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念佛救度”和“中陰得度”看佛教死亡教育

　　彭蘭闵

　　《法音》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說，人是“向死的存在”，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死。醫學與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發展可以讓人類死亡時的痛苦有某種程度的減輕，但由于目前科學家對人死後的情形仍無法用實證的方法進行研究，也就無法找到有效方式幫助亡者減少對死亡的恐懼。“二戰”後，“死亡學”從美國開始發端，成爲一門新興學科。隨著死亡學的研究發展，西方許多大學普遍開設了“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課程。近年來，港臺高校也開始普及講授該課程。但在中國內地，生死學僅局限于學術界的抽象理論研究，死亡教育並未廣泛開展，對于全社會的影響非常有限。因此，對于國內的普通大衆，尤其是佛教徒而言，在中國流傳了兩千余年的佛教作爲了悟生死的學問，可能更具實際操作性。本文試圖從“中陰得度”和“念佛救度”兩種與死亡有關的修行實踐方法淺談佛教的死亡教育。

　　 一、 死亡學和死亡教育

　　死亡學(Thanatology)，源于古希臘神話中死神Thanatos的名字。1903年，Elie Metchnikoff[1] 在其出版的“The Nature of Man：Studies in optimistic Philosophy” 一書中首先提出死亡學的概念，意爲“研究死亡與臨終之學”(the study of death and dying)，即探究與死亡、瀕死以及臨終相關現象、感受、經驗、行爲及思想之學問[2]。1912年， Roswell Pack[3]將該詞引入美國。1959年，Herman Feifel[4] 主編的“The Meaning of Death”一書出版，他認爲需把死亡學的探討與道德、宗教、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其它領域相結合，引起強烈反響，由此成爲北美死亡教育的發端。釋慧開[5]在《現代生死學導論——生死學到底研究些什麼內容？(生死學的範疇、探討議題、探索進路、相關研究領域及發展方向)》一文中說，“美國學者Hannelore Wassh和Robert A.Neineyer在他們所編著的“Dying：Facing the Facts”一書中，將Thanatology視爲一科際整合的研究領域，該書特別有一章題名爲“當代死亡學的視域”，論及死亡所涵蓋與整合的科際領域，包括有：心理學、哲學、社會學、護理學、醫學、倫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神學、自殺學(Suicidology)、教育學、曆史學、人類學、藝術史，以及老年學(Greontology)等等。盡管有百年的曆史，死亡學在西方至今仍然存在著學科主體性以及其範疇如何定位的問題，Wass與Neineyer的立場則是將之視爲仍在持續發展中的開放性學科。”

　　自20世紀50年代末死亡教育在美國正式興起後，Robert Fulton于1963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州大學首次開設美國大學第一門正規死亡教育課程，此後，死亡教育越來越受到重視，在西方大學中成爲通識教育。美國還成立了死亡教育專業組織，例如The Forum for Death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6]等。

　　對于死亡教育，專家們有不同的定義。例如，Wass等人在1980年的研究中把它界定爲：以教導死亡這個課題爲主題的正式教學或教學團體，包含了教學目標、課程內容、教學方式以及教學評鑒。除正式教學外，也廣義地包含非正式的、偶發的、自然的、定期與不定期的，和非直接的與死亡相關的教學。臺灣死亡教育專家黃天中[7]教授認爲，死亡教育乃教育每一個人明白和接納死亡，使每個人有知識、有能力來處理死亡帶來的種種問題、悲恸撫導及情緒之舒解。臺灣高雄師範大學張淑美[8]博士則將其定義爲：死亡教育系指探究死亡、瀕死與生命關系的曆程，能增進吾人覺醒生命的意義，並提供吾人檢視死亡的真實性及其在人生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其目的在于幫助吾人以虔誠、理解及莊嚴的態度面對死亡及死亡的准備。其實施應具有目標性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死亡相關主題的教育活動。其宗旨在于使人掌握健康而積極的生命觀，以創造積極而有意義的人生。[9]

　　由于傳統文化和習俗的影響，對于中國絕大部分人來說，“生死問題”從古到今都是最忌諱談論的事情。直到20 世紀末，中國臺灣地區教育界才引入死亡教育，稱爲“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逐漸被臺灣教育界和社會接受，許多大學陸續開設了生死學、死亡教育等相關課程，臺灣南華大學成立了生死學研究所。在中國內地，死亡學研究始于上世紀80年代，局限于極少數學者的純理論探討，對于國內普通大衆來講，死亡教育更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

