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佛教观

　　编辑：李明友

　　来源：南普陀在线

　　内容提要：本文以二十年代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为背景，论述了太虚大师有关宗教、佛学与文化的关系，中国佛学的特色及中国佛教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指出研究和阐扬太虚大师的佛教观，对于中国佛教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佛学 特色 创新

　　作者简介：李明友，1945年3月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主要著作有《一本万殊》。

　　宗教问题的创新

　　熟悉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五四运动以后，在新文化界内部展开了一场宗教问题的辩论，接着又出现了非基督教的群众运动，后来，这场运动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斗争的一部分，一直延续到1927年。

　　关于宗教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在新文化运动中早已存在，对于反对粗俗的迷信活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但对于要不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宗教精神，却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1920年9月，少年中国学会评议部通过决议，“以后同人不得介绍任何宗教信仰者为本会会员，并请已入会而有宗教信仰者，尊重此条决议，自请出会”。(《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4期)当时在日本的田汉(会员)对这一决议非常反感，写信指出：“信教自由载在法约，宗教信仰的生活亦与人的物质生活、头脑生活鼎立，而相辅助相调和”，并说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所差者正是一点宗教信仰”。(《少年中国与宗教问题》，《少年中国》第2卷8期)争辩自此开始。为了弄清问题，少年中国学会请了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作讲演，《少年中国》月刊从1921年起至1924年4月发表了三十一篇有关文章并出了三期宗教问题专号，就有关宗教理论问题作了探讨。1922年春，针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四月间于清华学校召开十一次大会，上海学生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紧接着，北京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各地纷纷响应，成立了三十多个地方组织，形成了一场非基督教的群众运动。此时，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很快超出了少年中国学会内部辩论的范围，《晨报副镌》、《东方杂志》、《哲学》、《学衡》、《民铎》、《先驱》、《中国青年》等报刊，积极参与这场争论，基督教的神学杂志《生命》、《真光》等则全力以赴为基督教辩护。

　　佛教界一些有识之士十分关注这场宗教问题的论争，如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居士应南京高师哲学研究会的邀请所作的题为《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的演讲，实际上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这场宗教争论所作出的回应。太虚大师也在多次演说中阐述自己的看法。1925年月10月，太虚大师应苏州东吴大学之邀，作《我之宗教观》的演讲，全面阐述了他关于宗教的名义、起因、本质、差异、将来等问题。

　　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有“宗”与“教”二字，宗指一派，如佛教的法华宗，华严宗；教为全教，如儒教、佛教、道教、而连缀宗教二字成一名词，中国古代没有，乃由日本人从译自本文转传中国，今遂为一流行的名词。何为宗教？太虚大师受西方詹姆士学说的影响，以为宗教乃以自心所修证者而教化他人者。他从“自心修证”与“教化他人”两方面说明宗教的含义。个人自心修证之实际曰宗，依此教化他人曰教；个人自心修证之实验，言语不及，他人不能共知，然是教之根本所在。由此根本发挥表现教化他人，使他人共了则谓之宗教。闻者依此修行，由行得证，亦谓之宗教。但依所闻转教他人，则但曰教，不能称为宗教，因为他没有“自心修证之实际”，所以他说：“宗教者，有内心修证之经验为宗本，而施设之教化也。詹姆士谓宗教为内心之经验，略近斯理。”(《我之宗教观》 《全书》第41册第244页)要达到自心修证，须先有专挚之信解，规定之修持，久之乃获非常之觉悟和愉快。佛教如此，不待言，即便耶教(基督教)、回教(伊斯兰教)之教规，亦曾于山中绝食苦行，乃得超过常人之内心证验以确立其教化之宗本。即如中国孔、老，亦有其特殊之内心证验，断断乎非未尝修证人之见闻觉知所能证验者。所以，他认为，“宗教不同哲学、科学，以其计施之教，有超常之内心经验为宗本故”。(《我之宗教观》，同上，第245页)

　　关于宗教的起因，太虚大师认为有四：一是由偶感奇幻神秘之灵境，这种灵境，实心灵作用，因心灵活动感发过去未来已受未受之境，表现得奇幻神秘不可思议之事实。各种灵魂教，往往由之由起。二是由造作及主宰者之推想，以为宇宙万有，如此之繁密严整，必有一造作者及主宰在焉，遂以人及他物皆造作者之所造，故不能自为主宰，而当听命于唯一之能造作者为唯一之主宰。将此假想联合其内心灵感，耶、回、婆罗门等之天神教，由此而起。三是人世不满及图超登之满足者：耶、回、梵等期人死上跻天国，小乘等期超三界苦海登涅槃彼岸，皆由对于现实之人世不满足，求超脱以遐登乎满足之域。大乘教及小乘教，由此而起。四是由人生意欲无限价值永存之要求：人类既不能满足无限之意欲，获得人生永存之价值，则觉人生空无意义，空无价值。且人生不自由，处处皆在于威迫之环境阶级间，终归坏灭，今虽苟延残喘，不如早死为愈，此自杀之计由起。视人世如牢狱，感人生之空虚，于此须了解人生之真相——本来面目——究竟如何，此理不关诸宗教及诸哲学，而大乘佛教亦由之而起————唐宗密(原人论)亦明此义。依大乘佛法言，人生之实相，无始无终，无障无碍，无来无去，如是审视人生本有无限亦存之价值，不须外求，乃成正觉。

