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每一上座，辄易一衣，阐前经论各二十余遍。二十五载，流润不绝。
由此不仅可知法朗于《般若经》及“四论”之精湛造诣，而且也可见其弘法之勤、法席之盛与影响之广。由僧朗携之南来的摄山三论之学，实至于兴皇法朗之时，才真正在佛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畅行于江南，而严重打击了极盛于当时的《成实论》之学说，从而不仅发展了般若性空之学，同时也为天台宗之学说在金陵的初期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理论氛围与社会心理条件。而此同时，摄山义学诸僧，从僧朗以来，并非特专于义学而已，且亦兼习禅定；这一作风，显然已有兼摄南北学风之实践意味，同样也为智顗定慧双修、止观双运之学说的倡导准备了前提，使其更易于为时人所接受。因此，论天台宗与摄山三论学系之关系，首先应须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三论学之在江东的盛行，实际上已然转变了当时的义学风尚，般若三论之学已逐渐取代了《涅槃》、《成实》之学而成为佛学讨论的兴趣中心，而其兼摄定慧的实践方法，亦与智顗之所倡相契合，这些都为同样尊重《般若经》及《大智度论》、《中论》等的智顗学说在江东的广泛传播创造了非常良好的条件。因此也可以说，三论之学的盛行实为智顗学说的流行扫清了道路，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导天台宗之先路。诚如汤用彤先生云：
在智顗之时，摄山一脉，与天台尤有关系。夫天台观行，本尊《大品》。摄山一系，亦主定慧兼运。宜其理味相契，多有关涉。而且山门宗义，梁陈大盛于江南，成一时风气。其后智者大师，先在扬州，后至荆州。荆、扬乃当时三论宗人势力最盛之地。则天台一宗，盛于南方，实有三论诸师之先容。吾人若论南齐至隋江东佛学之变迁，则首为摄山夺《成实》之席，次为天台继三论之踪。前者为义学之争执，后者因定学而契合也。
从学说系统的传承关系来看，三论宗与天台宗均有一个由北向南发展并最终成熟圆满的过程。南北朝时期佛学风气之异，大抵为北方重禅定而南方重义学，自道宣以来，历代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摄山三论诸僧既自北而南，从而将北方的修禅方法带到南方，而又兼摄义理之学，由此而主定慧兼修，其实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天台宗的传承关系及其思想渊源亦均来自于北方，因此其修禅方法与三论宗人有所契合，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天台宗之倡导定慧兼修，并非始自智顗，而是立自慧思，甚至可追溯到慧文。慧思本为北地禅师，其毕生崇信《法华》而又广弘《大品般若》，其力主由定发慧、止观双运，实为其自身经磨历劫中的独特体悟。因此，虽三论诸僧与天台宗人共主定慧双修，其间并不必然地存在着天台宗人接受了三论诸师之影响的问题，反之亦然；故汤用彤先生称之为“契合”，实为的评！然近读杨永泉著《三论宗源流考》，其中却一再强调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学术界谓定慧并修者，一般只讲天台宗一系，即把智顗提倡止观并重、定慧不可偏废的标准作为中国佛教定慧并修的开端，而忽略了金陵摄山(栖霞寺)三论学僧先于天台宗门，是最早倡导定慧并举的这一历史事实。”“慧思在江南体验“因定发慧”或主张“定慧双开”，仅仅是对摄山一系学说的一种继承，谈不上“开了定慧并重的先路”。”智顗“重弹止观并重，亦是对摄山僧诠“山门宗义”于理论上的继承与发挥。” 如上文所说，摄山诸僧的确是主张定慧兼修的，而且僧朗之南下金陵，盖在齐梁之际，在时间上确亦较慧思为早。但杨著却也忽视了这样几点基本的历史事实：
1．杨著谓“慧思为南岳人，初在北朝”，其实并不恰当。慧思并不是南岳人，而是武津人。他原本就在北朝，只是由于他的禅观与北地流行的观点不同，屡受磨难，才由北不断南下，至陈光大二年(568)始入居于南岳。
2．慧思之体验“因定发慧”，并不是在江南，而是仍旧在北地。依道宣《续高僧传·慧思传》的记载，慧思本为梵行清慎的禅师，受具之后，曾一度师事禅师慧文，其师事慧文的时间，当在三十四岁即武定六年(548)之前。慧思在慧文处，“昼夜摄心，理事筹度”，即已行禅慧兼举之事，虽其初无所得，然终致“反见心源”、“心性清净”，而自悟“法华三昧”，故道宣称其“便自通彻，不由他悟”。法华三昧，显由慧思自行定慧兼举之法而得，“后往鉴、最等师述己所证，皆蒙随喜”，遂愈自信不疑，“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扬引喻，用摄自他。众杂精粗，是非由起。”此明证慧思还在北朝之时，即已广为宣扬定慧兼举的修行方法，并因与北地禅风有异，是非由起，遭罹多艰。这也正是慧思由北不断南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同时也表明，慧思之倡导定慧双修，还远在他入光州开岳寺(天保五年，554)之前，更远在他至金陵瓦官寺之前。因此在学说传统上，慧思之倡导定慧双运与金陵摄山诸僧之提倡定慧双修，并无必然的联系。
