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驱 佛门栋梁——宗仰上人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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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仰(1861—1921)是我国代近史上一位才高行洁，遁迹空门的爱国志士、杰出高僧。他披肝沥胆先后参加过反清的革命组织和文学团体，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与孙中山先生等国民党元老有过密切的交往。他校刊和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铅字排印的大藏经一一《频伽藏》，创办华严大学、修复栖霞寺，对佛教有过重大的贡献和影响。
宗仰上人字中央，法名印楞，别号楞伽小隐，乌目山僧。俗姓黄，原名浩舜，又名用仁。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江苏常熟。家道小康，父亲在常熟门外开设大隆米行。母亲赵氏，笃信佛法，时携上人至寺庙烧香礼佛。上人幼年一度受业翁同龢，时翁氏已高中进士，阅上人文章，辞茂义幽，莫测其际，尝谓之曰：“君习举子业，住著自缚，倘入缁门，慧海之舟楫也。”上人感悟，遂栖心内典，无意仕进。
上人天资颖悟，生当乱世，十六岁那年(1877)，目睹清廷贵戚擅权，嬖佞用事，朝政蝟乱，国事日非，赋繁役重，民不聊生。上有秕政，下有菜色。他忧心如焚，昕夕思筹，苦无救国安民良策。一天深夜，独立庭院，碧空如洗，万籁俱寂，仰望着当空皓月，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喟然长叹：“芸芸众生，劳劳尘梦，日月不居，胜义无闻，业海茫茫，何时能了！”这时隐隐传来了城北三峰清凉寺的钟声，这夜半传来分外凄清的古刹钟声，突然冲破了他的重重忧思，打断了他的郁郁愁肠，他仿佛若有所悟似的驰往清凉寺，要求出家。
当时主持清凉寺的药龛长老(法名照尘，号煮石头陀)，是位精研大乘，旁及子史，又擅文艺，资深望重的缁林耆宿，与邑中名士翁同龢、赵宗建等为文字交。长老随机设化，注意僧材，见上人气字轩昂，风格秀整，深夜前来，认为必定是个志切皈依向道心坚的佛门信徒，乃允其所请，为其削发。又见上人聪明好学，喜爱文墨，甚为器重，特地请城里名儒王伊(字影石，号聘三)悉心辅导，几年后，上人学业大进，气益豪，文益精，诗益奇。
上人虽身入空门，但拳拳报国之心，未尝一日忘怀，时与常熟城里一些士人交往，切磋学问，议论朝政。一日，应邀与几个知友往游无锡庙会，受人非议，清凉寺的一个施主要求药龛严加管束。上人甚是气愤，深感社会日新月异地在发展，佛教也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要改革，要适应时代，适应潮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保持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乃决心离开三峰，药龛亲自把他送到金山江天寺，依该寺方丈密传(字常净，号六安)受具足戒，是年二十一岁。密传及该寺前住持显谛(字月溪)等受药龛重托，复见上人圆明自性，胸怀旷达，才智过人，因留任监院，并加意培养。佛义幽深，经文古奥，上人在此焚膏继晷刻苦攻读，除深达内典外，还研习了英、法、日、梵等文字，书画金石、园林技艺等，也无不广为涉猎，卓然成家，名闻金焦。此时上海富商犹太人哈同的夫人罗迦陵(法国人)来山进香，见到上人的书画，十分欣赏，非常佩服，即拜上人为师，并捐献巨款，修建山寺。
十九世纪末，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我恣意蚕食鲸吞，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上人目击时艰，悲国运之艰危，哀民生之涂炭，忧心如焚，此时适密传授意他往南北参学，上人以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乃北走齐、鲁、燕、赵，南游闽、粤，广交各方志士，探求起衰振蔽的济世良方。玄缆涤除，槌碎虚空，慨然有如来示现之志。
光绪十八年(1892)，应皈依弟子罗迦陵的邀请，至沪讲经弘法，并帮助设计修建花园，即后来闻名沪上的爱俪园(哈同公园)。上人在此结识了蔡元培、章炳麟、殷次伊、蔡鹤卿等爱国人士，始知要救国救民，当务之急，必先从事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
光绪二十五年，清政府以整顿关税厘金、盐课为名，指派端王刚毅往江浙、两广等地，大肆搜括，得银数百万两，人民怨声载道，排满反清的熊熊烈火，在上人胸中越烧越旺，忧国伤时之念，时时溢于言表。翌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下受盟，赔款四万五千万两，许各国驻兵京城，拆毁大沽炮台。瓜分之说，甚嚣尘上，国人大哗，志士奋发。面对这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上人含悲忍泪振笔挥毫，作《庚子纪念图》一幅，并题诗八首，在序言中上人沉痛地说：“难倾铁泪详图画，只记颓京城下盟”。海上名流潘飞声、惜秋生等纷纷为这幅画和诗题咏。这幅画曾制版发行，时人争相购藏，以不忘国耻也。上人并与李叔同(即弘一法师，时尚未出家)、汤伯迟、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南社名流组成“上海书画公会”，每周出版书画报纸，讽刺时政，由中外日报随报发行。
