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宗人所主持的寺庙，三峰宗人被当时人的品评状况，三峰宗人与天童的法诤情形等等，都可一窥三峰宗的兴盛全貌。当然，自汉月创宗以来，对于三峰一派两极化的认识，在三峰第二代时，世人依然保持这个观点。所以特别是从三峰宗第二代与天童一系的争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三峰宗人力护师说的殷殷苦心和维持本派独立地位的艰难步履。三峰宗的“法诤”问题也体现了明清佛教关于丛林门户价值观念和学说理念的某些侧影。

　　(三) 三峰宗第三代

　　三峰宗发展到第三代，法嗣猛增。除梵伊弘致、一默弘成、澹予弘垣、于槃弘鸿、潭吉弘忍、硕机弘圣的法嗣各一人，慧刄弘舌无嗣外，问石弘椉法嗣五人；在可弘证五人；顶目弘彻八人；剖石弘壁十五人；具德弘礼二十九人；继起弘储最多，法嗣多达八十一位，三峰宗第三代法嗣总数为一百四十一人。[82]地理分布上也进一步延伸，除了江苏、浙江两省依然是三峰宗的主要势力范围，湖南、湖北两省的门徒势力也直线上升。次外，江西、广东、安徽、四川、云南、河北等省也分布不少。[83]这一代，在法嗣人数和弘化范围方面，算得上是三峰宗的黄金时代。

　　在三峰宗历代法嗣中，第三代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那就是“遗民逃禅”问题。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朝臣党争不断，王朝政权的腐朽已从各方面表现出来，而万历末年开始兴起的党社，以反阉党为主线，揭开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大规模斗争；不断进行反抗的农民，也终于爆发了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起义；这时，久居东北的女真人，又乘机带兵入关攻打明朝。一六四四年，明王朝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处境下，正式土崩瓦解。清朝初年，明亡遗民反清情绪普遍高涨，由于不满女真人的统治，一部分明朝士大夫、官僚子弟、甚至宗室成员，干脆削发出家，逃到僧侣队伍中来。茆溪行森曾对顺治帝说：“近三十季来，则世家公子、举监生员，亦多有出家者。浙直素称佛地，觉似不如广东矣。”[84]“遗民逃禅”中著名者如戒显、函可、澹归、药地、檗庵、担当、大错、石涛、八大山人、石溪、渐江等。其中涌入三峰门派者亦不少，特别是当年护持汉月及其门下的仕子多因国难而遁于丛林，或披僧服出家，而多入于三峰法嗣。如仁庵义，即是当年护持汉月的张秀初；原直赋，即是护持过弘储的王弋；檗庵志，即出家前为吴江县令熊开元，是汉月及其弟子的得力护法，明亡后，投弘储剃度出家；大庾韬即吴江赵庾，崇祯癸未进士，也是三峰一系之拥护者，鼎革后随弘储薙发；又如邛在瓠，“宣城沈寿嶶待御之子”，“举鄕进士，因鼎迁，薙染”；轮菴揆，姑苏文文肃相国之子，曾投笔从戎，后出家；晦山戒显，俗名王瀚，字原达，太仓人，崇祯甲申国变后弃诸生为僧。[85]这批仕子，虽然不见得都对佛教义理能进行很深的钻研，但他们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大不同于一般情况进入三峰一系的僧侣。三峰宗第二代此时大多还健在，而且在佛教社会的声望也颇高。所以明末清初三四十年的这个时候，汉月的门下弟子与明末“遗民逃禅”势力相结合，一样几乎垄断整个江南禅宗，三峰宗门还是一股极强大的势力。

　　三峰宗第三代一百多位法嗣中，影响比较大的有豁堂济嵒、吼崖济石、晦山戒显、月函南潜、硕揆志、僧鉴青、檗庵志、谛辉辂、俞昭汾、原直赋、卑牧谦、轮庵揆、山菴林、巨勃恒等。

　　其中晦山戒显，是明未遗民入三峰门庭中最知名的高僧之一。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江苏太仓州志》、《娄东耆旧传》、《江西建昌县志》、《杭州灵隐寺志》、纪荫《宗统编年》、超永《五灯全书》、达珍《正源略集》和《新续高僧传弘礼传》等，都有一些记载，但较零散。戒显是其名，字愿云，别号晦山，又号罢翁，明亡后，从南京宝华山三昧律师剃度，三十五岁又从其受具足戒。生平以晦山知名。晦山在明清的声望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一是以忠义为人所敬，“明社覆亡，晦山即卷书诗画及平日所制举文，至文庙恸哭焚之，并赋诗见志，决心出家”。[86]二是以诗文见长，与吴梅村齐名。徐增《晦山和尚诗文集序》说：“晦山和尚，吴之娄东人。与吴祭酒生同邑，年相若，才名不相上下。午未之间，梅村联捷，廷试擢鼎甲，而和尚之名益著”。[87]三是以戒律精严为世所称，顺治二年(1645年)，三昧律师曾命他校对《梵网经直解》，永为定本。[88]四是以著《禅门锻练说》闻名，《禅门锻练说》仿《孙子兵法》体裁，将内容分为十三篇，是晦山戒显阐述锻练禅众方法，整顿丛林弊病的精心之作。于中体现的丛林价值观念与禅学思想，与汉月三峰学说的宗旨是一致的。特别是晦山对怎样锻练禅众，指导禅修方面的分析和论证，比汉月更加系统化、逻辑化，对后世禅学影响深远。

