士尚且如此，整个佛教界对汉月学说的批评与议论也就可想而知了。汉月受到外界的抨击是很激烈的，正如黄梨洲《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中所说；“三峰禅师从而救之，宗旨虽明，箭瘢若粟，师弟之讼，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61]然而，正是由于一批僧俗对三峰风格倾慕不已，一批僧俗不肖其说乃至愤慨其说，在诸多的“异议”中，三峰学说才更显得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其实，汉月学说中被批评的部分，恰恰又正是三峰自成一家的特色之处，这一点，汉月弟子潭吉的评价应当说是最为中肯的，他在《五宗救》中说：
三峰先师者，非徒不能贬也，且昭昭焉若揭日月以耀人之过，取嫉于世也，孰谓不宜，虽然，此三峰之病，亦三峰之志也。[62]
总之，诸方对汉月及三峰学说的“异议”，反而使三峰学说与三峰宗更加独立。同时，外界批判三峰学说，三峰宗必然也要作出回应，特别是通过与密云圆悟的争论，三峰宗旗帜更加鲜明，特色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三峰学说自成一家，三峰宗宗派地位由此进一步巩固。
(二) 三峰宗前二代与“法诤”事件
汉月逝世后，尽管诸方诽谤竞相而起，但三峰门人力护师说，不断扩展三峰一派的势力和影响。三峰宗在其第二代第三代传人的努力下，依然是南方首屈一指的禅宗势力之一，其中不乏丛林领袖和在禅法领域中有特殊见地的禅师出现，而且在徒众的地理分布上也大大地超过了汉月在世的范围。至于说第四代以后，滑坡现象已经非常明显，到了第五代猛然下降，史料记载仅剩下百灵然的法嗣古帆令、巨涛果法嗣玉山琳、异目宗法嗣尧庵治三人，此后就再也找不到三峰宗宗徒了，三峰宗的人才凋零程度可想而知。除了由于三峰宗自身人材凋零，同时随着当时禅宗在明末昙花一现的复兴，后来又转入衰落的大背景，以及当时各宗各派进一步融归净土，净土一宗几乎要吞噬整个佛教，禅宗越来越缺乏自主性的大气候也有关。很难说，这个时候即使雍正皇帝不取缔三峰一派，三峰宗也很有可能自己就会彻底消失，或同化在这个大气候中。因此，对于三峰宗没落的研究，很多人都认为雍正皇帝的打击是最致命一击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一击是否是最致命的一击？或是对三峰宗没落已谈不上多大影响，只是起了顺水推舟，功到渠成的作用？是很值得商榷的。恰好，笔者在这里想叙述一下三峰宗的门徒及其分布情况，在察看三峰一派百年整体情形的同时，也想为研究三峰宗没落和雍正皇帝事佛的同行提供一点小小的参考。
三峰宗第一代，即是创始人汉月法藏，前面已详细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我们来谈谈三峰宗的第二代门徒。三峰宗的第二代法嗣共十四人，即梵伊弘致(？-1628)、一默弘成(1574-1641)、问石弘椉(即乘1585-1645)、在可弘证(即大树1588-1646)、顶目弘彻(1588-1648)、澹予弘垣(1581-1643)、剖石弘壁(1598-1669)、于槃弘鸿(？-1639)、具德弘礼(1600-1667)、退翁弘储(即继起1605-1672)、慧刄弘舌(？-1649)、潭吉弘忍(1599-1638)、硕机弘圣(？-1658)和俗家法嗣刘道贞(即墨僊居士)。这些三峰巨子，在当时佛教界，特别是在江南佛教中都有极大的影响。梵伊弘致是最早跟随汉月的弟子，曾主持过三峰祖庭清凉院。一默弘成曾主海虞三峰清凉、杭州横山兜率。问石弘椉历住浙江镇江焦山、金山、九峰正觉、太平兴国、白门(今南京)天龙、湖北武昌洪山小塔、神山白云诸寺。在可弘证曾主海虞三峰清凉院、无锡华藏祖席。顶目弘彻历任苏州瑞光、海虞三峰、京口金山、苏州穹窿拈华寺住持。澹予弘垣主浙江杭州显宁。剖石弘壁主苏州邓尉、报恩。于槃弘鸿主吴江华严。具德弘礼曾主杭州灵隐、径山、安隐、显宁、云门光孝、杨州天宁。退翁弘储历任苏州灵岩、常州椒山祥符、天台国清、台州兴化、灵石、天宁、虎丘、淮阳龙华、秀州金粟、南岳福严般若等寺。慧刄弘舌曾主湖州双髻、净名、高峰、常州椒山祥符。潭吉弘忍主杭州安隐。硕机弘圣主润州焦山、湖州高峰。刘道贞虽是居士身份，但得法后回家乡四川邛峡，来问法请益者也不少，后死于张献忠之难，有《问道录》行世。从上面三峰宗第二代主持寺院的地理分布看，除洪山小塔寺、神山白云寺在湖北，福严般若寺在湖南，其它诸寺均在浙江和江苏境内。所以三峰宗这一时期，其门徒分布和弘化范围主要是在江浙一带。当然，由于问石弘椉、退翁弘储以及刘道贞的弘法因缘，三峰门徒和禅法在湖北武昌、湖南南岳、四川邛峡一带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像焦山、金山、安隐、…
《明末清初禅门“异端”——关于临济三峰宗的几点研究(修明)》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