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壇經》的若幹問題研究
內容提要：自敦煌本《壇經》和其他禅籍發現以來，中外學者圍繞著《壇經》作了許多研究，並就一些問題展開了非常激烈的爭論。但許多問題至今尚未得定論，仍需繼續研究。本文依現有資料對《壇經》的形成與版本之流變作了論述，對各本《壇經》之間的關系作了探討，對圍繞《壇經》的若幹爭論問題作了評析，並對《壇經》與禅宗研究的關系發表了看法。
關鍵詞：《壇經》 惠能南宗
本世紀以來，隨著敦煌本《壇經》和其他禅籍的發現，中外學者圍繞著《壇經》作了許多研究，並就一些問題展開了非常激烈的爭論。《壇經》的作者究竟是誰？《壇經》與惠能思想的關系如何？《壇經》是如何形成並流傳的？在《壇經》的流傳過程中，其版本有哪些變化？這些變化說明了什麼？現存不同版本的《壇經》之間相互關系又怎樣？。這些問題曾引起學術界廣泛的興趣和討論，甚至形成了所謂的“一代學術公案”[1] 。時至今日，中外有關《壇經》的研究成果仍然層出不窮。爲了更好地全面把握惠能和禅宗的思想，本文擬對上述有關問題略作討論，並對圍繞《壇經》的若幹爭論問題略加評析，借以表明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從現存《壇經》看它的形成與版本之流變
據禅史記載，惠能在黃梅得法後回到南方，曾住持曹溪寶林寺，後應韶州刺史韋璩等人的邀請，到韶州大梵寺說法。《壇經》即是其門人將說法的內容記錄下來，經彙集整理而編成。
現存各本《壇經》大致都由叁個方面的內容組成，一是惠能自述生平，二是惠能開法授戒說般若禅，叁是惠能與弟子的問答等。前兩個部分的內容大體上是惠能在大梵寺開法的實錄，各本《壇經》的出入並不是很大，基本上反映了惠能出身貧苦、黃梅得法、南歸傳禅的生平事迹以及以空融有、直了心性、頓悟成佛的禅學思想和禅法特色。第叁部分，即惠能平時與弟子的問答及臨終付囑等，後出的本子在內容上增加了不少，但考之于禅宗史傳中有關惠能弟子的記載，這部分內容基本上也是可信的。
惠能去世後，他的弟子神會北上爲南宗爭法統，使惠能禅的傳播範圍不斷擴大，《壇經》也隨之而流布到中國廣大地區。由于惠能弟子衆多，在大梵寺聽惠能說法者也不少，平時能得到惠能開示的更不在少數，因此，《壇經》形成後，衆多的弟子對其各有修訂補充當是很自然的事。隨著惠能的名聲鵲起，南宗門下各禅系在修訂補充《壇經》的過程中，進一步擡高惠能或加入有利于自己一系的東西，這也在情理之中。而古時的印刷業不發達，經書的流傳往往靠心記手抄，這就難免出現筆誤。因此，《壇經》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經不斷傳抄、修訂和補充，便逐漸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版本
在諸多的《壇經》本子中，最爲流行的是經元代僧人宗寶改編的本子，它幾乎成爲明代以後唯一的流通本。但本世紀初敦煌本《壇經》發現以來，人們認識到了不同版本的《壇經》對全面了解惠能及其所創南宗的重要意義，因而對搜尋《壇經》本子的興趣陡增，在中日兩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先後又有一些新的《壇經》本子被發現。例如在日本有大乘寺本、金山天甯寺本和真福寺本等，在中國，八十年代重新發現的一個收藏于敦煌博物館的敦煌本《壇經》的新抄本[2] ，也引起了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3] 直至１９９７年４月，仍從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敦煌遺書中鑒定出了一件《壇經》的殘片，這同樣引起了中日學者的很大興趣。
綜觀現今存世的《壇經》本子，真可謂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缭亂。日本學者石井修道的“六祖壇經異本系統圖”列出了《壇經》的十四種不同的版本 [4]。宇井伯壽在他的《禅宗史研究》一書中則列出了《壇經》近二十種。而中國學者楊曾文在其介紹敦博本《壇經》的文章後面表列的《壇經》本子更是多達近叁十種 [5] 。日本學者柳田聖山主編的《六祖壇經諸本集成》一書[6] ，收集了流傳于中日兩國的十一個不同的《壇經》本，在目前來說，是較爲完備的一種。而日本駒澤大學禅宗史研究會編著的《慧能研究》中發表的敦煌本、大乘寺本、興聖寺本、德異本和宗寶本五本對照的《壇經》[7] ，則體現了對《壇經》研究的新成果。
雖然現存的《壇經》本子很多，但許多只是版本不同而已，內容上並無太大的差異。郭朋先生曾指出：“真正獨立的《壇經》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這四種本子；其余的，都不過是這四種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傳抄本而已。”[8]日本學者田中良昭也曾認爲：“目前，《壇經》的版本系統，依駒澤大學禅宗史研究會所刊行之《慧能研究》，約可分爲五種：(一)敦煌本，(二)惠昕本，(叁)契嵩本，(四)承繼敦煌本系古本與契嵩本而再編的德異本，(五)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編的宗寶本。”[9]