这时，辛丑不平等条约墨迹未干，而沙俄复亟亟要求改订东三省撤兵条约，妄图永久霸占我东北。边警频传，举国震愤。国内外学术界纷纷集会抗议，留日学生且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回国声援。为了抗议沙俄的侵略，上海士、商界两次在张园集会抗争，首次参加者达二百多人，第二次与会者逾千人。汪康年、温宗尧、陈锦涛暨上人等都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上人激昂慷慨、义愤填膺的说辞，语语入人心坎，听众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方外之人犹如此热心国事，况吾辈焉!”无不为之感动，争以一识上人为快。
光绪二十八年，沙俄公然胁迫清盛京将军增祺，与订“奉天交地暂约九款”，东南各省士民闻此又纷纷发表演说，并急电清廷抗阻。上人怒不可遏，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毅然随同蔡元培、蒋方震、李书城、吴稚晖等，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决意献身反清爱国行列。
是年四月，上人又与蔡元培、章炳麟、蒋观云、汪宗允、吴稚晖等，共同发起创建《中国教育会》(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卫)，蔡元培为会长。马君武、马叙伦、刘师培、黄炎培、蒋维乔等亦都先后加入。教育会鼓吹革命，宣传爱国教育，反对封建教育、奴化教育，揭示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爱国宗旨，大大地鼓舞了东南各省的革命士气。
1903年，驻日清使蔡钧，忽电清廷：“停派留东学生，免为革命邪说所中。”并照会日本政府，禁止中国学生肆业陆军。蔡钧倒行逆施，反对革命，激起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在张园演说会上，叶浩吾等敌忾同仇，指责蔡的无耻行径，并建议中国教育会：自设学堂，自教子弟，免为他人所制。这时南洋公学退学学生也聚集教育会，请求自办学校。中国教育会领导乃开会集议，计划筹款自设学校，培植人才。十月十七日，在南京路选定校址，命名为《爱国学社》着手接纳留日归国学生等，并积极开展支持各地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张园演说，每周召开一次，要提高和加强鼓吹革命声调。
未几，中国教育会接东京留学生电，获悉广西巡抚正之春，借法兵、法款，镇压革命。乃召开临时大会。发通电攻击王之春。旋又得悉东京留学生已组成义勇队，准备开赴前敌效命，要求上海响应。爱国学社社员，也立即组成义勇队。时南京陆师学堂退学学生章行严(即章士钊)等四十余人至沪，当即加入爱国学社，义勇队声势大振，蔡元培、吴稚晖及上人等重要领导亦均参加，共九十六人，分成八个小队，早晚集队训练，起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上人身负重任，时以国事为念，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四出奔走。为了唤起妇女同胞支持革命．加入革命队伍，是年冬乃与蒋：见云等于上海登贤里创设“爱国女校”…—我国最早的女子学校，蒋为经理(后蒋赴日，经理一职由蔡元培兼任)。校中一切费用，全由上人介绍罗迦陵独任。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提倡民权，歌颂民族革命，进行军事训练，是一种完全新颖的学校，不仅在东南教育界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且为以后的辛亥革命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上人还大力资助浙江省大学堂旦学学生组织的“新民塾”。加强了上海与东南地区革命志士的联系，成为东南地区革命大本营，秋瑾、徐锡麟、陶成章、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太炎、苏曼殊、李叔同等，均先后来到上海，上人以他的特殊身份和与罗迦陵的师徒关系，利用爱俪园作为掩护，为革命志士提供活动场所，并募集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时上人又感到口头宣传的功效，不如文字宣传的影响深广，又创办《商务日报》，聘请同乡饱学之士刘永昌主笔政。力图用革命舆论，唤醒同胞。影响政局。
爱国学社仓卒成立，经费无着，除由《苏报》津贴一小部分外，其余大部分都由上人募得资助。中国教育会的重要负责人蔡元培、章炳麟、黄炎培等亦均在该社担任义务教职，受社员爱戴，学社全体社员又全都加入教育会为会员，会社之间亲如一家，无分畛域，关系甚为融洽。不料变生肘腋，祸起萧墙，革命队伍中遽起纠纷，学社和教育会之间，不幸发生了矛盾，屡有语言冲突，-上人多方调处，力劝无效，蔡元培愤而辞职，教育会改选，上人当选为第二任会长。会社分裂，箕豆相煎．仇者所快，亲者所痛，各界有识之士无不惋惜。学社独立，不到半月，苏报案起，学社受株连，被勒令解散。教育会飘摇在凄风苦雨中，也只勉强地支持了一个短时期。就夭折了。上海地区轰轰烈烈的一场民主革命运动，受到了一次重大挫折。
庚子、辛丑而后，革命思潮传布益广，各地爱国运动前仆后继，如火如荼，莘莘学子，排满尤力，学潮突起，此时上海“苏报馆”适为志士陈范(字梦坡)接办，(《苏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本为胡璋所办，邹弢主笔。)始纵论时政，倡言革命，增辟的“学界风潮”一栏，更受读者欢迎。1902年，意志坚强、文笔犀利的革命党人章士钊受聘为该报主笔。五、六月间，连续发表：《康有为》、《客民篇》、《读革命军》、《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杀人主义》等等，猛烈抨击满清政府。宗仰也毫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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