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教與言教
一、身教與言教的內涵
自古以來，教育都是人類文明傳承的重要途徑，尤其在現今知識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時代，從個人的生存到國家的發展都要倚重于教育。正如常言所說：“百年大計，教育爲本。”因此，關于教育的問題，很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研究。
“教育”一詞較早見于《孟子•盡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中國古代社會教育的重點在于做人，偏重于道德志向、心性智慧的培養和啓發；現代社會教育的重點在于做事，偏重于知識技能的教導和傳授。教育的方式有很多，從根本上可歸結爲身教與言教。其中，身教是通過身心行爲的實踐來教示于人、啓發于人；言教則是用言語、文字乃至歌曲、圖像等手段將知識、理論教導于人、啓發于人。相對而言，身教是直觀的、感知性的；言教是抽象的、概念性的。但二者並不是截然割裂的，身教既是對言教內容的實踐與展現，同時也是言教內容的源頭之一；言教既是身教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包含對身教的經驗總結。此外，言教是有方法的，實踐此方法並展示于人也屬于身教。所以，身教與言教，二者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總體來說，知識理論的教育主要有賴于言教，技術技能的教育兼重言教和身教，道德心性的教育並用言教和身教，而尤重于身教。
佛教作爲一個曆史悠久的宗教，其本質上是一種系統、完整的生命教育。對于身教與言教的內涵，佛教有非常豐富的論述。首先，“佛教”一詞本身就包括了身教與言教的意涵。太虛大師在《唯識講要》中說：“次觀教，含言與身。言者，佛之所說；身者，佛之所現。故教是言教，而佛是身教，教與佛皆是教。”換言之，佛陀的所說與所現都是教育。特別是“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作爲菩薩道利益衆生的綱領法要，更是一套綜合施行身教與言教的方法。如《瑜伽師地論》說：“雲何菩薩方便所攝身、語、意業？當知略說菩薩所有四種攝事，是名方便。如世尊言：菩薩成就四種攝事所攝方便，方名菩薩。複何因緣唯四攝事說名方便？謂諸菩薩略由如是攝事所攝四種方便，于諸有情普能攝受、調伏、成熟，除此無有若過、若增。何等名爲四種方便？一、隨攝方便，二、能攝方便，叁、令入方便，四、隨轉方便。若諸菩薩先行布施，當知是名隨攝方便。何以故？先以種種財物布施饒益有情，爲欲令彼聽受所說、奉教行故。若諸菩薩次行愛語，于彼彼處有愚癡者，爲欲除彼所有愚癡令無余故，令其攝受瞻察正理。如是愛語，當知名爲能攝方便。若諸菩薩知彼有情攝受瞻察正道理已，次行利行，拔彼有情出不善處，于其善處勸導、調伏、安處、建立。如是利行，當知名爲令入方便。若諸菩薩如是方便令諸有情得趣入已，最後與其于正事業同共修行，令彼隨轉。由是因緣令所化者不作是說：“汝自無有圓滿淨信、圓滿屍羅、圓滿惠舍、圓滿智慧，何賴于善勸導于他、谏誨、呵擯、與作憶念？”是故菩薩所行第四同事攝事當知是名隨轉方便。如是菩薩四種方便，若總、若別所攝身業、語業、意業，是名方便所攝叁業，于諸有情能正攝受、調伏、成熟。”(卷第叁十八)其中，愛語正屬言教，同事正屬身教，而布施、利行是愛語的輔助措施，也可歸于身教，因爲它們本身也啓發人去效學，也是重要的教育內容。
二、身教與言教的意義
1、身教
古往今來，衆多思想家、教育家都非常重視身教的意義。如《論語•泰伯第八》說：“君子笃于親，則民興于仁。”《孟子•滕文公上》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中庸》說：“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倍”通“背”)。”我國著名教育家葉聖陶也曾說：“率先垂範是教師言傳身教的無聲號令。”
而佛教對于身教意義的闡述尤爲豐富。《法句經》雲：“學先自正，然後正人，調身入慧，必遷爲上。身不能利，安能利人？心調體正，何願不至？”(卷上) 《優婆塞戒經》雲：“菩薩摩诃薩先自除惡，後教人除。若不自除，能教他除，無有是處。是故菩薩先應自施、持戒、知足、勤行精進，然後化人。菩薩若不自行法行，則不能得教化衆生。”(卷第二)《十住毗婆沙論》中說：“先自修行法，然後教余人，乃可作是言：汝隨我所行。……身自行不善，安能令彼善？自不得寂滅，何能令人寂？是故身自善，能令彼行善；自身得寂滅，能令人得寂。”(卷第七)“行于惡業者，令他善不易，自不行善故，他則不信受。”(卷第十四)
古來衆多教育家強調“身教重于言教”，即認爲道理說教不如以身示範，以理服人不如以德服人。如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論語•子路第十叁》)朱熹認爲：“有善于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于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四書集注•大學》)
