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与三论宗之关系及其义学同异
编辑：董平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本文以研究并探讨天台宗与三论宗的历史关系及其在义学上之同异为基本任务。作为宗派的天台与三论，其成立的时间乃基本同时，二宗之间不仅有过种种交往的历史事实，而且在理论上既有某种共同的渊源，在义学上也共以“中道”为归，然其同中毕竟有异，未可无别而相互混滥。本文在以历史典籍为依据而论述其相互关系的同时，对其义学上的同异也作了分析；同时，对新出的论著《三论宗源流考》中的有关论点，提出了商榷意见。
董平，男，1959年出生，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在职博士生。
智顗在其佛学思想体系的整体建构之中，乃总以《法华经》为宗骨，故《法华经》“会三归一”之旨，在智顗那里实不仅仅体现为其教判上的某种根本主张，而且也体现为其佛学研究上的某种贯彻始终的根本方法论。然所谓“会三归一”，无论是在《法华经》还是在天台宗，这一倡导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导向“为令一切众生开佛知见”之旨的一条权便之途，故会三乘而统归于一佛乘，毕竟以一切众生所本具佛之知见的终极开显为旨归。作为一种方法论，“会三归一”本身便是一种圆融的“中道观”，在智顗那里，它即体现为对于不同佛教思想体系之理论成素的兼融与涵摄，并在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一根本义旨的基础上将诸家之说熔铸为一种既新颖而又和谐的佛学思想系统，从而翻出新意，终致为魏晋南北朝以来数百年的中国佛学别开生面。正由于贯彻了这样一种兼融众说而导流归源的中道精神，智顗之佛学遂少有门户之见而展示出阔大的学术胸襟与气度。即空即假即中之中道实相的阐释，实际上即体现了对于空、有二宗之学说的统会；而修行方法上的止观并行、定慧双运，则沉潜与高明并举，积渐与顿达相兼，不仅是南北地之不同学风的统会归一，也是对于南北朝与不同义学相关的修习方法的兼摄涵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由智顗所完成的天台佛学系统之整体建构，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在汉地流行的诸大乘义学之统摄和会的结晶。在经义的具体阐释上，智顗并不固守一家之说，而强调在开佛知见这一根本义旨之下对于不同义学的兼摄融会，依理而不依人，依义而不依文，即便经论无明文，亦可随情而立名，作义以通之。“无文立名，作义以通经教”，正为智顗诠释经义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古来诸师讲说，何必尽有经论明文！”“但使义符经论，无文何足致疑！”故可“随情所立，助扬佛化”。这种不拘泥于经论之固有成说的诠释方法，实为天台佛学之所以能翻出新义而卓然别树一帜的一种根本原因。而此同时，其所谓随情作义者，亦不仅拘局于佛学内部之不同义学，而同时也包含了中国本土之宗教与世俗文化中某些理论要素的熔铸。因此之故，智顗之天台佛学，实质上并非印度原有佛教之某种理论形态的单纯承继，而是在统摄融会大乘诸义学乃至于中国儒道诸说之基础上的一次创新。 这一创新，实质上突破了大乘佛学内部之不同学派的界限，亦超出了南北朝以来绵历不断的佛道优劣的争讼，佛教所固有异域色彩被显然淡化，更契合于中国固有人文精神的文化理念则获得凸现，由此而开辟出了中国佛教义学的新境界。而以中国文化之本质精神渗入、熔铸乃至改造印度佛学之固有的义学结构及其观念形态，使其更契合于中国的人文精神、文化理念以及民众之生活的现实情态与方式，则代表了此后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方向。缘此种种，就天台佛学理论的内部构成而论，乃与成立于稍后的三论宗以及充分成熟、发展于唐代的华严宗、禅宗等，均有义理上的相互关联。
论天台宗与其他诸宗派之关系，必首及于三论宗，这不仅因三论宗之成立几乎与天台宗相同时，而且也因天台与三论在义学上的关系最为密切。二宗皆推原其说而归于印度之龙树，又皆以中道实相为其学说之最终归结；天台宗主《法华》而兼摄般若诸论，以证成其说，三论则专弘般若而又崇尚《法华》。天台与三论皆渊源有自，虽互有影响而又各自成体系，盛传于当时，为佛教之“显学”。然其立义，毕竟各有轸域，虽共以中道实相为归，实亦各有其不可相互混滥的独立涵义。
三论宗的实际创建人吉藏(549——623)，俗姓安氏，本安息国人，其祖世为避仇家，移居南海，又徙金陵，吉藏即出生于金陵，故道宣《续僧传》谓其“貌像西梵，言实东华”。吉藏七岁投兴皇寺法朗(507——581)出家，天真颖悟，皆能妙达玄旨。至年十九，开始为寺内听众复述经义，“精辩锋游，酬接时彦，绰有余美，进誉扬邑，有光学众。”及隋定百越，吉藏乃东游会稽(今浙江绍兴)，止秦望山嘉祥寺，达十五年之久，“志在传灯，*轮相继”，来学问道者千余，以至于“禹穴成市”， 故后世又称之为嘉祥大师。