3．慧思于光大二年(568)入居衡岳之后，尝往金陵瓦官寺。道宣记云：“尝往瓦官，遇雨不湿，履泥不污。僧正慧暠与诸学徒，相逢于路，曰：此神异人，如何至此！举朝属目，道俗倾仰。”也即是说，慧思至金陵之时，在佛学上已有精湛造诣，定慧双开的修行方法在他那里已臻深境，并因此而在金陵的佛教界产生巨大影响，以至于他归衡岳以后，“陈主每年三信参劳，供填众积，荣盛莫加。”此同样可证慧思之倡导定慧双开，不可能是由于在金陵接受了摄山诸僧之影响的结果。
4．智顗师事慧思，乃在陈文帝天嘉元年(560)，时智顗二十三岁，而慧思则在光州大苏山。见慧思之前，智顗对其已然“遥餐风德，如饥渴矣”。既见慧思，思即“为说四安乐行”，而智顗则“受业心观”。这些记载再次表明，慧思之倡导定慧双修，至迟也不得迟于天保六年(555)入居大苏山之时；而智顗后来之“重弹止观并重”，则首先是对慧思之佛学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对“摄山僧诠“山门宗义”于理论上的继承与发挥”。事实上，智顗于慧思处即已开悟“法华三昧”，又常代思宣讲《大品般若》及《法华》，称为“说法人中最为第一”，故光大二年思入衡岳，智顗则禀师命而南下金陵，居瓦官寺，“创宏禅法”。是明证智顗于瓦官初说《大智度论》及《次第禅门》，宣讲定慧双开之止观法门，实出慧思之授受，而与摄山无涉。杨著之说，实不免张冠李戴之嫌，纯为臆度。
5．向来学界似乎并未说慧思“开了定、慧并重的先路”，即摄山诸僧先于慧思而倡导此说，也同样不算是开了定慧并重的先路，因为佛门所谓“定慧双修，止观并重”，原为旧说，并非新论。而思、顗之功，实在于重唱斯说，而有惩于南北学风坠失一偏之弊，故灌顶有云：“昔浮头、玄高，双弘定慧，厥后沉丧，单轮只翼而已。逮南岳挺振，至斯为盛者也。” 虽灌顶也未将“双弘定慧”归功于慧思之首唱，而只谓此说“至斯为盛”而已，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正因定慧双修原为旧说，而天台及三论之学说传统又皆源于北地，乃至双方皆共尊《大品》、《释论》等，因此实在也就不妨其学说之某些方面的殊途同归，汤用彤先生谓“宜其理味相契”，岂非有见于此乎！学术研究原须尊重历史事实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妄分门户，尤不可取。杨著所谓学术界向来忽略了摄山三论学僧倡导定慧并举这一历史事实，其实并无根据，至少汤用彤先生在其关于南北朝佛学的经典性研究之中，早已指明了“摄山一系亦主定慧兼运”。
6．古今学者多将定慧兼运的重新倡导归为天台一系的特色之一，并进而论其对统一南北学风所作出的卓越努力，从历史的基本事实来看，这一观点并无过失。原因是：第一，所谓定慧兼运，原是禅法，无论是慧思还是智顗，在当时均以禅法著名，智顗禀师命而南下金陵，其目的也在为“创宏禅法”。摄山诸僧虽亦主定慧兼运，然其成就主要在义学。道宣《续僧传》将慧思、智顗之传归入“习禅”，而将摄山诸僧及吉藏之传归入“义解”，即至少表明了道宣心目中其各自的不同佛学成就。由文献的历史记载来看，慧思、智顗以禅师的身份而倡导定慧兼运之禅法，其在当时所造成的影响确乎远较摄山诸僧为巨大。故道宣不仅在《慧思传》中谓“(慧)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风，罕不承绪”，而且在“习禅篇”《总论》中又云：“(慧)思实深解玄微，行德难测。”“当朝智顗，亦时禅望，锋辩所指，靡不倒戈。”“如斯习定，非智不禅，则衡岭(谓慧思)、台崖(谓智顗)扇其风也。” 道宣去其时未远，且本为佛教中人而又不属于台宗，其一再肯定思、顗倡导定慧兼举之风并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应是历史事实的体现，未可轻加否定。第二，摄山诸僧虽亦主定慧兼运，但就其后续的发展来看，比如在三论宗的实际创建人吉藏那里，定慧兼运并未作为其学说系统中的有机构成而获得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与发展，因此定慧兼运也就并未体现为三论宗区别于其他学(宗)派的一种特色。而在天台宗那里，经过智顗的发展，定慧兼运不仅为其禅法实践上的一种根本方法，而且经过了系统的理论化而被整合为其全部学说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若抽去其定慧兼修之禅法，则其止观学说理无由建立。正以此故，向来言天台者必首及其定慧兼运之说。由此可明将南北朝末期定慧兼运之实践方法的流行归于天台一系的提倡，就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并无过失；由此也可明摄山诸僧与思、顗均主定慧兼运，是其所同；然其影响有异，在禅法上所臻成就有异，在其各自的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有异，则是其同中之异也。
上来所说六点，非出于好辩之心，实事实理难违，其中有不得不然者。然考详史料，三论诸僧与慧思、智顗等的确有过交往，则其学说间存在相互影响，盖在情理之中，但谓…
《天台宗与三论宗之关系及其义学同异(董平)》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