　　(四) 三峰宗第四代至没落

　　从《五灯全书》、《正源略集》及相关资料看，三峰一派第四代以后就逐渐衰落了。第四代法嗣总数为九十五人，比第三代少了四十多位。[89]第五代法嗣突然降至三人，以后就再也找不到有关三峰门人的记载了。据长谷部幽蹊《明清佛教史研究序说·僧传要目一览》整理的资料看，其门人分布情况，至第四代，虽有法嗣扩展至山东、福建、广西和贵州一带，但在江浙一带的情形就大不如前，不仅在拥有寺院的数量上大大减少，而且前两代三峰门人所主持的名山大寺，此时已所剩不多了。[90]因为关于三峰宗第四代以后的资料非常笼统，他们在当时的实际影响力现在我们很难作一个全面的把握，但通过他们的法嗣人数、分布的地理范围和主持寺院的情况，还是可以大致地看到三峰一派的兴衰趋势。依上面两部古资料和长谷部幽蹊的研究成果考察，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从第四代开始，三峰一系尽管在法嗣数目上还是一个庞大的团体，但寻该系拥有的寺院看，其历来以江浙一带为势力基地的情形已基本瓦解。除在江西的传播有上升趋势外，在湖南、湖北的势力都远不如前。在法嗣中，除雨山思先后主持过维扬天宁、庐山镜湖、延会庆云、龙舒白云、白皋大觉、在峰清凉，影响比较大；湘雨纪阴著禅宗编年史《宗统编年》，此书从治史态度到治史方法到书中内容都有极大价值，对后人研究明清禅宗，乃至明清佛教史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外，其它法嗣基本上影响不大。

　　至于第五代，据《正源略集》记载，总共三人。《正源略集》的编者宝林达珍，生卒年是一七三七年至一七九○年，[91]雍正取缔三峰宗是一七三三年。[92]也就是说，宝林达珍是生活在三峰宗被取缔之后的人物，而且距离三峰宗消失不过几十年时间，要收集三峰宗资料并不是很难的事，所以作为僧史，达珍之《正源略集》对于三峰门人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如实而可靠的。问题是，对于三峰宗人物的收录工作，达珍何以只做到第五代？查三峰门人之生卒年，据现有的资料最迟能查到第四代法嗣揆庵空的生卒年，为一六二三年至一六八九年。揆庵空是三峰宗第四代法嗣，逝世于一六八九年，那么我们按二十年为一代算，第五代的生活年代大概是在一七一○年左右，也有可能延伸到一七三三年雍正打击三峰宗的时候。[93]按以上时间推算限度的正常情况，此时的三峰宗，应该有第六代乃至第七代出现，最少也应该有第六代法嗣出现。那达珍的收录工作何以只做到第五代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大问题。一七三三年，雍正因阅览密云圆悟著作，看到密云辟汉月之语，遂对三峰一系生起反感。据其“上谕”，雍正不仅认为汉月对法嗣和师父的态度，是大逆不道，其禅法是“魔法”，汉月是“魔藏”，汉月子孙是“魔子魔孙”，而且还通过帝王特权，以各种方式打击并取缔三峰一派，“上谕”中雍正说道：

　　当日魔藏取悦士大夫为这保护，使师徒竞相逐块，遂引为种类，其徒至今散布人间不少。宗门衰坏，职此之由，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著将藏内所有藏(汉月法藏)忍(谭吉弘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板毁，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另将《五宗救》一书，逐条驳正，刻入藏内，使后世具正知见者，知其魔异，不起他疑。天童密云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众，著直省督抚详细查明，尽削去支派，永不许复入祖庭。果能于他方参学，得正知见，别嗣他宗，方许秉拂。谕到之日，天下祖庭系法藏子孙开堂者，即撤其钟板，不许说法，地方官即择天童下别支承接方丈。[94]

　　可见，雍正对三峰宗的打击是相当严厉的。这时候，三峰宗第五代有可能存在，在世俗政权的干预下，三峰宗最终彻底消失，但也不能否定三峰宗第五代在一七一○年左右就死亡，而又没有第六代法嗣继承，三峰宗在雍正的打击前就已经自我消失了。三峰宗在一七三三年受雍正皇权直接打击后没落也好，还是在一七三三年前就没落也好，距汉月创立宗派都大约只有一百来年的时间。问题是，这明末清初盛行一时，几乎要垄断整个江南禅宗的三峰宗派，何以只住世一百来年就没落了呢？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很多人都认为雍正皇帝利用行政特别手段毁灭性的打击是三峰宗灭亡最关键的原因。真的是三峰宗灭亡最关键的原因吗？且看达珍之《正源略集》，对三峰法嗣最后记载是第五代，人数仅仅为三人，[95]相对《五灯全书》，我们不排除达珍的记载有过于简略的缺点。但从前面有关三峰宗衰落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最后几代三峰法嗣应该多不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三峰宗到了第五代已经衰微到了苟延残喘、奄奄一息的极致状态。加上上面分析它没有第六代法嗣出现的疑问，我们更不得不怀疑，三峰宗在一七三三年之前就是否自我没落了呢？而且，一个宗派的屹立，门人的多少，并不是绝对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这个宗派是否有一些对佛教界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出…

《明末清初禅门“异端”——关于临济三峰宗的几点研究(修明)》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