　　从上述成因之差别出发，太虚大师将宗教分为三种：一鬼灵教，二天神教，三自心教。他认为，鬼灵教是最低限度之宗教，天神教稍高级，耶教、回教即此类，最高级是自心教。自心教依自心信修所获之超常证验，认定惟是自心之心境，否认种种鬼灵及惟一无二能造作主宰者。自心教又分为静虑教、存我教、无我教、正觉教。而正觉教即大乘佛教，这正是太虚大师所要宏扬的宗教。

　　关于宗教的本质，太虚大师以为有五个方面：一、自心信修所获之超常证验；二、开示超常证验及超入门路之教训；三、表现超常证验或方便应化灵迹；四、引导及规范其徒众之仪制；五、为损或为益于人心世道之旁效。太虚大师认为，具备前四义，宗教之本身乃告成立，后一义是关于宗教的社会功用问题。就前四义而言，前二义最根本，他说：“寺院塔像是宗教耶？抑经典仪式或是宗教耶？虽属宗教而皆非其本。宗教根本之实质，乃是自心信修所获之超常证验；先凭自心信解，积极修持，渐获效果，即渐得超过通常人见闻觉知之上而自得其不可思议之证验，……此非作学理上研究之可得，而为宗教之特性。”又说：“自心之超常证验，默而得之自心，犹不以为宗教，必宗本其自心之超常证验以开化他人，著为教训，令皆悟入，乃成为宗教。放开示其超常证验及趋入门路之教理经书等，亦为宗教之本质。”(《我之宗教观》，《全书》第41册第247页)

　　关于宗教的前途，有两个令人关心的问题，一是宗教在将来能不能存在，二是宗教在将来能不能统一。太虚大师认为，在现在及将来的思想学说上，能成立正当之教理，且确有益于人世者，当然存在；如其不然，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事实上毫无经验，则不能存在。惟人世即长有不满足而邀求无限永存之心意，即宗教长有存在的余地。惟除佛教外，其余多数在理智上不能成立，在证验上不能如实者，必将归于淘汰。至于想联合各宗教而统一的主张，太虚大师认为是片面的设想。他认为，众生知识程度及根性种种不同，所以人生要求满足之心亦不一致。盖众生无性，唯佛为性，未到成佛，由宗教之要求而有宗教之存在，宗教即不能统一；及一切众生悉皆成佛，则一致平等，而宗教亦不存在矣。太虚大师的结论是：将来“尚有宗教存在，则宗教必不能统一”。(《我之宗教观》，《全书》第41册第251—252)

　　佛法是文化的总汇

　　1930年月4月，《海潮音》第11卷第4册，刊载了太虚大师在厦门大学的演讲——《佛法在今后人世之意义》。这是一篇重要的讲辞，从中可以了解太虚大师关于文化的一般看法。

　　何谓文化？太虚大师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特征”，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文化的使命是负有改善人类自然生活的企图”，即将素朴的人类变成为文明的人类，将野蛮的生活改善为文明的生活。文化具有历史性，无论哪一种文化，决不能和以前的文化全无关系而凭空生出来，新的文化具有和旧的文化相异的特质，但它又是旧文化的承继者、改善者。文化具有社会性，因为人类原为生活而生活，要取得自然界生活资料，须多个人协力去作，故发生种种交互关系，同时对于自然界所取得的生活资料协力改造。文化包涵的方面很多，如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科学、工艺、文学、美术、礼俗、方言……总称曰文化。

　　在文化诸方面，太虚特重宗教，其一，他认为宗教的力量最为伟大，宗教是适合某区域某时代人们心理上普遍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各种宗教产生时，都能把当时人们信仰精神结合起来成功为共同一致的行动，它的本身将过去优良的文化承继过来，同时向着将来新的园地去开展新的文化，中国的儒教、西方的基督教及其他各国的宗教，都是如此。其二，太虚大师还认为，世界各国不同，民族殊异，故采取的生活手段不同，于是产生的文化也各别，虽有别的种种原因不同，如天然地理的隔离，人民各族的歧异，但各有各的集中点，即集中在其所有的所在宗教形式上形成世界一个一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就是说，“人类的文化，是依各宗教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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