吉藏之学，受之于兴皇法朗，而法朗之学，则出于僧诠。诠居金陵摄山止观寺，学宗般若，而以中观为归，名动当世，时人称为“山中师”、“止观诠”。道宣《续僧传》卷7《慧布传》云：“摄山止观寺僧诠法师，大乘海岳，声誉远闻。”同卷《慧勇传》：“于时摄山诠尚，直辔一乘，横行出世。”僧诠门下有四僧最为著名，即法朗、智辩、慧勇、慧布，当时号为“四句朗，领悟辩，文章勇，得意布”，僧诠与之处，虽居师位，而“忘以年期，义兼师友”，故谓之“诠公四友”。僧诠之学，“玄旨所明，惟存中观”，尝以为“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辄有开示。” 正由于僧诠及“诠公四友”的竭力提倡，共戮力于三论之学的复兴，遂使摄山成为南方三论学的中心地。
僧诠所传三论之学，在渊源上乃来自于鸠摩罗什之般若学，即所谓“关河旧说”。僧诠之师为僧朗，受学于法度(437——500)。慧皎《高僧传》卷8《法度传》称僧朗“本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然据《高僧传·法度传》，法度虽尝“游学北土，备宗众经”，但“专以苦节成务”，传亦未及其擅于三论，则法度之专于苦修而并不注重义学之作风，乃可以想见，然则僧朗的三论之学，乃当别有授受，而非得自法度。吉藏《大乘玄论》卷1云：“摄山高丽(僧)朗大师，本是辽东城人，从北土远习罗什师义，来入南土，住钟山草堂寺，值隐士周颙，周颙因就师学。”而日本僧人安澄《中论疏记》卷1云：“高丽国辽东大朗法师，远去敦煌郡昙庆师所，受学三论。齐末梁始，来入摄岭山也。” 虽吉藏仅谓僧朗“从北土远习罗什师义”，未指明其师从何人，而安澄之所谓昙庆者，也未知为何许人，然据吉藏及安澄的记载，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僧朗实为中国三论学之传承史上的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他远承鸠摩罗什的三论学说，并于齐梁之际将罗什的“关河旧义”带到南方，从而实际开启了三论学的摄山系统。故汤用彤先生云：“齐梁二代，《般若》三论，亦有学者。然善者既少，仍不广行。此学之行，端赖摄山诸僧。摄山僧朗，始以《三论》命家。传其学于僧诠。僧诠传之兴皇法朗。兴皇法朗，在陈时大为时所重。弟子众多，其中隋之吉藏，遂使《三论》之学，重振于华夏。”
僧朗所传，非独《三论》，亦兼《华严》，然其隐居摄山数十年，足迹未至京邑，虽为时人所重，影响却并未普遍。汤用彤先生也有论云：“僧朗虽一身有关于三论、《华严》二学之兴隆，然仍仅驰名山原，未履京邑。其时在都城为时所最重者，仍属他宗。如开善智藏善《涅槃》而亦《成实论》之大家也。” 僧朗之弟子僧诠，初亦有僧朗之风，遁迹幽林，誓不涉言，而乐于禅悦。及法朗、智辩、慧勇、慧布来学，始为开演三论之义。《续僧传·法朗传》云：
初，摄山僧诠受业朗公(法朗)，玄旨所明，惟存中观，自非心会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顿迹幽林，禅味相得。及后四公往赴，三业资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为敷演。……及(僧)诠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禀神略。(慧)勇居禅众，(智)辩住长干，(法)朗在兴皇，(慧)布仍摄领(岭)。禅门宏敞，慧声遐讨，皆莫高于(法)朗焉。然(智)辩公胜业清明，定慧两举，故其讲唱，兼存禅众，抑亦诠公之笃厉也。然其义体，时与(法)朗违，故使兴皇座中排斥中假之诮。
道宣的这一记载，可略明三事：①僧朗虽以三论命家，然亦兼弘禅法，此盖与其师法度之“专以苦节成务”有关。故至僧诠及“诠公四友”，仍以禅味相得，而亦唱“定慧两举”。若号称“得意”之慧布，既“洞达清玄，妙知论旨”，以至于“谈论之际，每有客问，必待布而为答”，同时也“常乐坐禅，远离嚣扰，誓不讲说，护持为务”。②及僧诠去世之后，“诠公四友”始得“放言”其所学，并居京邑诸寺，而三论之学始得出山林而入于都城。僧诠及其门下，在义学上与当时盛行的《成实论》的学说多所龃龉，而法朗、智辩、慧勇之入于京邑，盛传三论，其影响所被，始扫《成实》之风。③“四友”之学虽共出于僧诠，然其所学，各有专擅，其于三论义旨之理解，盖亦各有不同。
法朗传僧诠之学，于“四友”中盖最称精湛，故道宣谓“禅门宏敞，慧声遐讨，皆莫高于朗焉。”而《法朗传》又云：
(朗)乃于此山(指摄山)止观寺僧诠法师餐受《智度》、《中》、《百》、《十二门》论，并《华严》、《大品》等经，于即弥纶藏部，探赜幽微，义吐精新，词含华冠，专门强学，课笃形心，可谓师逸功倍，于斯为证。……住兴皇寺，镇讲相续，所以《华严》、《大品》、《四论》文言，往哲所未谈，后进所损略，朗皆指摘义理，微发词致，故能言气挺畅，清穆易晓。常众千余，福慧弥广，所以听侣云会，挥汗屈膝，法衣千领，积散恒结。…
《天台宗与三论宗之关系及其义学同异(董平)》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