《後漢書•第五倫傳》特別提出：“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卷四十一)這是什麼原因呢？正如《孟子•盡心上》中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無論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是講出來的道理，都是抽象和純粹的，面對現實往往顯得蒼白無力。言教過多就會變成空講大道理或者是純粹知識性的灌輸，最後很容易令學人陷入互相的責求和不切實際的爭論。身教則是通過生動而富有活力，含蓄而頗具意蘊的行爲實踐，教導學人在待人處事的過程中，體悟如何把書本上的道理運用到實際生活的境界之中，故而更能感化人心、涵養德行。古人有詩雲：“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宋代陸遊《冬夜讀書示子聿》)由此可見，身教的教育力量遠遠大于言教。
潛移默化是身教的一個重要特點。如《本生論》說：“悉不應遠諸善士，以調伏理修善行，由近彼故其德塵，雖不故染自然薰。”這是說，學生平時在與教師的相處中，會受到教師高尚言行的點滴熏染，久而久之，自然而然自己也會擁有相似的信念態度和行爲習慣。這恰好與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不謀而合。有研究表明：在人際溝通中，語言文字的內容只占總信息量的7％，語氣、語調占35％，而肢體動作則占58％。隱性知識理論也指出：“人們知道的比他講述的多。”只有20％的知識和經驗是能夠表述出來，讓大家聽得到、讀得到的，而另外80％的知識和經驗深藏于個人的內心，很難清晰表達出來，無法通過課堂言教有效地進行傳遞，只能通過身教的特殊方式傳授。[1]
2、言教
強調身教重于言教，並不是否定言教的價值。其實，身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言教也是很需要的。如佛教中的獨覺依身教、不依言教，可以示現神通令他人生信，可以作爲衆生的福田，但是只樂寂靜，不能說法度人、教人解脫。而菩薩身教和言教兼用，最爲超勝，才是佛教徒最應該效學的榜樣。
如《大法炬陀羅尼經•叁乘教品》說：“辟支佛人則不如是，無有說想，但自覺悟，不能教他。所以者何？是人斷絕大願深行，唯樂寂靜，不願化生，一向不能宣說諸法，亦不能說善惡業報乃至生死過患、涅槃安樂，一切不說，唯觀他心知有樂欲，即便普現神通變化，自在無礙，令他信解，爲物福田，生大功德，隨其所願即能成滿，勝聲聞人，以得自在神通力故。毘舍佉！彼亦丈夫，以于過去久遠修習少欲知足，今如是行、如是業、如是願。以本願故，于佛法中但取少分，唯現神通，隨宜利益，而實不能說法度人令他歡喜。毘舍佉！是人但以自覺彼法，是故不能說法教化，而彼亦有如是方便，憐愍衆生，示現神通，出生善根。世若無佛，則住世間；若佛興世，便取滅度。是人出時，無有師教，唯以自力出家修行，內心思惟而自證覺，是故勝彼聲聞福田。毗舍佉！是爲辟支佛所行事業。複次，毘舍佉！化衆生耶？我今略說菩薩學處。若諸菩薩自所學處：先觀世間所有漏法，即見有爲皆從緣起，無暫時住，念念自滅，本性空寂。如是知已，欲令一切生歡喜故，應先自行六波羅蜜，亦化衆生令行六波羅蜜，令舍離悭著。彼若無物，菩薩給與，教勸行施，令心歡喜，又以持戒慰喻開示，如是忍辱、精進、禅定、智慧諸波羅蜜等，菩薩摩诃薩常應勤行，亦令衆生如是修學。菩薩行已，身心歡喜，亦令衆生身心歡喜。而彼菩薩乃至命盡，不舍如是勤精進心。又彼菩薩以多慈悲、精進力故，無量衆生願從其學。皆自思念：我等何時得如是行？毘舍佉！上至諸天猶皆樂彼丈夫所行，何況人也？是故汝等，應當勤學大丈夫行。”(卷第五)
相反，如果缺乏言教，學生就難以知曉教師身教所蘊含的道理和意義，更難以獲得新的道德理念，往往只能固守以前的認知習慣。因此教師有必要用言教使學生方便、快捷地了解身教所包含的深刻道理，以加深理解。如《雜阿含經》說：“若不說法者，愚智雜難分，此愚此智慧，無由自顯現。善說清涼法，因說智乃彰，說法爲明照，光顯大仙幢。善說爲仙幢，法爲羅漢幢。”(卷第叁十八)《華嚴經》說：“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八十卷之卷第十 六)《大寶積經
菩薩藏會》說：“多聞解了法，多聞不造惡，多聞舍無義，多聞得涅槃。善聽增長聞，聞能增長慧，慧能修淨義，得義能招樂。聰慧得義已，證現 法涅槃，淨覺法相應，證得第一樂。”(卷第五十)
進一步，學生自身的信念需要透過對教師思想理念的了解而建立，並通過理智的思辯和實踐經驗的總結而得到堅固，進而形成指導行爲的強大力量。而在此過程 中，言教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寶積經》說：“由聞法增智，智增無退念。”(卷第五十)
但言教不等于說教，更不等于灌輸。合理而恰當的言教可以對教育起到良好的效果，但言教也不是越多越好。關鍵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法，不可空口說大話。如《荀子•非十二子》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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