而根據我們的研究，現存《壇經》真正有代表性的其實只有敦煌本、惠昕本和契嵩本叁種，因爲德異本和宗寶本實際上都是屬于契嵩本系統的。但由于宗寶本是明代以來的通行本，所以本文在分析介紹中，仍把它作爲一個獨立的本子。下面我們就按時間的先後分別對這四個《壇經》本子作一簡單的分析，以略示《壇經》版本流變的大致脈絡。
現存最早的《壇經》本子即本世紀初發現的敦煌本，全一卷，不分品目。約爲７８０年的寫本，其全稱爲《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後面注明是由“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因而也被稱爲“法海集本”。一般認爲它是“今日能夠見到的最早寫本，但不一定是最早的流行本”[10] 。這個比較接近《壇經》原本的本子，由日本佛教學者矢吹慶輝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從倫敦大英博物館藏的敦煌卷子中(Ｓ５４７５)發現後影印公布，並經過校訂而收入了《大正藏》第４８卷。後鈴木大拙和公田連太郎又參照興聖寺藏惠昕本對此作了校訂，並將其分五十七節，後被收入了《普慧大藏經》。此後，敦煌本便成爲人們研究《壇經》常用的本子。
除此之外，到目前爲止，已發現的《壇經》本子，同屬敦煌本的還有北京圖書館藏有字７９號殘片(新編號爲“北敦８９５８號)、岡字４８號寫本、敦煌博物館藏０７７號寫本和曾藏于旅順博物館、現下落不明(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現藏有此本首尾兩葉的照片)的寫本等四個本子，它們的抄寫年代大致是在盛唐至五代之間。[11]
由于敦煌本與元代以來一直通行的宗寶本，從內容至形式都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引起了人們對《壇經》研究的重視，學者通過對不同版本的比較，“普遍認識到《壇經》在曆史上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一個形成演變的過程，是禅宗曆史發展的反映。”[12]。現存的《壇經》文本“帶著很濃厚的派別色彩，不可不注意分析”[13]。那麼，《壇經》在曆史上是如何流傳與演變的呢？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現存最早的敦煌本《壇經》距惠能去世也已有近七十年的時間。在敦煌本之前，《壇經》就曾有過被人“改換”的曆史。《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載《南陽慧忠國師語》中有這樣一段話：“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叁五百衆。目視雲漢，雲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慧忠(？～７７５)作爲惠能的弟子[14]，曾長期在北方生活，因而也受到了北宗禅的影響，比較注重對經律論的研習，並因此而對南方禅者傳道不重視經典的隨意說法提出過批評，當他看到經“南方宗旨”改換過《壇經》，馬上表示了不滿。
如果這記載屬實，那麼從慧忠的批評可知，在慧忠生前，也就是在惠能以後的五、六十年中間，至少已經有了兩個《壇經》本子在流傳：一個是慧忠早年見過的本子，另一個就是經“南方宗旨”改換過的本子。關于前者，現在難以確知其詳情，有可能就是早期流傳的《壇經》原本。[15] 而後一個本子，情況則比較複雜。因爲在曆史上，神會或神會門下也曾改換過《壇經》。那麼，神會門下所傳的本子是否就是“南方宗旨”本呢？有人認爲，“這個南方本子，當屬大樹“南方宗旨”的荷澤禅系所造，也就是今天敦煌本的原型”[16] 。我們認爲這還可以再討論。從慧忠與南方來的禅客的問答中可以了解到，所謂“南方宗旨”是以見聞覺知爲佛性的，佛性亦稱神性，是離卻牆壁瓦石等無情之物而永恒不滅的。“身是無常，其性常也”，“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抛棄無常之身心，使“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17] 。就“南方宗旨”張揚的“無情無佛性”思想而言，與神會“佛性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無情”的思想是一致的，這種思想在現存的敦煌本《壇經》中也可以見到。[18] 而《神會語錄》中關于佛性無受、“身是妄身”、“夢中被打，爲睡身不覺知”[19] 等思想與身性爲二、性知痛癢的“南方宗旨”也是相通的，它們都有將身性分別說的傾向。但就“南方宗旨”以佛性爲常、以不滅的靈覺之性離無常之身而爲解脫的思想而言，卻與神會所主張的佛性“不有不無”、“性不離妄”[20] 等是有差異的。而現存敦煌本《壇經》中雖有法身色身相異的思想[21] ，卻並沒有離卻身心爲解脫的思想，相反，它強調的是應該“見自色身中叁身佛”[22] ，于自色身歸依叁身佛，這顯然與神會思想相近而與“南方宗旨”不合。因此，以“南方宗旨”對《壇經》的改換與神會門下對《壇經》的增刪可能並不完全是一回事。那麼慧忠所見的“南方宗旨”本是否就是神會門下據以改編的本子呢？就現有資料看，有這種可能，但不能下最後定論。[23]
一般認爲，現存的敦煌本《壇經》是法海記錄並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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