　　“生從何來，死往何去”，是千古以來的疑惑與難題。在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人們建立了並且形成一套機動性的嚴格處理死亡的系統，這套回避死亡的系統幾乎使人們免去接觸真實死亡的機會，而人們幾乎也不再思考“死亡”。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爲人是“向死的存在”，死亡是人的內在本真的規定性。薩特雖然認爲死亡只是偶然從外而降的事實，但同時他也不否認人應該思考死亡的問題。生死無法割裂，“老朽”、“疾病”、“災難橫禍”是導致死亡的原因[10]，“原因”比“結果”更可怕，人們需要借死亡來體認生命的意義，正如牟宗叁指出：“人們只知研究外在的對象爲學問，並不認生命處亦有學問，人只知以科學言詞、科學程序所得的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爲真理，而不知生命處的內容真理(intentional truth)爲真理。所以生命處無學問、無真理……心思愈只注意外在的對象……自家生命就愈四分五裂……而陷于漆黑一團之境。”[11] 然而，死亡教育不能只是個人瀕死之前的一個臨時教育，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爲個人生活作預備，“生命的學問，可以從兩方面講：一是個人主觀方面的，一是客觀的集團方面的。前者是個人修養之事，個人精神生活升進之事，如一切宗教之所講。後者是一切人文世界的事，如國家、政治、法律、經濟等方面的事。此也是生命上的事，生命之客觀表現方面的事。”[12]

　　由于沒有人能夠真正經曆完整的死亡，目前科學家對人死後情形無法進行實證性研究，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對生死大事進行深入省思。人類對死亡問題的探究，無非是要追問由死亡帶來的生命存在的終極意義，“生”與“死”是生命一體的兩面，它們的核心經驗主要是個人直覺與內觀的體驗，而非客觀外在的知識所能窮盡。宗教所關懷的對象與領域，多側重于“精神世界”和“靈性世界”，對人類生死問題的探究更是各大宗教傳統的核心課題。

　　如何面對死亡是人生中一門必修的功課，現代人對死亡的困惑和恐懼需要通過教育來建立正確、積極的死亡觀來“超克”[13]，而對于生死的疑惑和恐懼，許多平時沒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在面臨絕症或生死攸關時，也會開始尋求宗教對人生的解答或慰藉。據調查，當代中國居民對死亡的現實性願意接受的，農村組爲71.69%，城市組59.71%，大學生74.05%，城市教徒組67.7%，農村教徒組68.66%(崔以太，劉建勳 1994年)[14]。對死亡感到喜悅的天主教徒占76.92%，基督教徒占85%，而一般居民恰好相反，城市居民只有2.48%，農村居民2.73%，大學生2.28%，大體相當[15]。由此可見，靈性的提升、宗教哲理的探求與思維對于人們生死觀的建立起著重要的作用。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在他的名著《信仰的原動力》(Dynamics of Faith)一書中提出了“終極關懷”的概念。蒂利希認爲，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一種面對宇宙人生的終極關懷，這種終極關懷是超越世俗與物質層面的，而宗教信仰的原動力就是終極關懷的原動力。基于這種終極關懷，宗教信仰成爲一種涉及整個人格的核心行爲與活動。而宗教信仰的源頭，在于我們自覺到可以超越有限生命束縛的可能性[16]。因此，人類的宗教需求與探索是我們面對宇宙人生時的本然反應，也是探求究竟真實與追尋徹底解脫的終極關懷。

　　 二、佛教的死亡觀

　　傅偉勳[17]認爲，就人類而言，生與死之間是合一的系統，宗教的建構，是連貫生與死的體系。宗教的本質必是基于生死意義的問題，宗教所探索的真正核心問題，是以生死實存處境所建構而成的理論體系，他強調“精神上的超克死亡”與“徹底解決生死問題”就是宗教理論的“根據”，宗教與其它思想的差異性是從“生死超克”上展開的。生死問題是人性所具存的本質性問題，既無法取代，且無從旁置，而“宗教”直接面對“生死”的範疇，並提供解決之道[18]。 對他力拯救型的宗教徒來說，生命是造物主的恩典，死亡是罪與罰的啓示，是信仰的動力與獲得救贖的契機。對自他相應型的淨土宗行者來說，生命是業報的酬對，死亡是觀照的助緣，修持的激勵與往生的階梯。對自力解脫型的宗教徒來說，生命是機緣的展現，死亡是參究的公案，發菩提心的動力與斷惑證真的契機。[19]

　　佛教是了悟生死之學，其核心是解決“生”與“死”的問題。明憨山大師在《夢遊集》中說：“從上古人出家本爲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爲開示此事而已。非于生死之外別有佛法，非于佛法之外別有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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